2020年的春节我是独自度过的，却从未感到自己与世界如此亲密。当所有人都偏居一隅过着心事重重的生活，时间并不是在流逝，而是被腐蚀了。我怀念喧哗声，我戴着口罩出门，呼出的气打在眼镜上，像是把它融化了。四下无人，破落的店面给人以摇摇欲坠的错觉，我在饥饿地寻找声音，但连猫狗都延续着沉默。那时我忽然拥有了信心，两侧的窗后一定躲闪着观察我的眼睛和停摆的心。
记忆已经不再可靠，记录则失去了信誉。忘却是一场群体瘟疫，为了留下细节，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暗号密封它，阻止它被[统一]撬锁。我仍记得春天时人们时而气势汹汹，想要撕扯旗帜，时而热泪盈眶，信仰坚如磐石，那不是割裂的人群，而是同一个人身上激烈的矛盾，发生在两条新闻的间隔里。人们心如死灰而情感充沛，我注视太久，失去了倾诉的热情，想象力急剧地衰退，或者我是体会到了生活巨大的荒诞，一切都被它演绎过了，我不再添足。
我开始做一些琐碎的事使时间裁剪出形状，买来很多香料来炖肉，香气绸缎一样柔软地飘过，我感到幸福，但食欲并不总是抓人。我画了一些铅笔画，碎屑缓慢地堆积，奇奇怪怪的脸出现了，后来送给女朋友当礼物。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它是一团黏稠的雾，我躲进去，可是浑噩常在，像鱼探出水面，短暂呼吸又潜入水底，那里依然没有声音。
我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人们谈论着数字，使我困惑和麻木，故事才使我动容。有天我领悟，数字只是故事发生了上万次。自我宽慰和麻木健忘成了日用品，我默默关怀着在武汉做护士的朋友，留在湖北考研的朋友，和他们搭话时总涌现出侥幸，继而羞耻。
当网络上的争论日渐凶猛，我变得憎恨那些作家。为什么要迷恋悲壮，为什么一定要把勇气蒙上阴影，把灾难变成颂歌，为什么要赋予文学性。如果他们描述的人是我，我会感到屈辱，生命不是一个论据。我展开了无差别主义的怀疑活动，诋毁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直到失去了介入的欲望，我不再关心了，并致以他们同样的祝福。可是七月，我希望自己握紧污泥。
我问在武汉的朋友是否看过疫情的宣传报道，那些都是真的吗？他说他也是从网上看到的，外面什么样子，自己也不知道。于是我恍然，武汉的[当地人]消失了，他们在空中漂浮。护士朋友则淡漠地回应：没时间看了，太忙。
我平和了思绪，试图理解并欣赏幽默感。残留的记忆如下：室内钓鱼、隔空喊话、姥爷不要我了。起初我认为这种观赏不合时宜，但接受了它之后，我思考着幽默是否作为警示危险的语言，或者我们化身成尊严的人质。我几乎不再懂得什么样的愤怒是合理的，疫情期间的经验告诉我愤怒不该是突兀的，不是掀桌子，它需要沉淀，因为辟谣正在漫无止境地发生，它会使你的愤怒落后。所以一切愤怒都是过期的，甚至是种必须销毁的差错，像4月31日生产的凤梨罐头。
我不再生产，转而浏览他人的愤怒。我记得有武汉人在网上发帖求助，讲述了他被歧视，被驱逐，被流放的经历，他像是裹挟着原罪的不洁之人，四处寻找酒店而被反复拒绝，坐在冬天空荡无人的街道，处在绝望和愤怒之中，在帖子里他说：“难道国家下令杀死我们武汉人吗？”那些稍显凌乱的语言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不被理解、接纳的苦楚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可转念我又鄙弃这种想法，把社会的个体意识建立在对生命的祈求之上，是否又是一种丑恶的浪漫。
半个小时后那篇帖子再也找不到了。就像叮咚一声，面包机里跳出来的是闪耀的新世界。
那是被中二病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劫持的二月，情绪蔓延，我和女朋友无端地争吵。我很想念她，于是去她的家乡见面。飞机上的人们只露出眼睛，充斥着戒备与不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座位靠窗而感到幸运，只为了跨越两个人的身体神经质地警惕。乘务长是我熟悉的同事，她举着体温枪肃杀地走过，瞄准人们的额头，我们没有开口，用手势和36.4℃完成了本次交谈。
飞机升空我仍感到期待，2020年的云层遗世独立地洁白着。在机场里我填满了各种介质的表格，人们的脸混淆了抗争与感恩，总之不太宽容。越出机场的那一刻我看到南昌二月的天空，远处群鸟笔直地冲上云霄，如同陡然升起的狼烟。我摘下口罩，风吹过我被保护的皮肤，不偏不倚地，我想到别处的人们正在死去，自己却为了心事奔波，并在春天里愣了个神。
小城是另一个世界。人们有意地保持距离，却厌恶口罩的闷热，作为一种物证散漫地挂在脸上。政府的告示不体面地靠在墙边，那里严峻的文字被人们虚化了，目光聚焦之处是需要排队的早餐铺。如果我粗心地身处其中，会想一切都没有发生。
可有些事已经发生，并且永远不能改变。疫情使我短暂地灵台清明，热爱生命，珍惜她，陪伴父亲母亲，放下那些眼眸发亮的欲望，但说到底理智可以被驯服，只有情绪是横穿荒原的野兽。疫情稍显颓废，焦虑席卷而来，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每日重复，绕梁不绝。和她控诉彼此，抖擞精神向对方展示谁中刺更多，陷入爱与自我保护的罗生门。深夜我怅惘而憧憬地想，等我们熬过这次疫情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疫情使我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当文件批准每月保证五个工作日，其余时间居家隔离时，我有种[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之感。把喜欢的书重新看了一遍，特意跳过《鼠疫》，生怕不清醒。窗外还是荒芜的，而我终于在阅读《长恨歌》时流下眼泪。
我尝试联系一些朋友，进行很简单的对话：
——在？
——在。
虽然知道疫情之后这种关系会迅速消亡，但彼时却给我安慰。很多信仰化成了废墟，我在努力地捡石头。
三月女朋友来见我，因为晕机和不敢摘下口罩，她一天没有进食，却依然呕吐。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使她苍白虚弱，但笑着奔向我，抱得很用力。我想疫情时代是容不下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必须保持距离，工整地行走，可我们又那样平凡，只是看到想见的人出现了，糊涂得竟敢摘下口罩，冲出队列的两个人。
齿轮究竟是在何时重新运转的呢，五月我回了趟家，家人安然无恙，街上已经没有人戴口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论过去三个月的见闻，像是一场烂柯人的聚会——回忆的分量难以与逝去的时光相匹配。
六月就是六月，六月我一言不发。
疫情没有结束，但人们已经培育出了耐心。我开始游泳，回家的路上买西瓜，也终于拾起了倾诉的欲望。活着的人们毕竟占了大多数，不知是否可以自称幸存者，至少我这样没有留下创伤的人，应该不算。七月我渐渐怀疑，自己误解了二月份时的情绪，那不是愤怒，而是对感官上接受的刺激产生的生理反射，如盐水中的草履虫；那不是思想，而是平静生活的屁，因它是唯一令我发颤的，我便以为它是思想了。
疫情所带来的苦难并没有提高我的自我评价，也没有令我更宽容。我一直认为宽容是罕见的事情，没有好的听众，没有难以释然的情绪，宽容不会形成，宽容是例外，不被大众所持有。当宽容作为社会新闻的主题，当我们遵循这种教育并举行仪式，我们就俯身了，仰视我们的人将不复存在。只有在想这件事时我才会良心发现地难过起来，一些声音消亡了，我什么也没有做。那些阅后即焚的文字，我也不再记得。
年纪小的时候写过一个傻里傻气的故事，讲一个刺客终结了一个王朝，放过了年幼的侍女。侍女心里念着前朝大王的好，觉得刺客的到来是天赐大恨。她在江湖漂泊，人们传颂刺客的事迹，给他增添了许多神话，仿佛前朝大王卑劣如鼠，刺客凛然若神。总之人们爱戴刺客。
侍女解释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前朝大王给我买衣服，给我吃东西，还教我骑马。
人们就打她，对她说：呸！
后来遇见一位温雅的书生，便向他求证。书生说，呸！
侍女灰了心。她不知道墙外的人们不喜欢大王到了这种地步。她努力地生活，结婚，生子，日子还过得去，只有当丈夫一家人咒骂前朝大王时，她才会偷偷掉眼泪。
很多年后江山易主，侍女在前朝都城的青石板路上卖茶。人们这次骂起那个刺客来，侍女心想：他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那个年轻人剑法很高，出手好看得紧，哪有你们说的这般不堪，自小是个病秧子。
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已经老了，斟了一碗茶，坐在破败的石狮子旁，眯起了眼睛。
我后来每想起这个故事，依然不清楚到底讲了个啥，所以觉得格外傻气。如今竟然能感悟出，侍女拥有的既不是真理也不是真相，而是真话。真话不需要国家、官方、意见领袖来盖章，甚至不作道德上的考量，无关知识储备的多寡，它是内向的，不是演讲，而是对自己真诚，当我说真话时，必已战胜了怀疑，而不是从听众处牟取什么，或是以此为工具达成某种目的。
疫情期间，真话是星星之火，真相是天降豪雨，你甚至无法拒绝。有人用真话碰撞真相，使其负伤，矮化为争议，他们心中是有愿望的吧，要比暗杀和管控真话的东西活得更久。可世上应该相信的事太多了，数多少个才轮得着相信自己呢。唉。
可是，我到底应该让那个侍女说的。她不是有儿子吗，说说吧，说那个大王其实很和善。留下点儿有温度的表达，也不枉那些年，她吃了很多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