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富汗难民到美国名校教授,你能从她身上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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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奶
2017.08.21 17:45* 字数 2293

“我叔叔是5000名失踪者中的一个,编号1416。”

上学期,我选了一门名为“美国与中东阴谋论”的课。

听了几节,有点后悔。

作为中国学生,那些美国本土阴谋论我都不熟悉,更别提中东文化了。

每当同学们激烈地讨论自己听闻的各种阴谋论:

比如希拉里的“Pizza Gate”

(“披萨门”:希拉里与披萨店性侵儿童的阴谋论)

比如中东的“毒品藏尸门”

(认为尸体被用作运送毒品的阴谋论)

我都为自己缺乏认知,深感担忧。

Office time,我找到了这门课的NA教授大吐苦水。

抱怨语言障碍。

抱怨学习付出努力得不到回报。

抱怨生活中各种困难。

可NA教授没有像平时那样,给出建议。

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NA教授出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大家庭。

阿富汗人家庭观念很重,喜欢和家人住在一起。

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住在同一个社区。

然而,这也使大家因为战火而流浪各地而分离,更加难以接受。

在她10岁左右,阿富汗局势变得非常动荡。

1978年,她身边不断有朋友失去了父亲、亲人。

有一天,她的叔叔Baqir在出门之后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之后每个亲人都疯了一样地寻找和打探他的消息。

“我发誓我亲眼看到你叔叔被抓去做边境防卫兵了。”一个家族朋友说。

“我有可靠的消息,你叔叔在西伯利亚,还活着。苏联在那里有一个阿富汗人监狱。”一个熟人说。

但是这样的消息太多了,到处都是阴谋论,她和家人只能无力祈祷。

每当有监狱大赦的消息,奶奶就会穿上白袍子,煮一顿节日餐。

然后全家人挤进小车里去监狱。

在灰尘和高温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他的身影和消息。

就这样,等着梦,等着醒,

等他的归来。

后来,欧洲向阿富汗伸出了人道主义援手。

抛开政治因素,NA教授知道她们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地方了。

起初,她们并没有马上决定离开。

万一叔叔还活着呢?

万一他就在监狱中呢?

万一他被释放却没有亲人能来接他呢?

但后来局势越来越恐怖。

家人之间甚至开始互相怀疑,叔叔是被自己人谋杀。

无奈,NA教授随着几个亲人逃离了阿富汗。

在德国,她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难民。

在德国,她们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

因为她们不会德语,英语也很差。

在超市买东西,NA教授的妈妈不会德语。

结账时用磕巴的英语和肢体语言表达,被收营员歧视地嘲笑。

NA教授说,自己听不懂那人具体说了什么,但自己看懂了那不屑的表情。

从那时起,她决心努力改变这一切。

与其抱怨规则,不如让自己强大。

要想在这里生活,首先,必须学会德语。

从一点德语都不会到能够流利表达,听懂德语授课的内容,NA教授只用了6个月。

她不是天才儿童,只是自尊心强烈,为生活所迫。

她在社区学校读书,比谁都努力。

随着语言障碍的消失,NA教授的绩越来越好。

毕竟,对一个随时都可能在睡梦中被炸弹炸死的孩子而言,在德国学习和生活,已是天堂。

所有看起来的幸运,都源自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NA教授被德国汉堡大学录取。

在汉堡大学,她开始学习欧洲语言和中东研究,她想要改变在阿富汗人苦苦挣扎的命运。

后来,NA教授从汉堡毕业,去了剑桥大学,研究跨文化传播。

为了适应英语环境,她又努力克服自己的英语口音。

即使没有人对话,也用英语自言自语地练习。

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

就这样,NA教授相继在3个不同语言的国家完成教育。

如今的她,熟练掌握4种语言:波斯语(母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

也能理解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法语和其他语言。

她告诉我,自己再也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被嘲笑。

奇迹不过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拿到剑桥大学的毕业证后,NA教授在BBC做了几年记者,也写了几本关于阿富汗和中东的书。

但这离她的目标——让更多人了解中东,还差很远。

毕竟,西方媒体始终是站在自身的视角来描述中东。

为了改变,NA教授选择辞职去了UCLA教书,又一次走出了舒适区。

她希望至少自己学生能在课堂上,看到真正的中东世界。

后来,NA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在UCLA当上了教授,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种生活与财富追求无关。

除了安定,更重要的是她能告诉学生中东的真相。

在美国,她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叔叔当年失踪的真相。

在叔叔失踪的35年之后,荷兰当局公布了一份50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1978年至1979年期间失踪的。

她的叔叔也在其中,编号是1416。

在混乱的政局中,某个政权为了推行革命而进行“净化”的证据。

名单中有高校学生,农民,商人,官员,更多的是无业者。

他们大多被按上一个笼统的罪名——“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革命的敌人),然后被秘密杀害。

NA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译:当我为我的叔叔流泪时,我想到了所有被剥夺机会的阿富汗人。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他们一定会继续怀着希望、想象和猜测。妻子们将继续处于没着落的状态,结婚和丧偶。孩子们将成为不被承认的孤儿。父母将继续努力解决未解决的悲伤,这是最糟糕的情绪。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渴望生存,抓紧任何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有着优越生活和留学机会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

从办公室出来,我感觉内心有种醍醐灌顶的畅快,也为最初选课后悔的短视感到惭愧。

NA教授的故事,很传奇也很沉重,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相比NA教授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遭遇,我突然意识到,留学期间的小小挫折真的不算什么。

相比6个月掌握一门全新语言的压力,复习托福雅思真的不算什么。

相比去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当难民,留学的寂寞真不算什么。

相比在战火纷飞中惊险求生,考试周的压力真的不算什么。

有时候,做最艰难的事,才是进步最大的时候。

口语磕巴被歧视,依然能继续勇敢表达,这是语言能力的习得和进步。

被同学舍友排斥,依然能乐观独处,就是独立性的习得和进步。

被Deadline逼的无比焦虑,依然能按时完成所有任务,就是抗压力的习得和进步。

留学生活不一定一帆风顺,但一定苦后回甘。

当你在异国他乡遇到挫折,请记住:

无论人生历经多少磨难,生命中总会有束光,足以穿透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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