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巴黎的Majestic Hotel的午夜晚宴上，斯特拉文斯基、佳吉列夫、毕加索都出席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在。他们“正在摧毁19世纪文学的确定性，就像爱因斯坦使物理学发生革命的那样”。曾经规定着经典物理学、音乐和艺术的机械秩序和牛顿定律已经不再有效。
我有一个强迫症，即必须要在行走的路上带书阅读。这来自于学姐借我看的林达夫妇的《一路走来一路读》。林达夫妇带着一些书，开车漫游美国。书中的美国与现实的美国相互辉映，既拓宽了旅行的视野，也加强了所见与所思的联系。
这一次，我带上路往返澳大利亚珀斯的是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爱因斯坦传》。
主要的阅读都集中在漫长的飞机航程上，而真正开会的期间，由于每天任务重，压力大，却并没有翻过几页。而且，带上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扫完在国内阅读的烂尾——该传记近800页，在国内临行前刚读完上册，迫于强烈的好奇心便带上了下册，想早一点知道爱因斯坦后面的人生。因此，并没有设想爱因斯坦的传记会与我此行有什么样的辉映。
然而，我错了。当我在返程的飞机上，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不觉一份莫名的怅然。
抛开爱因斯坦的传奇人生与伟大贡献不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和精神面貌。正如哈耶克一生就思想的重要性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新思想不仅战胜了此前的思想，而且被我们当代人时时刻刻演绎着。这些思想宣判了牛顿以来的机械的世界观与决定论的信仰的死刑。从那一刻起，人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绝对的时间与空间，人们所信仰的不再是绝对的权力和阶层的差异。人们知道一切都可以理解为是相对的，一切都并非造物的安排。旧有的严格的社会阶层与秩序轰然倒塌，而继续食古不化地遵守旧秩序的人终究会被嘲笑，恰如Parade's End 里的Christopher Tietjens。
于是，想到了那晚和马来西亚小伙和印度尼西亚小伙的聊天。他们均花费不菲的资金来到Perth参加这次亚太模联。印度尼西亚小伙更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攒钱。我问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来参加这次活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了为了经历。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笃定地相信经历的重要性，经历对于青年的我们的日后发展的重要性。而这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所赋予我们的。
同样，以及在会议上，黑色皮肤、黄色皮肤、白色皮肤以及褐色皮肤的人可以齐聚一堂，使用英语平等交流，互相沟通。没有偏见——至少在表面上，没有猜忌——至少在表面上。而这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所赋予我们的。
三位德语思想界的泰斗联手将一切旧有的秩序打破在了我们出生之前。而我们享受的是一个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时代和世界。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我们看到无数我们身边的同龄人不断迈向更高的舞台，无论他们来自于山村还是城市，国外还是国内。人们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甚至足够拼命，终究天道酬勤。
这个年纪的我，以及从未经历过确定性世界的我，还无法做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知道，那个雍容华贵的，文明棍与鸢尾花的，强调文明与秩序的（仅限于西方国家内）的时代，恰如一战前夕英国外交大臣所言：
The lamps are going out all over Europe. We may not see them lit again in our life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