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考虑如何赚钱的科学探索和发现，其影响往往最为深远，而且，这种探索和发现常常将我们引向一个金矿。
你可以向一位科学家 - 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创想家、发明人、或者探索者 - 就他或她的工作提出的最愚蠢的问题是：
“你这项研究的经济价值是什么？”
没有一位了解科学史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理由之一：1888年，经过八年的实验，海因里希·赫兹发现了电磁波。直至六年后赫兹去世，他始终认为这项成果只是理论，并没有实际价值。（在一个不断流传，近似传说的故事里，赫兹对他的学生说，电磁波 “无论如何都没什么用处”。） 后来，也就是在他去世之后，其他一些发明家发现了电磁波在通讯领域的用途，将其更名为“无线电波”，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开创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应用，首先是无线电报，接下来语音广播，双向无线通讯，射电望远镜，雷达，电视，微波炉，通讯卫星，手机，无线频率识别，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蓝牙，Wi-Fi，以及现在的物联网（技术）- 这些都是赫兹成果的产物和衍生品。
理由之二：1924年，戈登·多布森在他家后院发明了一种用于测量大气臭氧的装置。1976年，在部署完全球100个测量点之后，多布森去世了。他的成果帮助我们拯救了整个地球。科学家们发现氯氟烃（CFCs），这种广泛用于冰箱和气雾剂的化学物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地球的臭氧层，致使我们暴露在致命的辐射之下。杜邦，一家已经通过生产和销售氯氟烃获得了几十亿美元收益的化学公司，要求科学界出示“可信赖的证据”以证明这项发现。美国宇航局（NASA）的卫星没能搜索到任何迹象，但是，多布森的一个自1957年就已经部署在南极洲的装置，却探测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洞。氯氟烃的生产终于停止了。现在这个臭氧洞，一度比北美大陆和中国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预计将在2050年后消失。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最愚蠢的问题会让我们停滞不前。2009年，物理学家戴维·卡普兰曾就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举办过一场讲座。在此讲座上，有一位观众公开提问道：
“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经济回报都有哪些？我们怎样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
卡普兰温和的答复声回荡在电影《粒子狂热》（Particle Fever）中：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他提及了无线电的发明...）
这个问题，对于像戴维·卡普兰这样的美国物理学家们来说，想必一定非常痛苦。科学家们在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或者其它类似的新事物的过程中，借助了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与之相反，美国国会却否决了与之对等的相关项目 - 超导超级对撞机，Don Ritter 议员宣称他们更愿意支持那些，他称之为具有以下特点的研究性项目：
“创造那些人们想要购买的东西。”
那些兴致勃勃地参加卡普兰讲座的观众，以及自诩为“科学家国会议员”的 Ritter 先生，都在这个最愚蠢的问题上犯下了关键性错误：混淆了不可预知价值和没有价值这两个概念。历史已经证明，基础科学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最为巨大 - 赫兹和多布森只是其中的两个经典实例。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经济活动自身的原因。科学产生技术，技术产生商品，商品产生价值。科学其实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价值源泉。其二，由于经济总是呈现为一种混沌状态，任何特定技术的绝大多数（市场）结果无法预测。一个例子：水车导致了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而自动织布机又引发了大众时尚文化。
再加上基础科学的关注焦点在于研究“什么是未知”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愚蠢的问题只是对未知事物的不可知结果的不可知价值的探究。在此请注意，这其中仅仅包含了两个“不可知”。第三个，“事物”，只是“未知”。而且未知，不是不可知，其作用就是在于为基础科学的研究提供方向。卡普兰最后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回答：
“基础科学需要在一个无需探求经济回报的层面上开展工作，对此，你应该不断地探究什么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以及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像赫兹、多布森、卡普兰等基础科学家们的工作，只能被好奇心所驱动，而不是被目的所驱动。一个特定好奇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预先获知。发现是好奇心的产物；其它东西，包括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都是其伴随物和附带品。在尚无任何发现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知道一些事情的价值所在。乐趣就是那一道彩虹，而不是对位于彩虹尽头黄金的无限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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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The Dumbest Question You Can Ask a Scientist
- 感谢：Qingniu 帮助审阅和完成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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