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大上海,贪官污吏一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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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遇水
2017.11.22 20:10 字数 3265

灯红酒绿大上海,贪官污吏一手造

山民遇水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奇怪而可怕的现象:贪官时有利民之举,清官反多行秧民之事。这种现象在专制制度下屡见不鲜,并非中国所独有。如果不站在否定旧秩序的立场上,那么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意义的解释,因为贪官们想出的自肥招数,时常比专制政体本身的逻辑更有利于各方。对此帝国除了支吾其词避而不谈,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中国的士大夫们,很难站到这一边来,帝国政体建立在对农民的控制与压榨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自己,则是这一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让官僚们通过腐败获得物质利益,使其效忠体制,是维系这一政体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虽然未必是维系朝代延续的最好办法,但朝代更迭从未从根本上影响过这一体制。因为不肯承认自己实际上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一现实,“为生民立命”一类的口号,更象是一剂自欺欺人的麻醉药。相信这一类宏大口号的人极少,少数真正相信它们的人,则在现实里寸步难行。它们的后果无非使人昏昏欲睡耳。

1842年的《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清廷视通商为耻辱,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那是给纳贡国“孝心”的恩惠。洋人用兵舰和重炮轰开口岸的通商权,天朝上国颜面无存。好几个条约口岸都在拖延不使洋人进城。隶属苏淞太道的小城上海,因不受朝廷重视,却早在1843年便开放给了洋人。苏淞太的正印道台常年虚设,具体事务交给署理或者代理去打理。全国很多地方官皆是如此,正印从不露面,代理管事。为何如此?答案是:“嘿嘿你懂的。”当然是为了卖官咯!卖正印官职面子上多难看?卖个代理、署理、护理什么的,不就好说多了么?

上海虽然通了商,但是发展势头并不算好。中国海关的关员们,在进出关时各种刁难商人,这些刁难的手段,恐怕中国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要么说你这个不合格,要么说你那个没票据,或者在货物的过磅和成色检验上做手脚。洋人们刚开始时摸不着头脑,后来这些“蛮夷”也摸着了中国式门道:那点意思嘛。他们和中国关员们勾兑起来,那点意思给足之后,非但进出关一片顺利,还在货物的数量和价格方面大作手脚,逃避关税。逃税的获利远远胜过行贿的成本,双方都赚得钵满瓢圆。但并非所有的洋人都如此,大部分商人宁肯继续被刁难也不愿行贿,这种非正当竞争会使自己在同行中信誉扫地,影响长久的商业利益。到上海来的商人并不多,而且怨气冲天。上海虽然早早地先于其它口岸开放通商,却并不繁荣。直到1848年吴健彰的到来。

吴健彰系广东香山人,在广东老家被称做“卖鸡爽”,“爽”的意思大概相当于今天说的“经纪人”。想来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靠鸡栏里的生意赚钱捐了个道台。捐来的官,自然要在任上把本钱捞回来。他来到上海不久,马上打上了洋人商人的主意,因为这里并没有太多别的油水可捞。按《南京条约》,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不得离开口岸经商,只能把货物在上海的市场上卖给中国商人。领事有责任约束本国商人遵守条约。吴健彰凭借自己经商的经验,知道外商都指望着深入到离口岸更远的地方去做买卖。于是便与一些外商们串通起来,避开领事耳目,放他们离开上海去做买卖,自己乘机收税。所有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那些信守条约、诚信经营的商人们的利益,领事们多次提出抗议交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都毫无成效。

事态的转机,我们要回过头来说说租界的由来。《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不得在通商口岸购置地产,但允许他们永久租赁一些土地用于居住。租赁地上的外国人和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归领事管辖。英国人在苏州河畔租了一片布满沼泽烂泥滩的无人荒地,修建房舍,并邀请其他所有外国人都来居住。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人数很少,但不久长江流域的难民们为躲避太平天国叛乱,四散逃难。大量难民逃到这片租借地,搭起窝棚过日子,这些难民中既有穷困的流民,也有富户、士绅。租借地上的外国人对他们展开救济行动,帮助他们加固房屋、提供医疗和就业服务。这些举动引得难民们更加纷纷涌入租借地,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是个临时的避难所,更是一个可以长久安身立命之地,租借地中国居民的数量很快远远超过了外国人。难民的涌入也带来了治安、民事纠纷和社区规划等问题,他们发现有事去找洋人调解,比找士绅们公道很多,找官府更是连门都没有。1853年,外国人居留地上的中国人大约只有500人,他们是洋人雇佣的商业和家政雇员。但到了1854年,中国居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舍。难民的涌入给洋人带来了巨大负担,外国领事们找吴健彰,要他解决租借地内华人的犯罪、难民救助、难民社区的规划等诸多事宜。甚至试图和他谈判,把外国人居留地的管辖权退还给中国政府。但吴健彰一概不管不问,这些劳神费力、花钱不讨好的事,他才懒得上心过问呢。

这家伙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知捞钱,领事们与守法商人对吴健彰的不满越来越深。英国领事甚至以拒付关税相威胁,也无法打动吴健彰,而且英国政府也不同意违约,真是拿他毫无办法。但难民们大量涌入苏淞一带,使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发源于两广、福建,随着难民而来的洪门,趁着太平天国的乱局,在上海取得了巨大发展。1853年,洪门会堂之一“小刀会”,趁着天下大乱,在上海发动叛乱,并迅速攻占青浦、嘉定。昏庸的吴健彰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叛乱,坐等毙命的吴健彰在危难关头被美国商人收留,化妆成洋商的随员逃入外国人居留地。小刀会知道洋枪的厉害,甚至还计划夺取上海之后与外国人通商牟利,因此从不主动攻击外国人和租赁地内的中国人,使吴健彰拣得一条性命。

小刀会的叛乱让外国租借地越发人满为患,躲在洋人地盘上的吴健彰,恳请洋人们把租借地上的事务管理起来,代行中国政府的职责。他甚至还提出向洋人借兵,反攻小刀会。洋人们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拿出妥善的办法,保障守法商人们的利益。租借地的洋人们遂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维持会,颁布管理条例,组建警察、规划道路和下水设施、制定房舍修建标准,把在租借地居住中国居民管理起来,俨然一个自治的小型共和国。这便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来由。

公共租界是把中国和西方联结起来的一条关键纽带,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难以评判的意义。在这里,中国人能直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管理制度;而西方人,也藉此了解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性。在它成立之初,对双方来说都仅是一种被视为外国人吃亏,中国人占便宜的权宜之策。相应的交换条件:“如何保证守法商人们的利益?”这一问题,吴健彰提出:既然你们信不过中国海关关员,那么由你们派代表直接接管中国海关,海关的章程制度、人事任免直接由外国代表负责。这一提议早在守法外商里被呼吁了很久,一经抛出,立刻被接受。他眼前最要紧的事务是和洋人借兵对付小刀会,把海关这块肥肉让出,总胜过朝廷怪罪下来掉了脑袋。

洋人们进一步提出:因为关银都在年底统一交付朝廷,在此之前会造成大量的关税款项闲置,不如存入银行,到年底一并取出,能获得不少利息。吴健彰一算,这笔利息在他离任之前,累积高达39万1千英镑!妈呀,这下我老吴彻底发大了啊!到时候只要把本金交给朝廷,利息我老吴“替上海老百姓先收着”,账目上严丝合缝一点破绽没有。果真应了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老吴家上辈子积德,祖坟冒青烟,以后回广东老家,看哪个烂仔还敢再叫我“卖鸡爽”?老子还要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就叫“Mickee.Shawn”,哇哈哈哈!

此后,洋人成立了一支400多人的志愿兵,装备着洋枪大炮,而小刀会在短暂得势之后迅速陷入内讧,在清兵和洋兵双重打击下很快崩溃。洋人接管上海海关后,照章办事一丝不苟,守法商人们云集而来,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中国资本和劳工也飞速向上海云集,与洋商对接。朝廷则因此收获大量关税。捞到好处的清廷先是睁只眼闭只眼,后来,干脆把全国的海关都交给英国人赫德总负责了。

而上海因为公平、透明的关税管理迅速繁荣起来,大上海的幕布就此拉开。

至于吴健彰,洋人税务官并没有把利息银子全部交给他,新海关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洋人以不合法为由,终止向他支付利息银子。不过他仍趁着这段过渡时期,收获了11万8千两以上的海关银(折成库银更多)的外快。如今,他风风光光以道台老爷的身份葬在香山老家,但没有几个人记得他对大上海的功绩。

言念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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