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罚就得有赏，在处理了王全斌等人之后，赵匡胤对征伐后蜀有功的将士们进行了一次大批量的封赏。曹彬、刘光义等人在这次封赏中，也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提拔。可谓是极大的稳定了后蜀驻军的军心。

后蜀的部队安稳了，赵匡胤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二月初一，他转悠了一圈，看了看大宋国的军舰建设情况，又到开封城西的城楼上，观看了禁军骑马射箭的功夫表演。

二月初五，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宋的吏治工作，赵匡胤让薛居正、吕余庆两人，一起担任吏部侍郎。

薛居正和吕余庆的才干、为人，在当时都是扬名朝廷的。二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是参知政事。

实话实说，之前给这两人参知政事的位子，就是为了制衡赵普的专权。

但这两位的性情好像是太宽和了一些，抑制赵普的作用好像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平日里的具体事务上，他们也做不到和赵普的针尖对麦芒。

参知政事类似于副宰相，这职位还不低，也不能丢，得继续干。

让两个副宰相同时去担任吏部侍郎，这吏部侍郎虽然只是三品，但大小也是个一把手，既然是一把手，你让一个人干不就完了，干嘛还得是两个人？

还是制衡！给薛居正、吕余庆更进一步制衡赵普的权力，同时还要保证吏部侍郎的位子上没有一言堂。

呵呵，虽然能够进一步确保大宋皇权的集中性，但大益的事情总是伴着大弊。

三月十五日，赵匡胤深感每日的朝会上，大家的意见都过于泛泛，很难听到真知灼见，能够为他解忧的言臣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在这一天，他下了一道诏令。

要求在职的文官、地方官，每人举荐一名能够担任常参官的人，如果被举荐的人不称职，那么举荐的人也要一同受罚。

举荐是好事情，但一同受罚则是为了避免这些家伙借这个事，安插自己的关系户。

警钟敲在前面，总能避免很多事。

常参官是个什么官？

常参官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每日的朝会上，能够站在皇帝面前发言议事的那些人，称作朝官，也叫常参官。

这个时候的大宋，能够参加每日朝会的官员基本沿袭唐制，大多是五品以上的在京文官。到了宋神宗之后，对常参官的人选才做了一点优化改动，这个我们先不说。

三月十七日，赵普又升官了。

这次加封，赵普既当了尚书左仆射，还兼门下侍郎，同时还是中书门下平章事。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介绍过尚书、门下、中书这三省，也说过大宋中书门下的机构设置，这里也就不再复述。

此时的赵普，真可谓是实实在在的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对赵匡胤而言，对赵普的这次加封，可能更多的有着平衡的考虑。

制衡他的人都变动了，那对赵普的任用不动一动，似乎显得迹象太过明显。

拔苗助长，呵呵，我突然想到这个词。但从历史来看，赵普的结局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算是我一时的多心，大家不要跟着我去思维。

赵普升官的同时，还有一个人也被升了官。

之前代替赵普担任枢密使的李崇矩，被加封为检校太傅。

自此，李崇矩也官至大宋的副国级。

三月二十七日，天象有变。

《宋史》记载了四个字，五星聚奎。

五星聚奎中的五星指的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等五大行星。我们中国的古书上分别称他们为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

五星聚奎中的奎指的是奎宿星，它是中国神话中的二十八星宿之一，位置大概在M31星云，也就是仙女座星系的旁边。

知道了五星聚奎中的五星和奎的含义，那么五星聚奎也就好理解了。

好像是金、木、水、火、土五个星星和这个奎宿星，他们约了个会，聚集到一块了。从地球上观测，我们只能看到奎宿星，看不到其它五个星星了。

实际上，老祖宗早就发现，五星聚奎的现象是因为金、木、水、火、土五星和奎宿星排列成了一条直线，从地球的视角观察，五个星星刚好被奎宿星给挡住了，所以我们才看不到。

因此，这种天象被称作五星聚奎，又叫五星连珠。

五星聚奎的天象没有十分明显的周期性，大概一千年左右能够出现个二三十次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著作《大唐开元占经》一书中讲道：“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利。”

这里要提一下，《大唐开元占经》虽然是成书于唐代的中国古代天文学著作，但它的作者却是古印度籍的一名占星家。

书中的中国指的都是我们今天版图的中原地区，而此时的大宋恰巧位于中原，这五星聚奎也显现在东方。

这是大吉，是大宋国的祥瑞之兆。

五月十七日，赵匡胤搞了一次个人捐赠。

他代表国家给开封城里的贫苦百姓，每人捐赠了一套衣服。

五月二十六日，赵匡胤选王溥作了太子的老师，封他为太子太傅。

六月初一，大宋的上空，天狗把太阳给吃掉了。

日食这事，对宋代的百姓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

宋代的天文学呈井喷式发展，已经能够准确的预测日食的出现，甚至还有一套完备的应对方案。

因此，天狗吃不吃太阳，吃多久才会把太阳吐出来，宋人都是掌握了它的规律的。

其实，关于日食背后的原理，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在汉代时，就已经摸清楚了。

在思想层面的认识上，比如后来的宋神宗曾经说过“敬天不如畏天”。这里的畏天是指崇尚自然的和谐共处，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而并非是盲目愚昧的畏惧上天。

遗憾的是，自宋亡之后，我们对畏天的理解愈发的变为了后者。

甚至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的老百姓竟然还有惧怕日食的心理存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无法去说，但又不得不说，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耻辱，历史进程的悲哀。

去看看清末的民间，再想想祖宗的精神，去对比一下，做些思考。正如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造极之后，又何以衰败至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