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阵子大火的电影《我的姐姐》，观众自备纸巾好像成了常态。
预告片中，主角张子枫演了个独立姐姐，居然还献出“初吻”，让无数自称子枫妹妹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们直呼没想到。
电影题材也围绕中国家庭的痛点之一：二胎家庭、重男轻女。开篇就是晴天霹雳：父母车祸去世，姐姐不得不面临抚养弟弟的人生问题。
是爽剧大女主，还是二代樊胜美，电影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
01.
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怀揣着成为医生的梦想，却从小受到父母的冷落。父母觉得女孩不用多读书，希望她早点赚钱养家，甚至偷偷替她更改了志愿。医生梦碎的安然，被迫在医院当一个实习护士。
为了生儿子，父母让安然假装残疾，以换取生育指标。因为穿裙子会暴露并非残疾，安然会由此遭遇父母的打骂。
诸如此类的事情，对安然已经是家常便饭。
家庭生活里，安然的一切都属于弟弟。父母车祸离世之后，他们的手机里，也没有发现一张安然的照片。
更吊诡的是，就在安然终于成人，能够摆脱家庭的桎梏，打算考研去北京追逐梦想时，父母的离世让她面临新的抉择：要不要照顾弟弟？
整部电影的前半段非常压抑，张子枫男孩般的短发和异常成熟冷漠的表情，在镜头的渲染下，把一个渴望斩断和原生家庭所有关联的姐姐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随着电影的推进，亲人间复杂又纠结的情感，又把轻易建立的恨意和冷漠打碎，重新构建起痛苦、挣扎也温暖的人间真实。
一边是做了20年独生女儿，却从未被正眼瞧过的姐姐。另一边是小了20岁，饱受父母宠爱的弟弟。姐姐对弟弟心怀厌恶，并不难理解。
在养与不养的难题面前，养，是放弃大好未来，被“拖油瓶”束缚未来人生的可能性。不养，是周遭和社会基于伦理道德的谴责。
好不容易快爬出家庭泥潭的姐姐，重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右为难。
这时，另一个姐姐——姑妈出现了。她把所有情感推向关键的转折点。
02.
考上师范大学俄语系，打算出国，却因为弟弟生孩子被妈妈叫回来，替弟弟带孩子。
姑妈这个和安然命运相似的女人，在自己那个时代选择了逆来顺受，迎合所有人的期待，把全部的自我奉献给弟弟，从没有为自己而活。
姑妈的话是：“我是个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一句看似平淡的回答，道尽一生的无奈、自嘲和苦楚。
“长姐如母”的观念，自打姑妈6岁那年撞见父母偷偷给弟弟切西瓜时，就根深蒂固地长在她脑海中。
从此，姐姐的身份就像柜子上套娃，一套就是一辈子。
电影里最让人动容的部分，莫过于姑妈对着套娃说的几句俄语：“你好”“谢谢”“再见”，浓缩了埋葬梦想的过往，也包含一丁点对过去的释怀。
在和自己轨迹相似的安然身上，她看到了“姐姐”的另一种可能。
两个姐姐，在不同时代里的同一类人，用眼泪和争吵表达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厌恶，把这个镶嵌在无数家庭和思想里的社会根结，牵扯出来。
“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啊。”
安然反复强调和坚持的东西背后，站着当下更主流的声音：性别平等，独立为人，自我是第一位的。
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姐姐。
没有人注定要成为别人生命的附属品。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
03.
与放弃弟弟、转手卖房，过上属于自己人生的原型人物对比，电影中的安然抱着弟弟哭泣。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放弃梦想选择妥协，与整部电影渲染的独立自主的基调截然相反，也成为电影最大的争议。
或许是出于对“扶弟魔”的厌恶心理，多数观众都渴望截然相反的结局。
但现实生活往往没有爽文。
安然分手之后，裹着爸爸的皮大衣站在楼顶。那一刻的她，渴望被家庭陪伴，渴望被爱与关注包围。
个人追求和亲情血缘之间，从来不是简单的二选一。
在充满疼痛的家庭关系中长大的孩子，对情感的需求往往更为迫切。
也许，当我们放弃冷眼旁观的立场，将心比心地代入安然的人生，尝试着去理解一下她，就会发现，无论是带着弟弟去北京还是放弃考研留下来，这种低头里固然有妥协，但也有微妙的感情在。
就像灰暗里有种子，封闭里有光亮，很难非黑即白，无法一刀两断。
重男轻女的相关话题总是令人压抑，催人愤怒。为了迎合政治正确，太多影视作品旗帜鲜明地凸显女性地位，打造“独立女性”的形象。
这没有错。
但《我的姐姐》没有急着站队批判。它呈现了更具体也更复杂的面向。
电影没有歌颂姐姐们有多伟大，也并不鼓励为家庭牺牲个人前途的行为。它用姑姑和安然这两个身处不同时代的“中国式姐姐”的形象，来表达女性在传统和前沿之间的沉沦与救赎。
导演殷若昕说：“女性在当代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当伦理的困境和自我需索的困境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我么要提供一种怎样的思考给这些家庭、给父母、给这些孩子、给这些结成兄弟姐妹的人，这是最初的那份初心。”
或许，抛出问题，未必要给答案。
当电影把观众主观上因为害怕和愤怒而感到排斥的内容展现出来，比起看人挑担的斥责与指点，我们更应该想想，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叫做，无论当事人如何选择，都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甚至支持。
没有人能替他人过一生。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复杂，也更令人悲伤。
好在，万物皆有裂痕，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