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慢慢活成一只蜗牛。
背着自己的壳，就以为背负了全世界。每一步都缓缓的爬，要看清路上的每一块瓦砾，要躲过每一个水洼，因为我们总被教育——稳重才是成熟的象征。于是我们像蜗牛一样扛着自己的世界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缓缓地负重前行，我们把这叫做生活。
“可是你把生活说的那么辛苦，你让我害怕了！”
这是伍小六留给曹小强分手宣言里的最刺痛人心的一句话。弹幕里充满了“一切都是钱惹的祸”，“归根结底就是穷”的叹息，我却一点都无法认同。曹小强又一次与爱情擦肩而过，看上去似乎是贫瘠的现实打败了浪漫的理想，但谁又能说明白我们的人生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确保一定会浪漫，一定会幸福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所谓的答案，那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曹小强对自己无法负担伍小六“找一个爱的人，住一个带院子的大房子、生一双儿女、养一条狗”的人生理想的陈述是真挚的甚至不乏冷静、理性，只是当伍小六哭着告诉曹小强自己其实想的很简单，但曹小强描绘的生活图景吓着了自己的时候，我莫名觉得这压根不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从来都抱着坚定质疑的态度，所有的历史都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人们很少谈及自己那些充满主观色彩的对于未来的描绘的能力。就像曹小强对伍小六的坦诚——“我不是那种可以住在带院子的房子里的阶层的人。”这是曹小强对现实的坦诚自述，也是对未来的主观描绘。他在给伍小六描述一个他笃定的未来——自己绝无可能成为能住上带院子房子的人，自己只会在生活里泥沼里上下求索，自己更给不了伍小六要的幸福。曹小强有多冷静，他就有多笃定，他有多笃定，也就有多荒唐。面对同样充满未知的历史和未来，我从来只相信历史一定有误，却坚信自己对未来的判断绝对正确。
我并非要抨击曹小强对未来的描绘是否消极抑或颓丧，只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依据惯性把未来的生活想象成一潭泛不起半点涟漪的死水，而且我们还特别坚信绝不会有任何一阵风会拂过水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长时间浸泡在一种生活里往往会让我们误以为某一种生活就是生活本来的范式，就像蜗牛头上的壳，它可能是沉重的，也可能是温暖的，也可能是安定的，但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常常误解——它是我们一定需要背负而不可或无法卸下的。
伍小六看似幼稚至极的对生活的想法在曹小强那里漏洞百出，可笑至极。但是笑着笑着曹小强身上背负的那个让他觉得“理所当然”而且“安全”的重重的壳愈发地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一边是伍小六阳光、青春、一身轻松地奔跑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一边是曹小强仰头笑笑、一边躲着阳光缓缓爬行，寻找一处合适的阴湿之地准备冬眠。
我不知道曹小强做蜗牛活得如何，我只想说我做蜗牛活得很累。
好友“多巴胺”向来不喜欢我的文章，她说我的文章里充满了苦大仇深，她不喜欢。直到今天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带给我的困扰——我为什么写不出欢乐的文字，我需不需要写那些欢乐的文字，我该怎么写那些欢乐的文字？
我需要吗？需要，至少在听到“可是你把生活说的那么辛苦，你让我害怕了！”这句话时，我觉得自己特别需要，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我可能会吓着的人。成长历程中确实算吃过一些苦，习惯把苦难当成一种生活哲学，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当成一个给我踏实和安定的壳。我也总在有意无意把自己的未来描绘成一个明明充满主观色彩但我却笃定的理性、客观的样子。年薪不过三万时，我没觉得生活一定有多艰难，年薪三十万时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有段时间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一切都是因为钱的问题，如果我有钱了，生活一定不会是眼下的样子，只是我现在真的觉得这跟钱没啥关系，即便是年薪三百万、三千万，我这样的人一定还是甩不掉头上的那层壳。
“多巴胺”是我人生里最特殊的一个朋友。论起身家，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可是你只要稍稍靠近她，就会发现突然全身都发着光。她走在杭州的那些弄堂里，那些弄堂就有了江南风情；她走在一片荒芜的野地里，四野便有颜色；她走在工作的病房里，空气都充满着治愈的味道。我喜欢“多巴胺”这样的朋友。我常常说她像油画里的人，是真正把生活活成诗的人。我对她的情感是羡慕的，是妒忌的，她没有我身上的壳，她头顶上有的只有风和日丽、星辰璀璨，只有川流不息的热烈、满足、五彩斑斓的烟火之气，这样活在红尘里好不痛快。
常常一边在妻子、父母、朋友面前抱怨生活的重压，一边用重压后的收获来满足各种贪心的欲望，一边喝奶、一边骂娘。现在想想当我在绘声绘色描述生活的艰难与不易时，不仅仅吓到那些在乎我的人，更吓到了自己。总是不自觉把身上的那层厚厚的壳抓的更紧，于是爬的更慢了，觉得背上的就是整个世界，那真的太重了。
我当然不是蜗牛，也根本不需要一个壳。三十几岁的我只想努力甩掉背上的壳，做一个温暖、柔软让人快乐的人。
也是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