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三年了才发现，以培养「好学生」为目标的学校教育所呈现的社会真相，简单得多么狭隘；乖乖听话好好学习那些日子，单纯得何其无知。回头想想，我关于现实人生的许多误解，都来自学校教育。
01“分数即正义”
这个现象，对于一线大城市的、或者家庭教育良好地弥补了学校教育的、或者有幸比我晚生了好几年处于更开放时代的孩子来说，可能没那么明显。毕竟，他们在孩提时代能够亲眼看见的可能性比我多得多。
但对于我这样十八线小城的普通家庭孩子来说，“分数即正义”是深深烙印在绝大多数家长、老师和孩子脑海中无需思考辩驳的人生第一真理，是评价一个孩子“好不好”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经历发生在高三第二学期。一开学班主任就根据我们的既往成绩，默默把我们分成：650以上能上清华北大的，600-650能上重点一本的，550-600能上一本的，550以下的……他是没大张旗鼓把名单贴出来啦，他只是把我们的座位，按照他的批次名单分区排列，预计能考进同一分数段的同学坐一起——清晰明了简洁方便，方便到可怕。
刚开始我属于600-650那个批次的，后来理综合卷，物理死活做不完还老出错，经常不及格，不知不觉就变成550-600那一档了。也有其他同学与我同命运。于是老师有事儿没事儿冷嘲热讽：“有的人成绩越来越好，从400多考到500多，还有上升到600多的；有的人呢，成绩越来越差，从600多掉到500多，甚至掉到400多……”偶尔还补一句“你们这心态不行啊！”得，成绩不够好这一“缺点”，再加上一个“心态不佳”的评价。“高考考不好我就人生玩完”的想法算是稳稳立住。
还有大学同学和她弟弟的经历。姐弟两一前一后上了同一所高中，遇见的还是同一个班主任，惨的是弟弟没姐姐学习好。有一次她弟上课跟前桌借铅笔刀被班主任看见，以为他上课聊天不认真听讲，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冲着教室最后一排大喊：“XXX，成绩不好还不认真听，你家的优良基因，是都遗传给你姐了吗？”
同学说离开家上大学后她弟很少给她打电话，就算打，时间也不超过1分钟。但那次她弟嘻嘻哈哈说起被班主任骂的事儿，听起来毫不在乎，却絮絮叨叨说了两个多小时……
这不是被比较被打击被损毁求安慰这么简单，否则一句“把心态放平”就能打发了。“分数即正义”、“考不好我就人生玩完”的想法，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单一、狭隘、偏执的社会认知和事物评判标准。
这种可能已经刻进骨头流进血液的观念，常常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上“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路，以为只有上大学这“唯一正确”的出路，以为某个问题只有“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以为自己“三观正”其他不同意见都要“怒怼拉黑果取关”，不然网上哪来那么多吃相难看的骂战？
这不仅狭隘不仅偏执，而且懒，而且蠢。懒在思考过程，蠢在行为决定。
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02“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为什么分数重要？因为高分才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才能挣钱养家敬老育幼，变成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人”。
什么又是“有用”？老师家长告诉我们说国家和市场需要的是“有用”的，高考考的是有用的，甚至，在我们高中重理轻文的学风下，“理科比文科有用”、“理科生比文科生有用”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这里我并不是要跑到另一个极端，像波特莱尔一样说出“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件可憎的事”这种话，我没那么酷。只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和“分数即正义”一脉相承，使得“有用”这两个字被过度窄化。让我们以为只有那些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积累的技能才有用，才是应该学应该花时间的。
而其他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有用”的东西，如：文学、音乐、漫画、游戏、赛车、足球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玩物丧志”“不务正业”“又成不了专业选手以后会饿死的”——还在上学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天没学点干点“有用”的事儿，偶尔多听了几首歌多读了几本小说多看了几部电影，就觉得浪费了时间生出可悲的罪恶感——可是这些“玩意儿”能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在低谷时得到慰藉，能给我们启发，让我们更了解社会和人，这难道不是他们的有用之处吗？
哪怕是所谓“素质教育”，又有多少学校真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除了分数以外的、作为人的综合素质？更大的目的，恐怕还是要为职场培养“有用人才”，就像制作商品一样——学习要好还不能死读书，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好好发展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吃苦耐劳能力……以便从学校这座工厂出去后能做一个优质至少合格的商品，好在劳动力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学校坐井观天培养出的“有用人才”，职场似乎不大领情……往往还要从零开始重新塑造……
当“有用”被窄化，我们一个个天生不同的人，出厂进社会后要么隐藏了、要么放弃了那些让我们快乐的、“多余的”、“没用的”部分，走上了相似的路，有相似的面部表情，相似的心路历程，相似的“读书考大学找工作奔事业找对象结婚生子”的流程化焦虑。跟人说“梦想”，说“未来”，说“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大概要引来嘲笑，可能被骂“你神经病啊！”如此我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要什么了。
这，也还不是最可怕的。
03与其教孩子分对错，不如教TA看利弊。清醒，才最难得。
韩寒说“孩子才分对错，成人只看利弊。”不，不是这样的。
孩子分什么对错啊！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ta看见一个事物，就只是那个事物，不会加入ta自己的认识和判断。ta对“对错”的判断标准是成人告诉ta的，都是成人塞在ta脑子里的纸条——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ta还没有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用纸条去回答现实的问题。也不会有意识地去反思：“老师家长可能说的不对。”
“好学生”初入职场往往会度过一段痛苦时期，不是因为社会现实与我们想的不同，而是，我们死守着学校教育塞给的单一判断标准的纸条，把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那部分现实，划到了“错误”的一方——而我们还必须得进入这个“错误”，我们不痛苦谁痛苦？
教孩子分对错很方便，告诉ta结论就好了，但却剥夺了ta独立思考、自己作判断的机会；而一点一点提供更多视角、教ta看各方利弊，却可以让ta学着更接近事实真相地、辩证地看问题，人生和社会不是算数题啊！
当然，“让孩子只会用纸条面对问题，没有自己的判断力”这个锅，真要扣在学校或家长身上，他们大概也会觉得无辜。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在《加拉巴格群岛》中提出“巨脑（Big Brains）”概念。它指的不是特定你的、或我的脑子，而是整体的、人类共有的脑子。人类的种种愚行，都是这个巨脑凭空想出、计划、指挥号令出来的。
整个应试教育体系，也像一个巨脑。那些老师、家长、社会机构们，说到底，也不过是在这个巨脑影响下的无意识行动。就像一个蜂巢，所有工蜂不过是在蜂后的意志下行动。大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伤害学生，不管是听话的学生还是叛逆的学生——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把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理念奉为圭臬，自己却全然不知，不仅没有任何反思意识，还要继续宣扬祸害。
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
难道就没有清醒点的人吗？有哇。高中就有个生物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人生很长的，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就会知道，与人生相比，高考算什么。”大学也有近代史老师，不讲教科书不当传话筒，而是呈现其他阵营的观点和事实，提供更多视角。但清醒者太少，对学生的影响哪敌得过巨脑。
我当然也愿意相信，这副巨脑在最初发轫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大概也有一个正当合理且掷地有声的理由，但其造成的伤害性影响，却也是实实在在且不可逆转的。
对个人来说，要降低甚至剥离这种影响，就得进入真实的社会。不断学习了解各种不同可能和意料之外，了解社会的丰富多元，但别急着做出是非对错的单一化评判，别一上来就评论人“三观不正”，放弃对脑子里那些纸条的依赖，逐步养成独立思考独立做决断的能力和习惯，保持清醒。
而这，正是「老司机们」比「好学生们」做得好太多的地方。
朋友曾分享他们公司一个资深政府公关经理的事迹。那天公关经理去拜访某部委领导，见着面正介绍寒暄着呢，领导听明来意突然不由分说朝他大吼：“你，给我滚出去，立刻！马上！”
经理立马“诶！好嘞领导！”说着点头致意捏手捏脚麻溜地就出去了，还给人把门轻轻带上。
大概过了五分钟，听领导屋里没啥动静，经理敲敲门听到“进”后，推门探头笑着说：“领导，我又滚回来了。”
领导都被逗乐了，于是又让经理进去正经聊业务了……
这要是换做我，可能还没走出领导办公室就得哭鼻子，心里还要默念“什么破玩意我不干了……”然而一个政府公关经理来拜访政府领导是为了哭鼻子吗？领导骂公关经理是针对经理个人吗？
「好学生」初入职场，往往分不清什么是对事儿，什么是对人。一遇挫就觉得别人不对或自己不好，觉得别人就是在针对自己，进而模糊实际目标，更想不到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
而「老司机」清楚，这只是工作，而不是「我」，换一个客户经理照骂不误。既然是工作就有工作目标，分清真正重要的原则和利弊，任何能实现目标的方法，都是可能的，别那么快给自己判死刑。这需要社会经验，更需要思考和智慧。
去经历各种不同，学着更全面地分析各方利弊，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要什么，理清自己每走一步都是在做什么——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为了挣钱，还是为了表达自己实现梦想？梦想确实是需要经济支撑的，能把挣钱和梦想结合起来的人是十分幸运的，这像“电影叫好又叫座”一样难得。别人说好或说坏，不管真心违心都受限于个人认知，不一定真好或真坏。清醒，才不会被外在意见左右。
要我说啊，善良啊、正直啊，都算不得什么难得的品质。就像“正确”一样，对于那些普世赞扬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可能并不能广泛适用的判断标准。清醒，才最难得。
大部分时候，“愚蠢的善良”、“无知的正直”，比“清醒的邪恶”危险多了。“他的初衷是好的”是句多么让人无奈惊恐的话。
©空空境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神游笔记，练习在炸裂时代活得通透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