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浓厚的“春秋责备贤者”传统的中国，一个人物无论多么优秀，总能被人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范仲淹，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找到他的缺点来做文章，可以说近乎完美了。
以“三不朽”标准衡量范仲淹
以传统的“三不朽”而论：
在立德方面，他自幼失父，随母改嫁，苦学得仕，复姓、养母；为朝官直言敢谏，为地方官则为民兴利；可谓忠孝皆全。范仲淹生不谋利，死无余财，“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于公于私，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公认。——是其德之立也高。
在立功方面，范仲淹从27岁踏入仕途，37年间共担任过京官20个，地方官35个，最后在青州任上因忙于赈灾而患重病，死在迁官路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套用一句小说家的俗话，他武能安邦：组织了抵御西夏的军事防御体系，扭转了宋朝屡战屡败的局面，迫使西夏停止入侵，与宋议和；文能治国：他担任宰执时，发动庆历新政，这是继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又一次全面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每到一任都有德政惠民，民间立祠达十八处之多。如在兴化县主持兴修的捍海堤，今尚存其遗迹，民受其惠，以至当地多有以范为姓者。——是其功之立也大。
在立言方面，范仲淹成就也不凡。其为一代文学大家自不必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范仲淹亦不愧为一大家。——是其言之立也重。
在立言方面，范仲淹文学成就为人所熟知，他的《岳阳楼记》，他的《渔家傲·秋思》，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常人不知他另一方面的成就：一代大儒，宋学开山
但他在学术史上的成就，往往不为人知。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范仲淹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功绩。
儒学发展到宋朝，产生了一个转折点——宋学。宋学是儒家发展的一个繁荣阶段，理学、心学等各家都包括在内。在宋学兴起的过程中，范仲淹扮演了一个“历史推手”的角色。
其一，他以体制的力量推动宋学的兴起。学校与科举是宋学兴起的重要因素，而范仲淹对学校和科举制度都向着有利于宋学发展的方向施以过改进。范仲淹平生极为重视教育兴学。天圣四年，他母亲去世，他丁忧守制三年。守母丧期间，他受晏殊之邀，主持早年曾就读的应天书院（又称睢阳学舍或南都学舍，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
“仲淹常宿学中，督训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这说明他对教育有着较深切的实践经验。他在地方官任上，以兴学为急务，如在睦州（1034年）、苏州（1035年）、饶州（1037年）、润州（1039年）、越州（1040年）、邠州（1045年）等地，都有兴学之举。宋代有四次兴学运动，第一次是天圣、景祐年间，是各地方政府自发的兴学运动，第二次是庆历、嘉祐年间，朝廷下诏令天下州县都立学，使得教育机构全面普及。天圣、景祐的兴学运动中，范仲淹是一个身体力行者。而庆历兴学，则是他登高一呼的功效了。
庆历兴学运动的另一项措施是建立太学。宋代国子监本有国子学，是教学机构。但它只面向高级官员子弟招生，学生很少，教师也由出身传统的科举得第者出任，在社会上影响很小。庆历新政期间，诏立太学，面向底层官员及庶人子弟招生，生源大为扩大。教学方法也得到改进：
“庆历四年，…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
而后石介、孙复、胡瑗、李觏等人先后经他推荐到太学出任教官（直讲）。这几个人在经学上的立场，都主张义理之学的，他们在最高学府执教，对于学风改变之力可想而知了。
其二，为宋学兴起准备了一批人才。范仲淹一生“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举荐贤人不遗余力。而且范颇有识人之明。他举荐的武将，如狄青、种世衡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将；而他拒不推荐石介担任台谏，其后石介的表现果然如他所言。他对致力于学问的人才关注更多，宋学早期人物多曾受过他的影响，如李觏、欧阳修、孙复、胡瑗、石介、张载、王安石等，或游其门下，或曾受其荐引、鼓励。范仲淹实为当时文坛领袖。李白求见韩朝宗，有“生不愿封万户侯，只愿一识韩荆州”的名句。用之于韩朝宗，实属夸张；若以之况范仲淹，则恰如其分。
其三，从学术思想来讲，范仲淹本人即是宋学之重镇。范仲淹自幼苦读，治学本诸《六经》，以义理见长。据《宋史》载：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
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实务，他没有太多撰述。但为数不多的篇章，已经足以开启一代学风了。范仲淹治学最重《易》，其次是《春秋》。史称范仲淹长于《易》，其来有自，非妄言也。范仲淹有“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之句，说明他以《易》作为个人修养之助。在他的各类文章中，援《易》之处比比皆是。
他对《易》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体现在《易义》、《四德说》、《易兼三材赋》、《制器尚象赋》、《穷神知化赋》、《蒙以养正赋》等篇目中。
他涉猎又广，于释、老皆有很深的造诣，与佛、老、隐逸之士的交游颇多，是以他虽崇儒，排释、老则不如后来者那么激烈。
钱穆先生指出：
“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为宋学开山，乃或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
钱先生以胡瑗和范仲淹并列为宋学渊源，否定周敦颐为宋学开山，已发前人之未覆。若从以上所列诸项综合考之，则惟有范仲淹才当得起宋学开山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