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讲孔孟》下

上次讲到了孔子的第六个态度,叫反宗教。其实四、五、六这三个态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为什么看自己、看当下和反宗教会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呢?


我们在讲《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时候提到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会草菅人命?为什么人们可以对身边所发生的各种苦难视而不见?因为人们追求未来,人们要的是一个承诺的未来世界,所以我下辈子好一点,我这辈子早点死,其实也没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不看当下,不看自己,不看现在的时候,他甚至连人都可以忽略,他要的是那份远处的承诺。


所以孔子想倡导一个人看自己。“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劝导一个人看自己,看当下,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然后“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割裂开,不要说这个叫作现在,那个叫作未来,然后为了未来,我要牺牲现在。这种想法会给你带来特别多的痛苦,你就没法始终保持“仁”和“乐”的状态。


所以孔子并不是反对你去信宗教或者怎么样,他对于这些人“敬而远之”,就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夫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很在意那些祭奠的礼仪,他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自己现在的一个最好的修炼,但是孔子不会把《论语》里面这些他所倡导的东西发扬成一个宗教,让自己成为一个教主,然后许诺你,信他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的这么一个逻辑,他不会。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儿,是反宗教的部分。


第七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四毋”。什么叫“四毋”?就是“子绝四”,孔子的学生讲,孔子有四件事是从来不做的。哪四件事呢?叫作“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个地方我们的字幕就很重要,一定要把字幕打对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四件事为什么很重要?“毋意”,别瞎猜。我们普通人生活中很多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自己会莫名地觉得,他今天看我的眼神不对,我认为他对我肯定是有意见,所以会推测。


我们在讲领导力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叫作“推理阶梯”。什么叫“推理阶梯”呢?我会给大家看一幅画,然后这幅画上的鱼缸打翻了,然后一条鱼死在底下了,然后这个小男孩趴在桌子上,小女孩在那边哭,妈妈抱着小女孩在哄,然后保姆在拖地,风把窗子吹开了。这时候我就会问底下的同学,我说,大家看一看,是谁害死了这条鱼?


然后很多人说,是风吹的,风把窗帘吹开了。还有人说是小男孩淘气,有人说是小女孩,为什么?因为她哭,肯定是她弄的。有人说,不对,是保姆,这保姆拖地不小心碰的,因为她在拖地。所以每个人给出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我就很认真地问大家,到底是什么?告诉我答案是哪个,是谁害死的?他们还是说风、小女孩什么的。


然后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这只是一幅画,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我们找了一个画家画出来的一幅画,大家理智一点,连照片都不是,这是一幅画。


那么为什么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呢?这个行为就叫作推理。大家说,推理不对吗?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推理,比如名侦探柯南不就是靠推理吗?还有福尔摩斯、狄仁杰,全是靠推理活着的。是,没错,很多人是靠推理活着,人类失去推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呢?推理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但这时候我就会问大家,我说,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被别人推理过?然后大家纷纷点头说,有有有。我说,有没有比较惨痛的?他们说,有很惨痛的,被我爸胖揍了一顿,实际上跟我没关系。过去三十年了,这事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当时你是什么感觉?委屈,痛苦,生气,恨。当一个人被人推理的时候,会有这么多强烈的情绪。小孩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委屈,小孩子如果偷东西,你揍他,他其实哭得没那么难过,但他没偷东西,你揍他,他就受不了,因为并不是他干的,是别人干的,这时候他会特别委屈。


那么这时候我又问下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推理过别人呢?这时候我们的课堂上就沉默了,然后很多学生就开始点头说,感受到了。我们有没有因为推理别人,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的?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所以“毋意”是第一条,别瞎猜。


孔子在绝粮于陈蔡的时候,那么多徒弟都是大男人,大家轮流做饭。然后粮本来就不多了,就没什么米了,后来就有人过来跟孔子汇报,我看见颜回偷吃,一边煮饭一边偷吃。孔子说,不可能,颜回不可能偷吃,这人的品性咱们知道,“三月不违仁”,他不可能偷吃。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我看见颜回偷吃了。不可能,瞎说。过了一会儿,子路来了,子路说,真的偷吃了,我看见了。孔子这时候有点信了。


然后过了会儿,颜回进来盛饭,他把颜回叫过来说,回,你今天偷吃了吗?颜回说,没有。那怎么大家都说你偷吃呢?是这样的,煮饭的时候,有一些米掉在外面了,然后他就把掉在地上的米拿起来吃掉了,然后今天这个饭就不吃了。颜回把没煮熟的饭不小心掉在地上了,就当作那天的主食给吃掉了,被别人看到了,说颜回偷吃。你看到了吗?臆测有多么可怕,臆测会让颜回变成一个偷嘴的小孩。


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臆测。昨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咱们有一个会员,是一个中国众筹女王,做众筹发售做得最厉害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她在网上说,她昨天回到家,看到她儿子,叫当当,小男孩很小,大概三四岁,手工做了一个小王八,她觉得挺好玩,挺好看的。


结果拿起来一看,发现那个王八身上全都写着他妈妈的名字,王八的各个角落都写着他妈妈的名字。然后咱们这会员说,这孩子真不像话,这么小就会骂人了,然后就把当当找过来训他说,你怎么在王八上写妈妈名字呢?然后当当就很委屈,快哭了,说我想把它做礼物送给妈妈,我不要送给爸爸,我专门留给妈妈的,所以在上面写上妈妈的名字。


你看孩子的心多么简单、善良、纯真,但是臆测是多么可怕。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脑海当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想法,就开始为自己委屈,为自己难过,然后生气,这个世界就乱了。这个世界真的会存在大量的烦恼,这个我们不能放开了讲,放开来讲简直太多了,你把所有的新闻拿出来看,这里边臆测的部分都会特别多。


当然,不是说大家没有质疑和臆测的权利,这个是有的,但是不要用这种臆测给自己带来特别多的烦恼。在没有出事实结果之前,在我们没有得到结论以前,我们不需要调动自己那么多的情绪。调动情绪就意味着找,调动情绪就意味着你不在当下了,你脱离了“仁”的那个状态。所以认真地回到此刻当下的状态,这就叫“仁”,而且你可以做到“毋意”,不要猜测。


第二个叫“毋必”,没有什么是必须怎么着的。所以很多人说“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在孔子那儿代表着非常低的修为。孔子说,这是不错的小人,一个小人,人品还不错,他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自己根本就不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为什么呢?因为事情是变化的,你为什么必须怎么怎么样呢?你为什么不能够通权达变呢?所以通权达变其实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就是他能够根据此刻的状态来调整,他到底该怎么做。


因此你读《孟子》就会发现,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古人的话把我们折腾疯了,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以孟子对孔子的理解是对的。


当然,“毋必”还不光是这一层意思。有很多人有强人的意志,你知道伟人和独裁者的区别是什么吗?这个特别有意思,伟人做事的方法叫作“我必须,所以我能够”,独裁者叫作“我能够,所以我必须”。这两个词这么一换,你就发现希特勒和圣雄甘地就跃然纸上了。


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圣人说,我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地做到,“尽人事,听天命”,他朝着那个目标去不断地努力。而一个独裁者说,因为我手中有这个权力,所以我必须得这样做,这事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因为我说了算,这是强权政治。所以“毋必”也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事原则。


什么叫“毋固”?不要固执己见。这样的人有很多。比如你跟北京的出租司机聊天,你就会发现,你想说服他转变一个观念是很难的。我有时候跟出租司机聊天,我就劝他们,我说,你们也可以开滴滴,你们干吗非得要弄这个?他不开那玩意,没意思,挣不着钱,我告诉你,你跟人家都不认识,人家不给你派活。他认为他跟那些指挥部的人不认识,没人给他派活,他根本不愿意去了解那些新生事物,固执己见。


而孔夫子他是一个会经常调整学习,经常改变和进步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叫澹台灭明,长得很难看,孔夫子就一直瞧不上他,觉得这人长得太难看了,不像个好人。但是后来他发现澹台灭明是一个很棒的人,做了很多的事,然后孔夫子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承认说,“人不可貌相”,对这个人,你真的不能够从表面上来看他,在这件事上我是看错了。


孔子见老子,老子就骂孔子说,你“去子之骄气”,把你身上的那些傲慢的情绪都拿掉。结果孔子出来以后,浑身大汗,他没有大骂老子,他说,鸟兽我可以拿网子捕它,鱼我可以拿杆钓它,但是老子“其犹龙耶”,这个人是龙,你根本抓不到他,这人太厉害了。对于在某一些方面比他强的人,他都能够真心去学习,这是“毋固”的状态。


这一点延伸出去讲,跟我们每个人的幸福都有关系。为什么呢?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已经失去了幸福的能力。什么原因?哈佛大学的教授做过一个研究,人们的幸福感跟什么相关?我们读书会的老会员应该都知道,跟好奇心相关。你心中拥有着好奇心,你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心,你想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哪些可以学习、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的生活才有进步的空间,你才会感受到幸福。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幸福?他好奇,觉得什么事都好玩。


但是当一个人觉得什么事他都知道,这事你不用跟他说,他全知道,这时候他的痛苦就在不断地累积。因为他人生当中没有新的进展,他只能够用固有的那些资源去应对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他的苦难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持续学习和改变,就是“毋固”的思想。


最后一条叫“毋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做任何事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根本感受不到别人看这个问题的感觉。我们在领导力的课上经常会做这样一个游戏:大家看我这样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顺时针吧,这样看上去是顺时针,10点、12点、1点,顺时针,但是当你转下来以后,你们可以跟着我转一下,转到这儿,然后把头伸出去看,逆时针了。所以这个转本身有没有变化?这个转本身没有变化,转的方向根本没有变,只不过是我看它的角度怎么样?变了。第一次从下往上看,第二次从上往下看,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发生矛盾,意见不合,根本不是这件事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


所以想想看,我们有时候跟孩子发生矛盾是因为什么?孩子就希望能够多玩一会儿,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少玩一会儿。但是当我们是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多么希望爸爸今天晚点回家,让我再多玩一会儿?所以是角度问题而已。我们跟员工发生矛盾,我们跟客户发生矛盾,都是角度问题。所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也不多,我希望大家记下来,因为这八个字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修养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给大家看一段原话。在第72页,梁先生说,我们如何会出了那个恰好,所谓恰好就是“仁”的那个状态。而过或不及就是有了“意必固我”的缘故,“意必固我”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里面的。这是一个要求,有要求便是私。我们的生活,前面已谈过,要是恰在生命之理上走,则是仁的生活,所有的毛病都由于违仁而来。但何时失了规则而违仁,则完全出于“意、必、固、我”。


就是一旦你有了“意、必、固、我”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失掉了生活原本所应该有的节奏,失掉了活泼的、生命畅达的那种活在当下的快乐,没有了生机,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痛苦就不断出现。因此减少“意、必、固、我”,其实是一个为自己好的做法。这是孔子的第七个态度。


第八个叫作“非功利”。“非功利”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任何事,说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事的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这个事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小人喻于利”,小人说任何事的时候,是因为做这事有五百块钱,做这事能挣钱。


我们在创业,做了这么多项目以后,我慢慢地也会发现,我们纯粹是奔着挣钱这个初心出发做的一些事,到最后基本都做不大,基本上都只是做一点小买卖,然后能够养家糊口或者怎么样就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创业者在做这个事的过程当中也不快乐,他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喻于利”,他整天想的都是钱的问题。


扎克伯格那次来清华演讲的时候,说了一个事,我觉得跟孔子说的这个特别接近。他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一个人创业竟然不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你创业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话,这叫“喻于义”,这事就变得特别有意思。


这就是有这么多人跟我们一起做读书会的原因,我们的很多分会,大家甚至有可能还没赚钱,但是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觉得我们很有希望。为什么?他能够看到一个人发生了改变,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做得是有意义的,是很棒的一件事。这叫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那么为什么“喻于利”,人们就会觉得痛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梁先生把这事讲透了,我以前真的没想到这一层。梁先生讲到墨子,他说,你拿墨子跟孔子来对比,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墨子这个人极度理性,他永远强调有没有好处。比如墨子就问,为什么要“为乐”?咱们没事干为什么要听音乐呢?要用礼乐来教人,要弄乐干什么?大家说,礼乐是需要。墨子说,不对。我问你为什么要有房子,你会怎么回答我?你会说,有房子可以住。这就是我问你为什么要有房子,你给我的正确答案,因为它可以住。但是我问你为什么要有乐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乐,乐对人有什么好处呢?被问的人答不上来,说不知道,这事都不用做。所以墨子讲任何事都说要有一个用。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孟子的那个时代盛行起来了。孟子跟孔子相差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时代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在孟子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天下不归于杨朱,便归于墨子”。杨朱和墨子这两派是特别盛行的,杨朱的原理最根本的话叫“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每个人都只要利己就够了,每个人不要去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每个人管好自己,其实跟现在经济学里“看不见的手”是蛮接近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然后墨子兼爱,墨子认为别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然后摩顶放踵,一天到晚到处帮忙,兼爱、非攻,帮着你守城,你只要打仗,我让你别打,你打仗,我守着,你看你死多少人,然后整天用自己门人的生命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天下信奉这两个人的人特别多,没有人相信儒教,所以孟子就跑出来骂他们,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孟子的大气魄。孟子骂这两个人,也就是说孟子其实是很善于炒作的一个人,他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来骂这两个大家的话,他就没法被人重视。儒家在那个时候就逐渐地销声匿迹了,但是当孟子用大丈夫的气概出来振臂一呼,骂这两派的时候,人们开始重视他的言论。所以孟子是亚圣,他跟孔子虽然之间隔了两三代,但他紧跟着成为亚圣。


我过去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骂杨朱和墨子,因为这两个人都有道理。梁先生在这本书里把它讲明白了。他说,墨子和杨朱这样的人说一切东西都要讲究利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他们把这个世界分割开了。什么叫分割开了?你盖房子是为了住,那么在你没住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累?你一直累,房子还没盖好,真是累死你了。因为你心中只想着,盖好以后你要住。那万一盖好以后还没住,还漏水,那你就更生气了。


所以当你把这个世界分割成两段,把一个本来是浑然一体的美好人生分割成了受苦和享福的时候,你就在不断地受苦,然后你追求一点点享福,然后再不断地受苦,你要的是那个利。他们把人心真的搞乱了,他们让所有人失去了幸福的可能性,就是你永远做任何事都讲究利,你说这事有没有什么好处。当你问这事有什么好处的时候,这件事本身的乐趣就没了,这件事本身没有利了,它没有乐趣了,这个事就变成了苦难,因为你一定是为了后边那个利。


所以我一下子被这句话击中了。我说,梁先生真是厉害,这位大儒把这书看透了。看来看去,我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讲的这两段合在一起,核心就是,人生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原本的,是不是活泼的,是不是当下的。你有了这些原本的、活泼的、当下的、完整的人生,就不需要向外去找,你盖房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盖房子的乐趣,这多有意思。所以一个穷人才能够安贫乐道,一个富人才能够好学知理。


这就是孔子所倡导的美好人生。而被杨朱和墨子这样的人讲完以后,就变成了这有什么用,没用就别干,我们只能干那些有用的东西。尽管墨子的“兼爱”“非攻”真的为很多人做了特别多的贡献,但他们从哲学的高度上,让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痛苦。然后出现了像李斯和韩非这样的人,把这个社会变成了完全靠刑法来约束的社会,动不动就砍头,动不动就剁脚,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世界。我们过去经常讲“人心不古”,我认为“人心不古”的分界线就在这儿,人心不古的分界线就是,是不是事事皆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第一句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就是《孟子》最开头的一段。然后孟子就很不耐烦,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你一张口就说利,你这人真没劲,孟子也不客气。


后来很多人就说,孟子,你也很奇怪,你说利就利,利国利民也是利,你说大利和小利不就完了吗?不,我认为孟子的坚持是对的,就是当梁惠王一张口就说利的时候,其实他是深刻地受到了杨朱和墨子的影响的,他都想说这事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孔夫子在第八个态度里边坚决反对的,叫“非功利”。


“放于利而行,则多怨”,做任何事永远都只做绩效考评,是不对的。很多人在写文章,就说绩效主义害了索尼,就是大量的公司不讲情怀,不讲未来,也不讲改变世界,只讲绩效主义,然后用绩效主义不断地考评员工,最后使得大量的员工越干越没劲,越干越机械化,干来干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人还是个机器,所以最后越来越没意思。因此你要知道,当一个人整天被利益诱惑的时候,其实他是没劲的。


我们在之前讲过很多这样的心理学实验。两组小孩做拼图,然后一组小孩就单纯地做,没啥奖励,另一组的小孩拼出一副,就给他一块钱。到点了,说现在咱们结束了,下课了。一说下课以后,给钱的那组小孩立刻就走了。为什么?下课了,不能挣钱了,就走了。这组玩拼图的小孩会接着玩,为什么?因为拼图很好玩,这事本来有个乐趣在里边。


咱们之前讲过的教孩子的事也一样。还记得我们讲《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里边说的,不要用贿赂型的方法对待孩子吗?“放于利而行,则多怨”,就是不要整天跟孩子讲这事的好处,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你考得好,爸爸就带你去旅游,这都是不对的。我和嘟嘟就讲过,在咱们家,学任何事学得好都没有奖励。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学习本身就是最大的奖励,他知道学习本身的快乐。


他前两天考了个双百,很高兴。他说,爸爸,我考了个双百,我向全家宣布。但是他不会说,爸爸,你奖励我一个什么,不需要。我说,你体会到考试成绩好的开心了吗?他说体会到了,很开心。他知道自己在不断地努力进步,他还说他咸鱼翻身,为什么?因为他之前考了几次98,他这次考了100,觉得咸鱼翻身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给他更高的要求,只要他能够感受到学习本身的快乐就好,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孔夫子是教育家,我觉得,你把这本书读完,比我们简单地读一下《论语》的收获大很多,因为这是一个真明白人,把它讲清楚了,它的核心是高级的,它不是低俗的。


所以给大家念一段原文:“功利派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当下生活的生趣,没有情趣。天下最危险的事就是怕人没有生趣。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生趣,便要闹大乱子,社会就要掀动。让人丧失生趣的就是算账,就是功利的态度。人好的行为,通统是从乐的心里出来。”


重要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社会新闻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一个突然爆发的人,他突然开车去撞人了,他突然拿刀砍人了。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真的压力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天天都在算账,就是生活进行不下去了。


但实际上,比如我们看到拆迁砍人的哥们,后来被击毙了,我觉得其实特别惨痛。这个人在听说自己的家被拆迁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还会有一些喜悦的,他会觉得要发财了,因为拆迁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但是为什么发财的机会最后酿成了惨祸,连命都不要了?他明明应该知道没有命,给再多钱都是没用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放于利而行,则多怨”。如果一个人生活当中永远就只算计,从何说起?得从我们的教育说起。说真的,我们从小到大给孩子们的教育就是算计,就是不停地算分,不停地算名次,不停地算学期,然后家长跟孩子们在那儿精算,说奥数能加分,钢琴能加分,不加分的不要学。


甚至有个哥们跟我讲,在北京,要想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非常重要的是别学钢琴。我说,为啥?他说,学钢琴的孩子太多了,进学校的时候竞争很激烈,你得学点偏门的。比如学个三角铁,这边没人学,这个学校里边要组建一个乐队,它就需要一个三角铁的,没有,你学过,你就能够进去,所以学这种。所有的老师、家长、孩子在一块儿算的都不是这个事本身有没有乐趣,这事好玩不好玩,孩子愿不愿意学,而是说这事能不能让孩子上重点,能不能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这叫“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我一定要强调这句话。


所以希望我们读书会的朋友们能够稍微拯救一下自己。你说拆迁多给点钱,少给点钱,是不是都能够生活?现在很多人的确生活很困难,那你跟解放前比一比,你跟那些吃不上饭的人比一比,咱们总能吃上饭吧?所以我们是能够好好生活的。但是我们认为自己被逼得不能够生活,为什么?因为你总在跟别人比较,你总在想未来的事,你总在想万一哪天怎么样怎么办,你的心根本不在当下,不在自己,所以你找不到此刻的喜悦,这就是问题。所以只能说,这书真的写得太好了。


孔子的第九个态度叫“非刑罚”。“非刑罚”里边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叫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个话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你用刑罚来要求这个社会,老百姓能够做到什么呢?我不犯法,行了吧?我只要不犯法,那我该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他无耻,他没有自己对自己内在的要求,这就是用刑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弊端。


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些人就“有耻且格”,他知道很多事是不能做的。有时候出去旅游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国家的现状是,你能够做到“民免而无耻”实际上都已经挺不容易的,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人都处在犯罪的边缘,就是不行,我就犯罪了,我就跟他拼了,我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很多人处在这样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


但是你如果去一些蛮好的发达国家,你会发现所有的人不是靠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是靠道德在约束自己。我在日本感受到最大的一个教训,我都会觉得有点汗颜,就是在银座那边有出租车,日本的出租车门都是自动打开的,然后你随时可以上出租车就走。但是我们的导游告诉我说,咱们最好不要去坐那个出租车。我说,为什么?难道他们还拒载吗?你看,咱们的思想就是首先问他是不是要拒载,我是不是可以投诉他。


不是,导游说,没有人会拒载,只要你上车,他肯定会拉你走。但问题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地方排队至少要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排三四个小时才能够拉到一单活,所以他们就特别希望有人上车以后能够拉一单远的,能够跑回家把这一千块钱挣回来。这一天挣一千人民币,这一趟活就够了。如果咱们现在上他的车,也就走个几公里,他就能挣个几十块钱,回来再排这个队,这一天就过去了,所以他这一天肯定是挣不着钱了。因此,咱们不要坐这车。


我说,你这境界这么高啊。他说,他这不是我的境界,所有人都这样。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看,真的来来往往很多人站在路边打车,就是你要走得近的人你就站在路边打车,你就拦那些路上跑的车,因为他没有排队,拦着他,多近他也送。但是凡是要上这个车的,就一定是拿着包下了班,急匆匆地要回家的这种人,他才会打一个车走得远。他说,这个在日本是惯例,这是通则。各位,这不是法律,这跟法律没关系,这是道德,这是礼法,每个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有没有给别人添麻烦。


在梁先生那个时代,其实中国也是强调法治的。你想,民国的时候是宗法社会,我们靠的是宗族制度在管理,然后开始讲究法律,所以很多人很崇拜法律。但是梁先生说,通过法律来管理这个国家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一个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靠法律来管理的话,这个国家高明不到哪儿去。他说,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但这个阶段如果过去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阶段,大家不是靠法律来约束自己的。作为一个正常人,犯法对你来说是想都不能想的事,远着呐,你根本不可能犯法,你所想的是我这事道德不道德,能把这事做到,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所以他讲,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账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他所说的“如彼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中国人之风。


日本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很简单,从中国来的,是他们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这些礼让、不好意思、怕打扰别人的想法都是我们中国人所固有的东西,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之风。只不过我们这么多年没了,我们把它消耗殆尽了,替换而来的是“放于利而行”,然后“放于刑罚而行”,我们完全靠刑罚。


当然,依法治国我是完全赞同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要多讲点规则。胡适就说,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在喊道德,不讲规则,这个社会会更加下流无耻。而如果一个混乱的社会能够多讲规则,少讲道德,这个社会可能会更好。胡适先生和梁漱溟先生本来意见就不和,他们俩很多观点不一致,书里边经常会提到胡适讲得不对。胡适说这话也有道理,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很高调地说道德,很有可能会越来越乱,要讲法律、讲规则,这是没错的。


但是梁先生讲的是一个未来的理想,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能够熬过法治这一段,我们把法治这一段做好了,大家有了法治观念了,那我们下一步能不能建设一个道德社会?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些读书人首先对自己要求要稍微高一点?就是不要整天想着只要不犯法我就可以做,然后我想着这事有没有给别人造成伤害,这事能不能够更有道德地体现。所以这是第九个态度,叫作”非刑罚“,孔子不希望我们做任何事都通过刑罚的方法来解决。


第十个就是礼乐。礼是什么?礼是人情的自然要求。比如中国古代说婚丧嫁娶,我们大家要给点钱,为什么要给点钱呢?是因为古代的劳动人民们根本没有闲钱,他们都是种地的,地里打下来粮食都是吃喝用的,换不来什么钱。所以一旦要婚丧嫁娶,这家就捉襟见肘,就没钱了。这时候街坊四邻都来给钱,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也不多,凑个份子,大家把这钱弄起来,婚丧嫁娶的事就能过去。这就是我们过去送礼的一个原因。


结果过犹不及,到最后我们一送送五万,一送送十万,然后把这哥们送到监狱里边去了,这事都过分了。所以孔子讲“礼”,他也认为这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是真情,你发自真性情所出来的礼就是真的礼,而如果这个真性情都被扭曲了,这个礼就是假的。


《论语》当中有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叶公问孔子,叶公就是我们看叶公那个叶字,古代念叶,他问孔子,在我们那儿,“其父攘羊”,就是一个爸爸偷了别人的羊,然后“其子证之”,就是他的儿子来作证,说他证明他爸爸偷了别人的羊,然后他爸爸被判了,这叫作“直”,在我们那个乡里边,这种行为叫作“直”。


孔子笑了笑,孔子说,我们那儿不一样,说我们“其父攘羊”,就是他爸爸偷羊,他把这个叫作“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就是儿子替爸爸隐瞒,爸爸替儿子隐瞒,“直在其中矣”,这里边这才叫作“直”。什么叫“直”?你明明不想证明你爸爸犯罪,你还要站出来证明你爸爸犯罪,这是“不直”,你自己扭曲了你的人性。


所以现在的新刑法有了一个改动,就是直系亲属没有证明对方犯罪的义务。你不能要求直系亲属出来证明他的家里人犯罪,这是符合人伦的,这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意思。所以孔子讲的“礼”基本上都是合适的“礼”。


那后来为什么说“宗法杀人”?礼变得越来越多,真的是越做越扭曲了,有很多很正常的事到最后都可能会变得扭曲。从孔子这儿传了这么多年,就被很多人不断增加了很多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工具而已。


而孔子自己曾经讲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就是如果一个人满面谄媚,巧言令色,“足恭”就是恭敬的程度令人发指,让人没法接受,他说,这事左丘明,就是写《左传》的那个人觉得不像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也觉得不像话。


所以孔夫子不希望我们大家做那些奇奇怪怪的礼,礼是合乎人性的、人发自本心所活泼的、当下的东西。所以这是礼乐的教化。礼乐的教化是一个很高级的教化,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教化实际上是通过礼乐来完成的。


那天我和朱教授在东京吃饭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来,喂育的教化也很重要。他希望我回来教孩子怎么吃饭,什么饭好吃,什么饭不好吃,能够分辨出好的品位和坏的品位来,这个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是有影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的,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生活中有情趣的人,他能够体会到美好和不美好,他的人生才能够感受到生命当下此刻能够享受到的那一份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这是礼乐的教化,是第十个。


第十一个态度叫“孝悌”。《论语》当中很多处别人问孝,这个人问孝,那个人问孝,孔夫子说“色难”就是孝。什么叫“色难”?你跟你的父母说话的时候,你的表情是不是和颜悦色?“至于犬马,皆可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至于犬,至于马,咱们都能养活它,你要不尊敬父母,何以别乎呢?


那为什么孔夫子特别在乎孝这件事?孝和悌,要兄友弟恭,就是因为孝悌这件事所对待的人是你周围最近的人,你说你人生修炼得很好,你连你身边最近的这些人都照顾不好,那么你一定是装出来的,你对外在的人好是装的。


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楼上住了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每天出来都和和气气的,就是很文静的一个大学教授。但是他每天在家里打孩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够听到楼上家里的姐姐惨叫,真的是打得好凶,非常残忍。


我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尊敬过他,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我会觉得一个人打孩子能够打到这么残忍,而且天天打,那他在外面那么和气,那是多么变态的一件事?他可以非常变态地对远处的人,但是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像暴君一样暴虐。假的,这是装出来的,“其善者伪也”。


所以孔夫子为什么强调孝悌?孝悌是柔和心理的表示。你看梁启超跟他的孩子关系多好,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读一下梁启超给自己孩子写的信,那种柔情根本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一个传统的老学究跟孩子说话的态度。所以梁启超培养的孩子一个赛一个地成功,因为有爱在这里边。


所以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本身就有着柔和的天性在里边,把这个柔和的天性表现出来,这时候生命深处之优美和文雅才能够真的体现出来。这是梁先生说的原话。所以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其实决定着我们真正的修养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里边有一段话:我们所谓的孝悌,仿佛也成了礼教固定的一个教条。其实孝悌本身怎样不对并不能说,但成为一个固定的东西的时候,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应用问题,弊病就由此而生。需知孝悌是个人生活本体的问题,是生命里灵活的、自然的一个心情。后来成为了固定的路子,成为礼教,大家就忘其本源了。


大家忘了孝悌的本身是对你身边的人好,是发自内心地爱他们,你的内心是柔软的、活泼的,忘了这件事了,把孝悌做成了像贾宝玉和贾政的关系一样别扭,装的。人伦之间,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其实都是一个心,那个就是tenderness。那时候民国时候的文人喜欢用英语,tenderness,柔嫩和乐的心。不过见之于事,有各方面而已。


《礼记》上有几句话,“有和气者,必有婉容;有婉容者,必有愉色”,就是“色难”。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开心,你发现他在哪儿跟人说话都是柔声细气的。有时候我太太会拍我和嘟嘟的照片,就是我们俩在一块儿的一些照片,翻出来一看就会发现,我就能感觉到我们在一起,我对他的那个表情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需要装。就是我真的喜欢他,我跟他在一块儿真的很柔和,很柔美,我觉得连我自己都会很喜欢。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对待孩子这份心拿来对待老人。“色难”,不要因为你对老人好,你就对他吆三喝四,吆五喝六了,然后你就要求他,骂他。不要给自己的父母做父母,你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这个才是对的。所以无论是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还是东方孔子的方法,讲的都是一回事。所以“孝悌”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然后第十二句话实际上是两个态度,是孔夫子夸颜回的,说颜回这人好在哪儿呢?两件事,“不迁怒,不贰过”。这个话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爸爸讲,“不迁怒,不贰过”。什么叫“不迁怒”?梁先生首先说,好人跟坏人其实差别并不大。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呢?好人更长的时间发出内心的喜悦,好人更长的时间是真的按照正常人的方式在生活。坏人偶尔也会表现出好的时候,只不过这种时候比较稀少,然后大部分时间他是活得很僵硬的,他活得是痛苦的,他是充满仇恨的。


一个好人有时候也有可能没有发露出“仁”的状态,也有可能会犯错。所以怒是可以的,一个人怒很正常,孔子也怒过,也曾经发过脾气,骂过人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他也骂人,但是不要“迁怒”。


什么叫“迁怒”?你在外边生的气,你回家跟老公发脾气,这就叫“迁怒”。你老公很无辜,你就把他骂一顿,然后你老公被你骂一顿很生气,儿子过来玩,老公打儿子,又把这个怒迁到儿子身上。然后儿子在你们那儿受了气,没办法,去虐待小猫,是“迁怒”。然后小猫出去挠人,挠了你的老板,你老板让你受气。这叫“踢猫效应”,就是你把负面情绪给了别人,最终这个负面情绪会回到你身上来。


这个话其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有借鉴意义。我那天看一个医生被人砍的照片,我心里真的特别痛苦,我觉得好残忍。而且据那个帖子里面讲,那个医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那个病人换了一颗牙,时间长了,那个牙变黄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然后那个人说,不行,你肯定是骗我钱了,然后就要砍他,最后真砍死了他。


这就是“迁怒”。人都是要死的,没有人不会死,然后只要人一死,你就跑去砍医生。为什么呢?你迁怒于人,你接受不了死亡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痛苦,你想把它转嫁给别人,迁怒就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你根本承受不了这种痛苦,所以你就迁怒于别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就能翻出来一大堆这样的事,太多了。打孩子,打老师,然后打陌生人,在路上杀陌生人,欺负医生,欺负弱势群体,这都是“迁怒”。而迁怒这件事是这个社会的暴戾之气不断积攒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因。


大家知道梁启超晚年是怎么死的吗?梁启超推崇西医,然后那时候协和医院是在北京建的,梁启超就跑去协和医院看病。然后他得了肾病,就要割掉一个肾。结果这真是发生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医生把肾割错了,就是本来是要割右肾,结果割了左肾。割错了以后,梁启超回去,引起轩然大波,好多报纸嘲笑他。我看过原话,有些反西医的人嘲笑说,梁启超先生最近被错割了腰子,他们就在用这样的话对梁启超冷嘲热讽。


后来梁启超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医生做手术难免不犯错,但是犯错是医学进步的必须,那我们摊上医生犯错,我们可以接受,我们鼓励西医继续发展,我依然相信西医。这就是梁启超先生,他的肾被人割错了,他依然力挺手术,依然力挺协和医院,说协和医院是信得过的,他接受这次意外。


然后是“不二过”。“不迁怒”和“不二过”这两者之间是有着联系的。你做错一件事,是第一次“过”。首先你要知道“过”,知道“过”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过”是什么呢?“过”就是松懈,一个人一旦一松懈,就会犯错。“不二过”就意味着不懈,又重新觉醒,所以不懈就是继续觉醒的状态。因此,“不迁怒,不二过”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努力修炼的方向。


使我们松懈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习惯。你一回到家就松懈,往沙发上一躺,你的习惯性动作就是拿起遥控器开电视,或者拿起手机翻微信,你明明知道翻微信啥也没有,但是你还在那儿翻,很无聊。这就叫作习惯,你一坠入到这个习惯当中就松懈。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松懈?你要提醒自己“不迁怒,不二过”,让自己时刻处在觉醒的状态之下,这就是人生修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我把这两句话,也是两个态度送给大家,“不迁怒,不二过”,第十三和第十四个态度。


最后一个就是天命。孔子说,“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大人”,这是君子的“三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是这个命,可绝对不要把它理解成那行吧,那我什么都不用干了,我等着吧,看命运怎么安排。孔子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什么叫“尽人事而听天命”?你有没有努力地做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该做的部分,把这个东西做到了,然后至于能够得到多少,这件事怎么样,这不归你管,这是天命,所以你就不要为能不能得到那部分东西而去斤斤计较,而去难过、痛苦、生气、纠结。


我们的人生正好做反了。我们都希望让我省点劲儿,让我最好少做一点,能不能有一个窍门让我突然之间就发财了,所以我们老希望天命照顾我们。“知天命”就是你努力地做事,但你要知道,很多事是强求不来的,所以你才能够“尽人事而听天命”,你才能够乐天知命,你才能够生活得愉快。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到孔夫子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天命”的时候,你就理解了稻盛和夫为什么说你要向菩萨祈祷,你首先得感动菩萨。你要是菩萨,你帮不帮你?你要能够做到让菩萨愿意帮你,才能够向菩萨祈祷,所以道理是一回事。


我把这十四个观点看完了以后,我认真地拿着《论语》又翻了翻,我想找找看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后来我发现我找不到。我觉得以我的功力,我还是没法突破梁漱溟先生所列出的这十四个态度。如果真的能够把这十四个态度认真地研究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如果你愿意研究《论语》的话,有一个办法,你在每一个态度后边去找《论语》里边的话,这句话是说这个态度,这句话说这个态度,你慢慢地归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论语》方面的专家。


当然,这也只是梁漱溟先生的一家之言,《论语》博大精深,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如果大家找到了别的流派可以学习,也都没有关系。但这十四个方向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论语》的入口和抓手,真心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大家!这本书讲完,有一首特别合适的歌送给大家,安安静静地听着睡觉,真是好舒服,叫《幽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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