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小五

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位置，国家也一样。

上篇文章《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并没看透》，介绍了中国崛起，根源于正确的工业化路径。

但很多时候，即使做出正确选择，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的历史机遇，起到了催化、推动的作用。

这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催化，使中国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样子，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并重新定义着中国。

1 重大历史机遇——工业化、城市化遭遇西方产业外包大趋势

科技创新，在西方经济发展中，一直有着重要作用。

从最初纺织机械、蒸汽机、内燃机等掀起的工业革命，到现在计算机、智能化技术，每一轮创新，都为西方带来突飞猛进。

创新带来高额利润，极大增加社会财富。

在旧时代，增加的社会财富，虽大部分被创新部门占有，但也会拉动周边行业发展，而且富人财产也附着社会义务，如救助穷人、修路等。

然而，西方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轮创新发展，却没有显著惠及普通百姓，它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

诺基亚等传统企业，拥有完整制造产业链，生产统一的消费品，满足人们基本需求。

但随生活水平提高，个性化需求井喷涌现。

拥有全产业链企业，在面对多样的个性需求时，无力承担高昂的调整成本，逐渐走向“越努力越失败”的逻辑终点。

舍弃对全产业链的奢求，着力打造创意和品牌，才能成为制胜法宝，比如苹果公司。

这就导致生产制造、装配等环节，需要大量外包。

谁能承接这样大规模外包？

需要两个条件：生产必须高效率；生产必须高弹性。

高效容易理解，弹性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越能适应不同需求，越有可能承接大量外包业务。

两个条件耦合，承接方只有一条路可选：有大量专业的、精细化的中小型企业。专业化能带来高效率；中小企业彼此配合、适应带来高弹性。

举目全球，只有中国，能满足制造业外包的需求。而且，简直就像虚位以待。

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很多城市，建设了大量的工业开发区。

在文章《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并没看透》中提到，90年代，中国轻工业大规模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在轻工业向重工业换挡过程中，即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简单说，就是原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80%归入了地方政府，中央收入很少。钱少很难办事，很难大规模投资，很难支持西部不发达地区。

分税制改革后，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划归了中央。第一年就从前一年的两成，增加到了六成。

但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种，全部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鼓励建筑业大发展。

在此之后，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的空白开发区（广义城市化）。

而这些开发区，如果没有企业进驻，企业无法盈利，系统就无法长久运营下去，政府的融资无法偿还，风险会大增。

巧合的是，恰逢西方大量外包机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促成了工业化的关键腾飞。

当然，后来加入WTO，也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的崛起，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西方产业外包互相催化的产物，是世界大势。

2 中国崛起的显著成果——构建起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

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十多亿人民，辛苦劳动，追求更好的生活，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构建起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

供应链规模越大，其内部节点越多，互相配套、嵌入越深，效率越高。

中国面向全球承接合同，也面向全球生产制造；国内电商平台发展，又催化出更细致的分工。内外融通的格局，使供应链网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也造就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事实上，制造中心已经超出中国范围，扩展到东亚、东南亚地区。

中国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大量零件、半成品，再加工、组装成成品，销往全球。

整个东亚被中国整合进“环中国海供应链网络”，成为全球的制造业聚集区。

这个制造业区域，无法被世界上其他区域替代。

中国崛起，带来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将东亚、东南亚地区纳入进来，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终局性的世界制造中心。

3 世界双循环大格局的形成

以往的世界秩序，基本是“中心——外围”结构，即以西方为中心，其他非西方国家依赖于西方的科技、资金、制造业等。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制造中心的形成，使得“中心——外围”结构演变为“西方——中国——其他非西方”的双循环大格局。

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技术、高端金融服务、资金等；

第二循环：中国向亚非拉等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能源等。

中国处在双循环的节点。

西方创新经济转型，使得西方无法对亚非拉，产生直接拉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西方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很多出现大滑坡。因为，原材料只对接中低端制造业，无法对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

中国崛起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能源，提供了超大规模市场。

未来，这一双循环结构，会趋于固化。

美国将继续占有价值链上游，通过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领导地位；

中国及东亚制造业区域，将继续通过制造业，对接上游和下游国家。

下游国家将继续通过能源、原材料等，获得国际发展空间。

4 从坦赞铁路看中国在非洲的无限想象空间

印象中的非洲，多是战乱、贫穷、饥饿，但事实不是这样。

非洲的农产品种类丰富，产量高，耕地面积大。以坦桑尼亚为例，其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10，耕地面积却达到中国1/2；

矿物资源丰富，在我们国家属于富矿的，在当地只能用来铺路。在非洲还发现了世界唯一的天然核反应堆，铀235丰度很高；

生物多样性高，珍奇异兽应有尽有，旅游资源潜力巨大。

等等。

如此丰富的物产，使得非洲大陆，在第二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

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真正的源远流长，比改革开放的时间都长。

开创紧密联系的重大事件，是坦赞铁路的修建。

上世纪六十年代，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计划修一条贯通两国的铁路，然而耗资巨大。

向西方、苏联等大国求助后，均被拒绝。

后来到中国寻求帮助，获得支持，于1970年动工。

中国为其提供了十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及整套勘探、施工、维护、运营技术和人员，付出极大代价。该铁路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成套援非项目。

为坦赞两国修建的这条1860千米的铁路，激活了两国经济。

坦赞铁路的修建，使中国在非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23个国家提议：中国重返联合国。最终投票通过。

23个倡议国家，和投支持票的国家中，有大量的非洲国家。

可以说，“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坦赞铁路极大解决了两国的农产品、矿物、人员的运输问题。

但几十年来，当地缺乏铁路运营管理技术，铁路运力严重下降。

近年，中国与坦赞两国约定，计划重新激活坦赞铁路。

其中重要的一个项目，在终点站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北边的巴加莫约市，重新修建一个出海港口，将铁路修一条六十公里的支线连过去。

新港口设计吞吐量，比东非现在所有港口之和还要大。

可以想象，新港口将作为东非最大的出海门户，与世界联通，与中国联通，将坦赞两国、非洲南部国家的矿物、农产品，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以及中国。

一方面实现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发展，从第一产业，逐渐过渡到更高阶产业；

另一方面，为中国农业和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缓解资源稀缺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在非洲，投资了不只坦赞铁路，而是.....

5 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枢纽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从微观层面上，个体和企业，沟通着上游下游、国内国外，成为微观意义上的中介和枢纽；

在世界秩序的演化中，双循环格局逐渐生成，在宏观层面，中国成为西方与非西方的枢纽。

中国之所以成为关键的联系节点，因为两个特征：多元和超大规模。

多元结构，决定了中国内部，始终存在着深刻的彼此连接。

中国内部有海洋、大陆、以及海陆中介，三大部分。

海洋区域即东南沿海，资源丰富，生产力强大；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市场巨大；西部地区生态脆弱、物质资源缺乏，但精神文化丰富。

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物质资料，经由中原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形成对西部的秩序投放；

而西部的宗教、文化等资源，又对中原和沿海地带，形成反哺和平衡。

海陆中介，将海洋和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统一的中国。

在海洋和陆地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地区，分别联系着更广阔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即香港和新疆。

香港沟通着世界主要的海洋区域，如英美；新疆沟通着世界主要的大陆区域，如欧洲大陆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国家。

海洋区域一般实行普通法，大陆区域如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实行大陆法。

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要好过大陆法。在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大陆法区域相反。

香港本身具有二元性：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与世界海洋国家，共享普通法秩序，成为沟通中国与海洋世界的关键节点。

中国可以通过香港，影响国际资本市场；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力量。

新疆同样具有二元性：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与欧亚大陆世界，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

从中原看新疆，这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从新疆向西看，这又是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的起点，也是欧亚世界影响中国的起点。

中国的崛起，有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有城市化和西方产业外包时间重合的历史机遇。

在高速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适应能力，并深刻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中。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不断改变着世界秩序，使原来“中心——外围”结构，逐渐演化为双循环结构。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沟通西方与非西方的中介和枢纽作用。

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深刻影响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只有将自己的视野和格局，提高到世界高度，才算真正回归了“中国”本该具有的普遍主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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