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曾经被两次搬上银幕，一次是1962年的库布里克版本，黑白片；另一次是1997年的彩色版本，我更喜欢后者，它还有个诗化的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杜拉斯的《情人》也可以概括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故事。提起这些似乎要让我讲的故事沿着年轻女孩和老男人的情感纠葛进行下去，但我绝对无意于此。

越过赤道不远，在地球的另一半，湿润的热带岛屿，海浪席卷着沙滩，沙滩上有高耸的椰子树；俄罗斯姑娘刚刚离开酷寒的莫斯科（也可能是西伯利亚的某个城市），金发，十四五岁，穿着紧致的比基尼，躺在沙滩上看书。从我对她不确定的描述你们应该猜到，可能确实有这样一位俄罗斯姑娘，但她像沙滩和大海一样，仅仅是风景而已，我没有像走进沙滩和大海一样，走近这位俄罗斯姑娘。

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临近20公里的县城，那时候我对远方的风景没有任何憧憬。我记得很多满天繁星的夜晚，乡村被无边的黑夜笼罩，闪烁不停的星斗带给一位十五岁的少年莫大孤独。他曾一度怀疑孤独只是青春期敏感而特有的，而如果这孤独要持续一生，那人生也太痛苦，太不值得一过。如今那位少年已经长成三十五岁的中年，他坐在沙滩上仰望繁星时，海浪声依然掩盖不住内心孤独的声音，但他对孤独的看法已经变了。这就像，生长在寒冷地区的人，一般而言是比生长在热带的人更耐寒的；而生长在敏感和孤独中的人，一般而言是更奈的住孤独的。孤独的人喜欢独自旅行，喜欢在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中穿行。

那位俄罗斯姑娘有家人陪同，她的一双父母，还有个弟弟。但她并不经常和他们一起，例如他们游泳时，她在看书。她有很好的身材，皮肤白皙，脸庞无疑也非常漂亮。有几次太过注意她，她和我对望了。我为什么没有走近她？不是我意识到开头提到的两位作家都让他们的故事以悲剧收场——在我看来生活本身就是巨大的悲剧——而是，我完全感受不到攫住我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在《洛丽塔》或者《情人》里都有让人动容的表现；一个人孤独的太久，太习惯于自处，很难再走近任何人，如果在孤独中能获得一种超脱，那就是学会了对任何牵引力的抵制，他只是生活的局外人，旁观者。坚定的信念，这种力度过于凝重的东西，大概属于巴厘岛上散乱分布的各式宗教。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无神论者在这里是少数。

我更倾向于认为人生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推石上山的运动。这种观点消解掉任何力量和意义，正如被掏空了的旅行，它看似承载着切格瓦拉式的改变命运的意义，但我的“摩托之旅”似乎更早于实际的旅行——我用来装进旅行的“意义”早在我的阅读、思考中生成。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堂吉诃德也是幸福的。太过真实的生活充满不幸，人们需要虚假的幻象。宗教制造了一个彼岸的幻象，信仰者对生活充满希望。爱情也是，相爱的人幻想出爱情。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人更容易相信幻想，我甚至怀疑人是因为相信幻想才年轻的。俄罗斯姑娘的身上，充满青春活力。她还会相信很多，相信杜拉斯的浪漫，相信旅行和艳遇。啊，俄罗斯姑娘，你应该也会相信你们国家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吧！那被放逐到苦寒的西伯利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还有爱人陪他受苦！酒色之徒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个赌鬼，这就是你们最伟大的作家。

我已经很难相信幻想，只有真实的东西能刺激到我。酒精和辛辣的美食，肠胃立刻就会有反应。它们不具有任何意义，它们就是真实的刺激本身。掬起一捧沙子，让它从指缝流淌，手的真实触感就是旅行本身，活着就是去感知沙滩，海水，阳光……也是去感知其他生命。人要比物复杂，人脆弱，虚假，懦弱，多变……

在酒店大堂等待入住的时候，发生了地震。我周围有几个穆斯林在聊天，其中一位手机放地上充电。看到桌椅房间晃动的时候，他们先跑的，我反应迟钝一些，也跟着往酒店外跑。有一位穆斯林跑到楼梯口忽然想起来什么，转身往回跑，原来是去拿他忘在地上充电的手机。到达巴厘岛的第一天，遇上地震，我觉得这是不祥的。虽然长途飞行已经让我疲惫不堪，睡在酒店床上还是难以入眠，对地震的恐惧一直在我脑海里来回翻转。那些穆斯林朋友们，他们怎么样呢？能靠祈祷和真主保佑的心理暗示，享受一个无梦的深眠之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