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05年的一篇旧文，写的是我在深圳一家培训中心作法语老师的日常生活和点滴感受。）

第一章

我望着一屋子黑压压的脑袋和面无表情的脸孔，他们也用各种各样的眼光看着我——审视，好奇，疑问还有漫不经心。我们就这样安静对视着——就像两个突然相遇的气场，总会有暗暗的碰撞和较量。我站在讲台前，感觉自己仿佛一棵被陈列在货架上的孤单的大白菜，被很多面无表情的人浏览着。

虽然我已经第N次教这本法语教材，但每次开始一个新班前，我还是会紧张：新班的第一堂课，是对我的考验，很多人是来试听的，这一堂课后他们必须决定是不是掏钱上这个班。我必须在十分钟内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在两个半小时内让很多犹豫不决的人下定决心。所以第一次课我总要使出浑身力气---我灿烂微笑，我大声说话，我整齐板书，我耐心地纠音，课间我与他们亲切地沟通，问他们那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来学法语？”

答案五花八门，有的想去法国留学，有的想移民加拿大，如果懂法语可以加分，有的人只是因为听了那首非常好听的法语歌《我的名字叫伊莲》而想听懂她到底唱的什么，有的是因为一部索菲玛索的电影，有的人想去吃西餐时终于能看懂法语菜牌，有的人竟然因为听说懂法语是小资的十个标签之一……

看到第二堂课里空出的位子多少，我就知道上一次课被多少人认可。对法语好奇的人很多，但因为它太难了，能坚持下来的很少。第一堂课最多有三十多个人来试听，那时的水泄不通让我非常振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人数就象越流越细的水，缩到十二三个人，固定下来。

学生的年龄段非常复杂，从中学生到三四十岁，应有尽有。我代过一个暑假班，人员的构成最有趣，从六年级的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学生再到中学老师，虽然只有十四个人，却包含这么广的年龄段。那个小学生奶声奶气地说老师你讲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而且你能不能讲得更好玩一些？那些大学生说老师能不能再讲快一些，我们想尽可能多学点东西？我吃力地咽着唾沫，心想如果是上帝他会怎么代这个班？

学生们中的很多人让我感动，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下了班再飞奔过来上课的。一些人根本来不及吃饭，进教室时总带着面包和牛奶，有时是7-11便利店的鱼丸和牛肉丸。他们小心地扯开塑料包装，尽量不发出声响地吃。他们有时上着课会目光涣散，甚至会打一小会瞌睡，我都可以理解。如果让我高强度地工作后，再坐在这里努力听一个女人讲两个半小时很难听懂的话，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每天晚上，来到培训中心所在的大楼底层等电梯时，我总会感到头皮发麻，这栋楼里云集了深圳很多家培训中心，每一家都是晚七点到九点半上课，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来等电梯的人总挤得像蚂蚁窝边黑压压的蚁群，他们混乱地纠成一大团，堵在每个电梯口，让想出电梯的人几乎无数冲破层层的人障。我每次走进电梯都要经过一场痛苦的肉搏战，才能与无数人前心贴后背地站在电梯格子里。我在电梯里偶尔可以转动脑袋看一下，有些奇怪地发现来上培训班的几乎全部是女孩子。

看到这层层叠叠的人，就可以知道深圳的培训市场的蛋糕有多大。这个城市让人如此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时时刻刻担心被淘汰，每个人每天都要拼命学习新的知识。有一次等电梯时，我听到身后一个的女孩子对她的同伴说，她必须不停地上培训班，不停地拿各种资格证，否则她没有一点安全感。于是，这么多没有安全感的人就大把地给培训中心送去钞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深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还是因为女孩子更愿意学外语，我的班像各个语种的培训班一样，男孩子总是奇缺，每次班里只有一个到三个男生。而且这些男生经常坚持不到最后，往往到了后期，我的班就成了娘子军。

每到下课的十分钟，总是有些尴尬，我在最初接一个班的头一个月，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都是陌生而有距离的。所以，下了课，突然没有了所有的声音，而大部分人还僵僵地坐在那里，我就像待在拥挤却没有一点声息的冰窑里。

这个时候我总希望有音乐可以听，我从家里带来许多法语CD，用教室里那架录音机上部的CD机放出来，录音机的音响效果格外单薄，非常美的法语歌听起来就像有气无力的呻吟。听了几次，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声音，我只好看报纸，面朝他们坐着，捧一撂厚厚的我已经在地铁上看完的《南方都市报》佯装认真地看。

我和学生相处一个月以后，情形稍微好一些了，因为他们开始对我发生好奇，每到下课，总会有一些学生小心地问我一些与法语无关的问题：

“老师，你是在哪里念的法语？”

“老师，你为什么要学法语？”

“老师，你去过法国吗？”

“老师，你白天上班的吗？”

“老师，那你为什么要辞掉原来的工作？”

“老师，TEF考试（法国水平考试）难吗？”

……

很多很多的问题，好像阳光下不断冒出的泡泡。我一个个地回答着他们。之后，又会有新的泡泡。但他们有问题提出来总比一团僵硬地盯着我要让人舒服得多。

第二章

有时下课后，我会去教务办公室坐坐，那里总飞散着各种千奇百怪的消息，刚下课的老师都汇集在这里碰碰头，英语、日语、韩语、德语、广东话……像个语言的小联合国。因为是松散的培训机构，所以兼职的老师和老师之间都没有深交，大家的交情只限于见面打打招呼偶尔讲讲玩笑之类。

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培训中心里老师和老师也是分层次的，有些是专职老师，他们有白天班周末班夜晚班，课程满满的，工作非常有保障，收入也相当优厚甚至是让人惊讶。所以会有在这里连续工作五年以上已经买房买车的专职老师。

像我这样的就是兼职老师，培训机构有一搭没一搭地排课给我，我永远也不知道这一期课代完后下一次课是什么时间，而且课酬费也非常廉价。他们招四五个学生就够打发我的课酬，收其它那些人的钱就是培训中心稳拿。如果你对待遇有意见，他们马上会冷冷地说：“不代这个班可以，还有其他老师想代这个课。”

我六年前也当过一段时间培训中心的法语老师，那时的收入比现在高得多。没想到六年后，情况会这么糟糕——原因是有太多人进入这个市场，大量在法国留学一年回来的人在教法语；很多法语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会来培训中心教教法语，太多人把这个市场课酬压得很低很低。

一个男老师代新概念英语，他的班有四十五个学生，只有五个男生。他打着呵欠说，“我们班的女生特别会撒娇。”一个穿得性感经常浅浅地露着乳沟总戴着夸张饰品的代PETS（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的女老师说：“奇怪了，我们班的男生特别会撒娇。”大家一团闹哄哄地笑着，讨论着应当让这两个班会撒娇的男生和女生联谊一下。

有个老师不是很厚道，他夸张地学着班里某个差生非常乡下的英语发音，然后自顾自地笑着。

一个代雅思白天班的老师说，班上的女孩子大多职业让人怀疑，她们都非常年轻妖娆，穿着暴露，经常换手机，下了课就有很好的车来接。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的男朋友是个五十一岁的香港男人，他说：“那天我看到他们差点说：‘这是你爸爸吧？’幸好，我忍住了没说。”

我和这些老师都不是很熟悉，我似乎越来越不知道下了课后应当和人说些什么话。每次只是坐在角落，安静地听他们漫无目地地讲笑话。

阿J，一个教日语的男孩子，据说去年才大学毕业的，每次见我总是笑着大声打着招呼。他有一米八三的个子，修长得像只草。他穿着总是非常前卫，耳朵上打着许多环，裤子上经常悬着各色时尚的饰带，背着油光水滑的包。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学生，没想到他就在我隔壁教室当老师。每次当我让学生做练习的安静时分，我就会听到隔壁教室传来呜里哇拉的日语录音。

教室玻璃门的中间部分是磨砂的，一般人的脑袋根本高不过那部分，我上课时，有时阿J刚刚下课，高高大大的他那张年轻飞扬的脸总能超过那层磨砂线，就那样透明地看着我，冲我扮个大大的鬼脸，再夸张地行个礼。

我们经常从地铁站同时出来，一路上总会聊聊天，那天晚上，他一脸痛苦地说：“天啊，这本《标准日本语》我已经教了第十二遍了。书都全烂掉了，下课后我再也不想说日语了。”

我愣了，想到自己不过才教第四遍那本北外法语（第一册）已经感到一片黑暗了，看来，教十二遍的命运同样也将落到我身上。

我平生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做同样的事情，说重复的话，我拒绝这一切，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我老了。但现在我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那本法语一册书，翻到已经开始发黑的页面上，面对着不同版本的面孔，说着几乎同样的话：“法语和英语最大的不同是……”

我每次说到和上次一样的话或者举出一样的例子时，我就从内心深处开始讨厌自己。我竭力压住对自己的反感，努力想着用别的方法和例句来解释同样的语法。代每一个不同的培训班我都希望与上次是不一样的，我不愿意我变成一只复读机。

每个班中间下课的时间由老师自己灵活决定，基本上集中在晚上八点到八点二十之间。有些班下课后，透过玻璃门下方的透明区域，我会看到无数条穿着衣服和没穿衣服的小腿和各种各样的脚。我一边讲课，一边看着这些走来走去的腿和脚，猜想着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样的外貌和神态。

经常，会有许多人透过磨砂玻璃的中间那长条的缝隙好奇地窥视我这个班。他们撅着屁股，两手呈八字形趴在玻璃上，将眼睛塞在那个透明的小长条处。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神，但他们像一只好奇青蛙般的窥探姿势充满了浓浓的幽默感。每次看到这样撅着的屁股，我总是一面继续讲课，一面笑着和他们久久对视着，直到他们离开，再来一批新的屁股。我非常遗憾背对他们的学生看不到这一幕，这充满喜剧效果的场景只能留给老师了。

每天晚上九点半，我如释重负，放下白板笔，笑着说：“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听讲！”他们总会一团乱糟糟回应着我有点冷淡的Merci！（谢谢！）当我再抬起眼睛时，一教室的脑袋已经全部消失了。

第三章

我来回都是坐地铁。每次看到雪白车体带着宽宽橙色条纹的地铁顶着雪亮的灯，箭一样冲进站台或者消失时，我都会感觉到一种迷离恍惚的都市情绪：现代，冷漠，高效和永远也把握不住的飘忽。我总喜欢站在第一节车厢和最后一节车厢，因为这里人最少，运气好的时候，我还有座位。

一个上海的朋友对我说：“上海地铁里的美女非常多。”而我发现在深圳地铁里看到帅哥或者有气质男人的比例确实超过在大巴车上。有时是一个穿着后现代的哈韩小男孩，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神情冷漠地听着MP3或者IPOD；有时是一个穿着雪白衬衫笔挺裤子的公司白领，头发打着摩丝，戴着金丝眼镜，神情斯文淡定；有时，是一个穿着运动衫裤很阳光的大男孩，手中还拎着网球拍或者羽毛球拍。而那些情侣们总喜欢站在车厢向内凹进的独立小空间里，他们对面而站，女人用胳膊环着男人的脖子或者男人搂着女人的腰。他们越搂越紧，旁若无人地用眼睛贪婪地捕捉着对方。

我的《南方都市报》已经翻了好几遍，那些帅哥和情侣也看了好几眼了，我只好低着眼睛看每个人的脚，研究现在最流行什么样款式的鞋子，哪个女人的脚雪白和漂亮。在地铁上，我才知道原来NIKE新出了一款这么漂亮款式的球鞋，它们让鞋上面那双粗壮的毛茸茸的腿如此健康甚至性感。

出地铁站我还要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家。我喜欢这段安静的路，桔色的路灯透过层叠的叶子洒下来，一路摇曳着碎碎的光点。我慢慢地走，旁边就是车水马龙的主干道，而这条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人。几个月前，这条路上还发生过一起轰动这个城市的凶杀案：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被发现在挖开的准备埋煤气管道的大沟里。而我每天晚上都要经过这个案发现场。这个被奸杀的女人让这条路带有某种恐怖色彩，许多朋友都问我一个问题：“晚上回家安全吗？”而我似乎没有害怕过，只不过会对身后沉重的显然是男人的脚步声格外敏感，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由远及近，我总先回头看看他，再走得离他远远的。

再向前，会路过一个健身会所，透过落地大玻璃窗，总可以看到无数男男女女在跑步机上走路或者跑步。他们花那么多钱，就是兴致兴致勃勃地在原地走或者跑得不亦乐乎，从外面看这场景总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不花钱到草地上走路或者跑步？

前面就是一幢豪宅，知道出入这里的人多么有钱是因为我经常看到楼下停着我从来没见过的炫极了的跑车，我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红色的法拉利，它漂亮得让我目瞪口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看到一个朋友会在论坛上发帖子如此激动地惊呼他今天看到路上跑了一辆法拉利。而过了几天，我又看到了一辆仿佛从太空时代飞来的明黄色的跑车，Lamborghini,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它的造型竟然比法拉利还要酷，带着所有的流畅和力量感，让我头晕目眩。我像图谋不轨的人围着它转了好几圈，终于明白为什么跑车和美女一样，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

一个收废品的瘦瘦的女人正坐在这个楼下打盹，她身后是像小山一样堆起来的纸箱报纸塑料瓶，她屈膝坐着，脑袋搭在膝上交错起来的胳膊上，睡得正香。微寒的夜风将她破破的裤子角吹得一颤一颤的。一群很年轻的女人从健身中心走出，她们都有纤细的腰肢，保养得水白水白的皮肤，她们穿着质地很好的衣服，身上散发着昂贵香水的气息。我再一回头，恰好看到她们细细的高跟鞋踩在离那个女人一双烂布鞋不到十厘米的地方。这个镜头如此意味深长，我站在那里，内心流过一阵寒冷和忧伤。

第四章

每天是多少号对于我没有意义，但我必须记清楚今天是星期几。因为我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六在不同的培训班代不同的法语教材，就像一个演员不能跑错场和念错台词一样，我不能搞错这关键的问题。

我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在一个相对没有参照系的封闭空间里，如果再过着没有规律的生活，那么日子和生物钟很快就会一团糟糕。现在，我没有老板，我不用打卡，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但我需要有更强的自律意识要求自己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十二点做饭，下午一点睡午觉，两点起床，五点做饭，六点钟出发去上课。

这中间的空档我几乎都在房间里晃来晃去：面对着四堵墙，我喝水，打开电脑，写字，看电视，听音乐，看碟，看书，打电话，洗衣服，擦地板。我可以一整天就这样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做着各种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事情。

我一整天没有人说话，我可以不用再说话。有一段时间，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有自闭的倾向，我问一个好朋友这样下去我会不会得自闭症？她一脸严肃地说：“绝对有可能。”

为了使这个可能不要变成真的，我越来越喜欢去楼下菜场买菜，越来越喜欢和卖黄瓜的卖鸡蛋的卖天津包子的修鞋的说话交流拉家常。除了我每天在课堂上必须说的法语，他们是我唯一可以聊天的人。一个朋友开玩笑地说：“你这样天天关在家里，是不是在菜场见到小贩都想上去拥抱一下？”

虽然没有他说得这么夸张，但我承认每天下午六点钟从出门到上车前的十来分钟让我如此快乐，我又回到人群中了，我又看到了那么大面积的人，像海浪一样向我涌来，他们鲜活的气息包围着我，让我竟然有一种干渴太久的鱼突然被丢到水里的快乐。

他们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开心地看着他们每个人，他们的每种表情在我看来都是鲜活生动的。这十分钟的时间，让我可以看到一个那么丰富的世界——下课的学生，穿着嘟嘟噜噜的校服，斜背着书包走过去；家庭主妇拎着很多菜，从塑料袋里的排骨黄豆和豆腐我可以猜想出她将做什么样的晚餐；刚下班的女人，穿着套装，背着小小的包，头发有些散散的，一脸的疲惫；那些打零工的民工，总是光着膀子围成一团坐在地上打牌；那个修车的师傅正用油腻腻的手取下一辆单车的内胎；一辆平板车上，一个孩子正在睡觉，他的父亲正坐在车旁边拿出破破的手机发短信。这鲜活的人群带着所有五颜六色的气息，向我扑来，让我整整一天里经常见不到一个人的眼睛充实着。

那个已经与我很熟悉的卖废品的安徽老太太王婶笑笑地望着我，说：“下班了？”我笑着，含糊地答应着，一面赶着去坐中巴。

今天是星期二，我要坐中巴去第二家培训中心上课。那里上课环境很差，而且只有六七个学生来听。每次看着空荡荡的大教室里零七碎八地坐着几个眼神涣散的学生总让我有想骂人和逃出教室的冲动。

如果不是这家培训中心给的课酬比较高，我真不愿意继续在这里上课。我是临时接一个老师的课来这里的，他上到一半突然决定回法国，而他也是临时接一个老师的班，短短两个多月，我已经是这个法语初级班的第三个老师，如果我也不代了，我真觉得那些学生太可怜了。

记得第一次来这里上课时，正在打台风，我七拐八折在一家菜市场旁边找到了这座冷清的小楼，昏暗的灯光，空空的走廊，空空的电梯。我走上四楼，也是空空的走廊，昏暗的灯光。外面扑天盖地的狂风更增加了这场面的肃杀和恐怖，我几乎听到汗毛根根竖起来的声音，我简直以为我回到了三十年代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一个随时可能的案发现场。我很奇怪，这样的地方竟然也有学生来上课？

等了七八分钟，那六七个学生还是顶着大风大雨很给面子地来了，他们抖着雨伞上的水，他们扑扑通通终于全部坐好，他们拿出一堆应该拿出的东西，安静了下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像调台一样，努力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的话语状态，说：“OK，现在开始上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