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无羁，都无法媲美魏晋风流。这是金戈铁马的乱世，是无数名士风流独领风骚，剑胆琴心争鸣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人名士，对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个人的思考与反观，独立思想的回声不绝于耳，启人心智。

   魏晋乱世中，名士在生与死、有与无、明教与自然、言与意、行与神之间的权衡比较，构成了魏晋时代人生价值观的哲学思辨主题，这样的时代“交响乐”在中国文学史上，显得弥足珍贵又荡气回肠。

   一、魏晋风流的文化渊源来自魏晋玄学。

要理解玄学，需观照历史，魏晋时期是典型的乱世，袁行霈语：许多有识之士一方面要适应乱世，更要适应改朝换代，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易感受人生短促、生命脆弱，福祸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时期，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因此，纷乱的时代，需要一种避世之哲学，能够反观生死，辟一襄净土，自得于精神富足，魏晋名士在杀戮征伐的现实中避世之精神，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玄学自然观之前世今生

  从渊源上说，玄学是在老庄哲学和佛学的体认基础上，于时代背景中显影投射，催生成熟，玄学深邃广阔，涵盖多种流派，本文从玄学之“自然观”方面探析，旨从玄学中体认当今时代之实用价值。

   那么，玄学思想，于当今社会，是否依然有实用价值？笔者认为，毋庸置疑，玄学对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有很好的规谏之用，玄学之“自然”观用于今世今时，当落地生根。

玄学之“自然”，不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哲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推崇非人为、非刻意、非约束的自然而然、顺应自然之势，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从而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

三、玄学与老庄哲学之对比

那么，自然是否即为无所为？

自然之价值观，最初见于老庄哲学范畴，但玄学不同与老庄的是，它并不主张清静无为，而是警示自然之理，即一种高度的顺应天地万物之存在，进而，于人之本身，不取决于他人，不依赖于他物，完全独立，这种“自然”充荡着人之为人所具有的高度自知和内里自省。

“自然”在魏晋风流人物身上体现为外在的颖悟、旷达、真率，他们用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理想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这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和向往，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这种氛围构成了人性之花绽放的肥沃土壤。

四、玄学今用

  玄学之“自然”观，于当今社会，弥足珍贵。它厌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种高度的自知状态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个性使然之品质，是一种道德观层面上的自然修为，它推崇没有世俗伪饰而保其天性的“真人”，这样的“真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于纷乱的世事之中，能抽离精神，自得其乐；于虚实混杂的万象中，独立思考，至淳至诚。这样的自然观，不同于陶渊明的真隐，它必依于现实，又于现实中自得精神富足之况味。

     至此，“自然”状态对于当代个人来说，是精神之皈依。在信息轰鸣、通讯技术极速发展的当代，依于现实，必要甄别信息，体认本我，反观社会矛盾，从而自我价值建构，如果将“自然”作为价值建构之出发点，个体认知将偏为理性，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是抱朴怀真之道。

     然而，“自然”观的构建，需行路读书。行路，为贯通世界观；读书，为丰腴价值观，“自然”观之形成，二者首为启明灯。“自然”最终构建为独立之人格、独立之思想，理解能力亦可另辟蹊径，思维能力亦可创新发展，亦是回归人性之道。

 撇开魏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唐韩愈“不平则鸣”的精神内质。在世事纷扰、物欲横流的现世，社会价值观蒙尘，有人尚存拨开云雾之志，能于不绝于耳的名利场中寻一处桃花源，在魏晋名士开拓的绿草茵茵中自得其乐，无法兼济天下，不妨独善其身，何尝不是一种难得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