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荀彧，荀攸，贾诩三人并传，为此后人多所争论。议点无非是像贾诩这样品行有缺的人，将他与荀彧叔侄并列是不合适的。

裴松之在注中也明说了，

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

翻译过来就是：魏国像贾诩这样的人多了，例如程昱郭嘉之流，而将其与荀彧荀攸并列，那就是失其类目了。

裴松之这样的评价虽然带着些情绪，但总的来说也是准确，没有什么弊病是可以直接用来挑剔的。

因为即使是在东汉末那个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时代，贾诩的所作所为也是多被时人所诟病，在那些士大夫阶层看来更是妥妥的败人品，再与二荀这样光辉正面的人相比较就更是显得渣。

到了裴松之时代，虽然同样有战争，但与三国时期那种悲凉到近乎绝望的时代氛围已经全然不同了。而越是太平的年代，民风也越为淳朴，对忠义气节，孝义人品这些道德准则的要求也会更高。加上裴松之出身士族官僚，一生又多是顺风顺水，他自然是不会喜欢像贾诩这样有明显黑点的人了。

而反观贾诩，作为一个顶级谋士，为什么无论是同时代还是后时代的人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的计谋本身，却是他的个人品行问题？

概括来讲，可能是因为贾诩就像是把谋略本身当作是一种美感，只追求才华展示的艺术家，同时他似乎又对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毫不理会。这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裸奔的美女行为艺术家，这时你关注更多的是她的行为本身，还是她到底是什么罩杯？

论聪明，整个三国不一定能找出胜过他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个IQ值接近天花板的人，他所辅佐的主子却一个接一个的完蛋。自己倒是独善其身，曹丕时代位更是位居三公，最后活到了七十七岁，子孙世袭爵位，活出了一个完美。

再说起贾诩的权谋生涯，最为人所诟病的当属给李傕郭汜划策的那段时期。

早期，董卓死后，司徒王允专权。而王允居功自傲，为人反复，在处理董卓旧部的问题上更是犯了个大错误：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在风雨飘摇的汉室朝廷刚刚得到一丝喘息机会的时候，王允的这个决定虽不算是最优解，但也不能看作是导致汉室再度颠覆的直接原因。悲剧的是，这成为了贾诩表现的一个机会。

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傕、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恰恰在此时贾诩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迟也。”

王允虽然视凉州兵为自己与东汉政权的威胁，但“尽诛凉州人”这种事，从局势和能力上看，那时的汉政权是万万做不到的。而贾诩的这番话意图便是刺激这些熊孩子：反正前后是个死，不如拼一把，“幸而事济，奉国以征天下”，这口气，多像当年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不过后者反的是暴秦，而贾诩帮助的则是比之暴秦更为暴戾的李郭二人。

而展现贾诩权谋艺术家本色的是，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是他们的合伙人，且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自处。李傕、郭汜打破长安城池后，王允被戮，吕布出逃，尸遍长安。李郭等人根据他的功劳要为他封侯，贾诩却坚拒不受：“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

话虽然说的很在理，可他这一遭又图个什么。董卓在时，各路诸侯名义上讨伐国贼，背地里也不过是想借机分一杯羹。李郭攻打长安，更是绝境下的一种自保，成功再“奉国以争天下”，把胜利果实继续延伸。而贾诩的所作所为不但是助纣为虐赢来恶名，于自己更是没有丝毫好处。唯一的成就就是能看着自己的计谋一步步的实现，所以这过程中他肯定有一种持续的快感吧。以此为代价的，一个本就满目创痍的王朝体制被彻底摧毁：李郭等人比起董卓更为暴虐，短短两年间，民已“相啖食略尽（人相食）”。期间将领们争权夺利，在长安城中交兵不断，甚至连汉献帝也被李傕作为人质扣押在兵营里。

与此同时，看着自己的一个计策几句言语就把昔日皇城变成了人间地狱的贾诩，心中想必也是有些懊悔的。故而在帮助汉献帝脱困之后，他便离开了李傕。

很难说汉室江山在贾诩心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也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人。他就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追求权势，但更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又常以汉室忠臣自诩，虽确曾有功于汉帝，但较之江山是否变色，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的才华。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乱世中求生存，所谓的道德追求，人格塑造都不是贾诩所看重的。为此我们可以说他无情少义，但处在那个时代，他依然有权利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并把权谋当作游戏。

同为三国最一流权谋家的曹操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与贾诩有着相似的地方。人品暂时不论，至少在人生的某些时刻他们都曾流露出对做一名汉室忠臣的向往。不同的是，在时代变革下，贾诩选择了独善其身并充分享受权谋给他带来的快感，而曹操则是决意成为时代的变革者。

而真正在谋略上击败曹操，且让曹操自己都很佩服的人，也就只有贾诩了。跟随张绣的时候贾诩曾两度击败曹操，在证明了自己价值之后又转身建议张绣投降曹操。他就是这样把智慧当作筹码，不惜牺牲一些“外人”来换取曹操众多谋士中的谋主地位。

相似的人总会惺惺相惜，即使贾诩算计了曹操数次，曹操仍是欣赏他，欣赏到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将典韦都死在他手上时仍会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ps:张绣可就没这么好的命了，在小心眼曹丕的一次次嘲讽下，自杀了)

至此，贾诩的人生进入了另一片相对平静的领域。作为曹操后期的主流谋士，他不时献计献策，尤其在离间马腾，韩遂联军的事上，更是显现出顶级谋士应有的天赋，说是算无遗策也不为过。

而到了晚年，贾诩便韬光养晦，轻易不发一言。为了杜绝他人猜疑，他处理儿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门，引起权利阶层的忌惮。虽然如此，在曹操选立太子之时，站在曹丕一方的贾诩，仍以自己四两拨千斤的权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適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翻译下来就是：

曹操：“跟你说话呢，你咋不搭理人？”

贾诩：“我在想事儿呢”

曹操：“想啥？”

贾诩：“想袁绍，刘表父子呗”

曹操大笑，于是立曹丕为太子。

（ps:刘表和袁绍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都是立幼不立长，最后导致兄弟反目，集团溃散)

贾诩洞悉人性，他知道曹操虽喜爱曹植，但更担心内部的势力斗争，于是把话停在刀口，顺着曹操的心思去说，也就解决了这个长久不定的立嗣问题。而在曹丕称帝后，作为不成文的交易，贾诩也得了个位列三公之职的太尉。

作为一个谋士，贾诩真正做到了以追求谋略本身的完美为己任。同时他紧随形势发展，在乱世的夹缝中求生而游刃有余，顺从于命运的安排并巧妙地争取个人利益，直至善终，堪称由平民走向巅峰的教科书典范。而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贾诩与荀彧叔侄并列成传，这可能与他自身不顺的仕途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身处那个时代，他更愿意去理解像贾诩这种为求生存而放下道德观念的时代精神。

再退一步讲，或许贾诩本也是一个被时代背景所遮蔽的三好青年，像《笑傲江湖》里的莫大一样，他们都是被现实蹂躏而成为了一个自己不那么想成为的人。倘若同是顺风顺水，莫大何尝不会是另一个令狐冲，贾诩也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站在汉帝身边的太尉，不会为人品问题而遭世人诟病。

可惜现实中没有假如，我们也只能期盼充满坎坷与经历的人生会显得更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