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小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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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每次打电话回家，几乎都是同母亲在讲，
大部分时候，父亲只是说几句督促的话，然后就把电话转移给母亲。
从小到大，
不论是小时候我在老家，他们在外面工作；
还是长大后他们回到老家，我在外面上学和工作，
几乎每次打电话都是这样的场景。
21世纪第二年，我八岁的时候，父亲跟随母亲的脚步，南下深圳打工，结束了多年两人异地的生活。
这是比较浪漫的说辞。
实际的情况是，母亲为了改善当年家里风雨飘摇的窘境，一人独自离开家乡到深圳工厂工作，父亲一人在老家种田照顾我和姐姐。
母亲每个月省吃俭用，工资刨去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如数按时寄回家补给家里的日常还有我和姐姐的学费。
即便如此，家里贫困的状况并无实质性改善。再加上父亲身边没有母亲的监督，赌博的恶习变本加厉。
所以，当时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从未离开过家的父亲带出去，两人一起，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姐姐，背井离乡辛苦打工赚钱。
于是，就有了每周一次他们打电话回来，外婆叫我和姐姐去隔壁邻居家接电话，总是母亲说的多，父亲没几句这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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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初中文化，像大多数南方的父亲一样，平时不善言辞。
从小到大，我从没听过父亲一句夸奖，即便初三那年考试拿了全镇第一，他也只是笑了笑。
他块头很大，而且记忆力特别好。
手机里通讯录没存几个号码，大部分电话都在他的脑子里。
打电话的时候直接输入号码拨过去，很少出错。
没有名字的电话打进来，他想一想就知道是谁了。
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父亲因意外摔碎了右脚踝的骨头。
然后由于过于信任村里懂得接骨的老中医和一时凑不齐手术费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从此父亲告别了拥有正常腿脚的生活。
一本二级残疾证没有让他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却正式宣告他一辈子再也不能正常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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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深圳像一只在朝阳下的飞鸟，各地投资商泉涌般在这片春天的土地上开发建厂，遍地都是工作。
只要你不好吃懒做，找一份工厂里流水线的工作是很简单的事情。
父亲拐着一只不太正常的脚跟着能干，有经验的母亲来到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成为无数外来工作者的一员，很快进了车间成为了一颗螺丝钉。
车间里的工作虽然也需要点技术，但还主要是体力活。
不论是计件还是计数来算工资，都是能者多劳的表达方式。
父亲当然能吃苦，但是强制性长时间的站着或者坐着的岗位对于他受伤的脚来说，是日复一日的摧残。
坚强能忍的父亲能忍一个月，一年，但忍不了这么多年。
每每到了周末，特别是下雨的周末，母亲加班后打电话回来。
我问起父亲的脚，母亲总是很心疼的说，
有的时候，大半夜他这脚疼的哇哇叫，但是没办法啊，谁让他摊上这样一只脚呢。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知道说啥。
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好好赚钱带父亲去大医院把脚治好。
后来，因为有点文化，记忆力又好，父亲换了个记账的岗位。
我想，这样父亲的脚应该会好受点了吧。
每年过年，父亲会带一些他记账的本子和笔回来，我很开心。
父亲这样一干又是几年，工资从当年最初的几百块涨到了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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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南方，50年一遇的雪灾。
那天我在大伯家，堂哥办结婚酒席。
母亲一个电话打过来，吞吞吐吐之后，电话那端传来母亲不如平常的声音，儿子啊，今年可能回不来过年了。
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问，为什么？
今年雪灾，很多火车都停运了，买不到票回来了，年后我们再回来，你去外婆家过年吧。
我猛地把听筒一甩，山洪爆发似得哇哇大哭了起来。
也许那一次很多人不理解我怎么哭成这样，但是我一直都记得那种心情，并一直以此激励自己。
那年，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买到了一张汽车票赶在年前回来了。
父亲则由于工作和天气原因没能在年前回来，而是在年后匆匆再赶回家来。
那时已经懂事的我并没想过去责怪父亲。
而是一直在想，他一个人是怎么过年的，年夜饭吃了什么，他是不是很孤单，很难过。
那年年三十是我关财门的，大年初一早饭是我一个做的。（家乡过年风俗，大年三十关门和大年初一开门和做早饭必须男人做）
那意味着我真正成了家里的男子汉。
再后来，父亲由于脚的原因，干了个更适合他做的工作。
我也敢一个人坐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趁着暑假去深圳，终于见到了父亲母亲常年在外工作的那个城市的样子。
看他们上班下班，懂得了这么多年来他们是怎么样生活和工作。
也感受到了父亲这些年的改变，唯一不变还是他的严肃和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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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长大，直到高考那年。
父亲和母亲结束在深圳打工的艰苦岁月，回到开始发展起来的家乡小城。
而我和姐姐也正式结束长达十年的留守生涯。
这十年，要感谢所有亲人对我们的照顾，尤其是我那操劳一生，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外公外婆。
当然还有在艰苦岁月背井离乡，挣钱养家的父亲母亲。
有父母在身边的高考前半年很幸福地结束，我拿些上海某所不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来。
这意味着，他们回到家乡，我离开家乡的日子要开始了。
母亲很自豪，别人都夸我，父母不在身边这么多年，一个人也能考上上海的大学。
父亲则是一贯姿态，也就那样，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
那年九月，我买了两张硬座，一张我的一张父亲的。父亲请了假，陪我去上海开学。我很激动，我就知道他会陪我去上海的。
父亲则激动，从没去过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但他的激动不会表现出来。
到上海第一天，上海的公交很挤。父亲摇摇晃晃地站在人群里，我问他要不要帮他找个位置，他说不用。
我知道一夜的火车，再连着挤公交，他受伤的脚已经很痛了，但要强的父亲是不会说出来的。
在上海的几天，我们一起在上海转了转，趁着夜色去了陆家嘴看了夜景，我们还一起在东方明珠前合了影。
结果那晚花了几十块洗出来的照片忘在了广场的凳子上，再回去找时已经没有了。
我有点失落，父亲应该也有，但他还是装作没事。我说，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来上海带你玩。
其实我知道，以父亲的性格，我不在上海混出点样，他是不会轻易再来的。
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后怎么样，还是得靠你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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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以前总是在大人面前太乖，去上海读大学后，我变得开朗，话多，有主见，喜欢出去玩。
每次寒暑假回来，父亲总是要看我有没有带书回来，然后戴着他的老花镜叫我上网把成绩查出来给他看。
每次出去玩，回家晚了，他总要打电话各种催，在家生一会闷气。
然后在我各种花言巧语和撒娇之后，他笑一笑，总会留下一句话，看你以后怎么变。
我知道，我那个嘴上只会批评和鞭策我的父亲，那个传统的父亲永远跟不上我心理的成熟和世界观拓宽的步伐。
但是我从不担心，他哪一天会真的对我失望。
我知道，我的内心一往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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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毕业两年。
白发满鬓的父亲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也渐渐变了，变得没以前那么强硬，固执和严肃。
而我那个长大之后要带父亲去大医院治脚的梦想，由于时间太久，错位的骨头早已成型，再也实现不了。
他也会偶尔在想我的时候主动打电话给我，虽然简单过问之后都是我在找话题，或者直接电话给了我的母亲。
但这种感觉很好，严父的爱也终于有所行动上的主动表达。
即使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没有夸过我一句，但是就像母亲说的那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都是嘴上说而已。
嘴上说不想你，
嘴上说你回不回来无所谓，只要好好赚钱，
嘴上说我们不用你操心，不要乱买东西回去。
但是每次打电话，我还是能感受到你他想知道我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发生点什么。
每次回家，我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高兴，从他喝酒时的样子，我就能感受到。
只是又经历过一次手腕骨折的父亲，身体确实大如几十年前的年轻力壮了。
以前他总是叫我挺着背来走路，如今他的背也开始慢慢弯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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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父亲视频，他主动发来的。
视频里他戴着老花镜看着我，表情不多，话不多，过问了几句把手机给了母亲。
我对母亲说，明天父亲节，做点好吃的给他吃。
母亲笑着说好，母亲永远是笑着听我话，笑着鼓励，认可我的那个女人。
时光就像退潮时的水，你怎么也抓不住。
它染白了父亲的双鬓和胡须，压弯了父亲的背，甚至给他戴上了一副老花镜。
但是那个被岁月摧残了的老父亲，一生平凡的老父亲，永远是那个我最爱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愿今后的岁月，有我，有更多温暖，安康陪着你。
下笔太难，回忆很酸，但是我还是把第一篇专门写父亲的文章下下来了。可能文字略显朴素，叙述也过于着急，但每个字都渗入了我最真实，直白的情感。
这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
也许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一部长长的历史画卷，而每个父亲都是其中那本最浓厚，严谨的历史书。
愿所有严肃，不善言辞的，在人间或者天堂的老父亲，今后的岁月里，一直平安，快乐安康。
罗小祯
于2017年父亲节凌晨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