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32年的哈尔滨来说，8月份这页历史，见不到夏日的明丽和甘爽。如同泡在水里的一块木板，潮乎乎湿渌渌的，透出丝丝霉气。
不时响起的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失去了往日的嘹亮。喑哑沉闷，像沧桑老人的叹息。依傍在北岸的松花江，原本似一条白绸，轻柔地铺展飘荡。
可连续27天的大雨，成了烈性乳汁，把它哺育成了一头桀傲不羁的巨鲸。用狂涛恶浪铸就了铜牙利齿，凶猛的啃啮着疲软的堤坝。
位于道外九道街近百米的土堤，不堪蹂躏，终于被咬开个巨大缺口。刹那间，浩浩荡荡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张发黄了的老照片，收藏着那时的街景：一位俄罗斯籍女郎，横穿马路，撩起长裙下摆，积水已经浮过了修长大腿的膝盖以上。她身后水花翻滚，飘着一叶木舟。
这一天是1932年，8月7日。
1932年的哈尔滨，整座城市只有四十几万人口，洪水造成无家可归的人数，竟有十二万之多。而因灾死亡的， 超过了三千人。原以为“洪水猛兽”的比喻太夸张，可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它的准确。
然而，当我想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却又觉得应该感谢那场洪水。生出这么个念头，绝不是对那三千个遇难老乡，缺乏人道情怀，的确有一个坚定的理由，迫使我“感谢”。
这个名字是，张迺莹。
1911年，距离哈尔滨四十多公里的呼兰河畔，那个张家大院的一铺土坑上，呱呱落地一个女孩。她就是张迺莹。12岁的时候，还是个只会背几句“春眠不觉晓”的小丫头，却被身为教育局长的父亲，把她许配给了王姓人家。
16岁的张迺莹，冲出了深宅大院，去哈尔滨一所女子中学读书。我不知道张迺莹看没看过学校图书馆里，那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但她跟着娜拉的脚步，告别了呼兰河两岸的大豆高粱，毅然出走了。
正像鲁迅先生发问的那样，出走之后，又能怎么様？
不幸被大先生言中。在她南突北奔的第五年，1932年，张迺莹如同战败的逃兵，丢盔卸甲的回到了哈尔滨。而且，向她一直视为仇敌的“未婚夫”王恩甲，举起双手，无条件投降了。
没有花轿，没有红烛，在道外挂着东顺兴招牌的一家旅馆，张迺莹成了“新娘”。当哈尔滨被淋漓的雨水，连续折磨二十多天的时候，张迺莹在这家旅馆已经滞留了半年之久。
“新娘”张迺莹，不但没体会到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的美满感觉，就连人间烟火气的满足，也没得到。唯一能显示两人同居业绩的，是她怀了身孕变得圆粗的腰围。
王恩甲本来是把东顺兴客房当成演戏的舞台的，在张迺莹身上发泄完男人的欲望之后，脸上的油彩还没檫抹干净，就匆匆溜之大吉了。
像扔掉一截烟蒂，把张迺莹扔在旅馆里。同时扔掉的，还有拖欠旅馆食宿费用等等，高达六百元的债务。
不见了王恩甲的身影，东顺兴老板把张迺莹当成人质。恶狠狠地发出通牒：“不还清六百元钱，就把你卖到'圈楼'。”
“圈楼”，就在旅馆旁边。它的正式名称是“荟芳里”，很典雅。其实是个淫窟。张迺莹见过那些倚在门旁，涂脂抹粉强颜欢笑的卖身女人。一想到自己也会和她们一样遭受玩弄蹂躏，真恨不得干脆从旅馆楼顶跳下去。
就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她抬头瞥见了木门上糊着的一张报纸。是在哈尔滨出版的《国际协报》。
张迺莹常看这张报纸，特别喜欢上面的副刊。她天真地想，编报紙的人，都长着一个聪明的脑袋，可能会有办法，把她这个“人质”，解救出去呢。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于是，趴在窗台上，借助一张绉皱巴巴的信紙，蘸着墨水流着泪水，发出了求救的呼喊。
我跑了好几家图书馆，想找找《国际协报》，看看是什么様的报纸，未能如愿。却查到了这张报纸副刊的负责人，叫裴馨园。这位撰稿时署名”老斐”的编辑，见到来自一位弱女子的来信，比在来稿中发现一首好诗一篇好小说，更令他怦然心动。
他立即指派一名年轻编辑，火速前往东兴顺，提供帮助。
被派去的的是个叫三郎的文学青年。此人正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却又历尽坎坷的萧军。
当风华正茂的萧军，沧桑为一个鬓发斑白的老翁的时候，回忆初见张迺莹那一刻，仍然激情四溢：“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
其实，在旅馆这间狭小的庫房里，张迺莹与萧军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见面，张迺莹的亮相，很有些尴尬。她是个腰腹失去曲线的孕妇， 苍白的脸上染着一层憔悴。赤脚拖了一双变形的鞋子。原本是蓝色的长衫，旧得灰乎乎的，尽是皱褶。
不过，张迺莹毕竟只有21岁。那么青春。落魄的遭际，也未能抹尽她的天生丽质，反倒多了几分遭人怜爱的妩媚。
萧军是个单身汉，射向女性的目光，火辣多情。让他看见了“最美丽”。不过，我猜测，促使萧军产生“最美丽”感觉的，或许还是因为他在凌乱的床头，发现了一张纸片，那上面有几行清丽的字迹——“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杏子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萧军震惊了。凭借职业敏感，他从这二十几个字中，窥见到了文学才华的熠熠光彩，看到了贮藏其间的创作潜能。所以才使他看见了“最美丽”，并且由此发出“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的铮铮誓言。
在接连的十几天里，萧军把东顺兴那间关着“人质”的庫房，当成了朝拜的圣地。这些天，一直下着大雨。一把油纸伞，抵挡不了如注的雨水，他浑身浇得透湿，在泥泞的马路上，踏着水花奋勇前行。
张迺莹也总是站在装着铁栅栏的窗前，从一片水雾中，捕捉着那个魁梧的身影。当已经熟悉的脚步声，在木板楼梯急匆匆响起来的时候，她心间立刻被什么狠狠撞上了，激起一股隐隐约约的温馨甜蜜。
东顺兴这间阴暗简陋的庫房，成了两个人的精神天堂。可是，一想到六百元欠款，想到旁边的“圈楼”，倾刻间，他们就从五彩缤纷的海市蜃楼，摔到硬梆梆的地上，引起一声接一声的长吁短叹。身为七尺男儿的萧军，在“最美丽”面前，曾经发出的“拯救”誓言，变得空洞渺茫。
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想到，“拯救”真的来了。是随着1932年8月7日，那场涌进哈尔滨的滔滔洪水来的。来得风雨交加，来得恶浪咆哮，来得凄凉惨烈。来得英明，来得及时。
我看过记述这场洪水的《哈尔滨水劫记》，其中说，“其势既洪，其来也骤。居民于睡眠朦胧中，遭此巨浸，首以逃命为先，所有财帛家具，均为携取之遐。”东顺兴老板，自然也“首以逃命为先”，根本顾不上关在庫房里的“财帛”张迺莹了。
老板忘了张迺莹，有一个人却立刻想到张迺莹。那就是萧军。他从睡梦中惊醒，站在瓢泼大雨中，望着四处逃生的人群，仿佛听见了什么提示，眼睛一亮，大吼一声，天助我也!他像头落魄水的雄狮，跌跌撞撞地向东顺兴奔去。
此时的东顺兴，早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张迺莹站在二楼走廊。从楼下灌进来的大水，聚起一个个浪头，争向楼上飞蹿。她本可以跟别的人一起逃走，但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别走，别走，他会来的。
他果然来了。从天而降一般地来了。既来到身边，也来到心里。
哈尔滨1932年那场洪水，如同传奇，在张迺莹的人生史册上，用神来之笔，改写了她的命运走向。
两年后，随着《生死场》的横空问世，张迺莹有了新的名字，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