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疑心我能记起三岁多时的画面是幻觉，何况还隔了三十多年。
那是深秋的傍晚，我在家门口和几个小伙伴玩耍，奶奶踮着小脚从院里出来，推开木栅栏大门，拉着我就往家走，边走边一脸神秘对我说：“你有弟弟了！”
我比弟弟大三岁，这么多年这个画面我一直记得。奶奶把我拽回家，她悄悄附在我耳边告诉我，我有弟弟了。于是我又觉得还是我的记性好，记得这个短暂的画面，至于我跟奶奶回家后是不是看了刚出生的弟弟，还有虚弱的妈妈，我毫无印象。
等我再续上回忆，弟弟已经胖成了气球，坐在家里那个黑色椅子上照裸体照留念。他因为太胖眯着眼睛，脖子似乎撑不起那个大脑袋，看起来像脑袋直接堆在了肩膀上，一脸对外界的惊恐使他的小嘴撮成了O型。
他还不会走路，困难地坐在带靠背的椅子上，肚子上厚厚的肥肉重重叠叠。上半身不肯老实靠着椅背，一会就趴下来，两条胳膊因为肉太多长成了五节，每一节处都有一条小沟壑，妈妈一天要给他擦几次才能保证不被汗泥腌破皮。他那双肥鼓鼓的小脚真像吹满了气儿，用手一捏，被摁下去的宣软的肉马上就弹回来了，这是我对弟弟乐此不疲的照顾之一。
天真热啊，胖弟弟感冒了，还发烧。西头诊所的海军大爷说是热风寒，打一针就问题就好了。打完针，妈妈背着胖成球的弟弟去东地看看地里的庄稼，让我在家玩。我听话得和小伙伴在家门口玩泥巴，抬头看见妈妈背着弟弟悠哉悠哉朝东走去。我知道村东头路两边有很多杨树，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可凉快了。
我还在埋头摔泥巴，忽然听到我妈尖利的哭喊声传来。我抬头一看，我妈双手托着弟弟从东边一路狂奔过来，边跑边哭着喊弟弟的小名，她的鞋子不知道在哪里跑掉了，光着脚。我从没有看见过妈妈这个样子，吓坏了，抖抖索索不敢上前。妈妈从我身边踉跄跑过，我看见弟弟两只手蜷得像鸡爪子，眼睛紧闭，身子一抽一抽，嘴角还出血。我在后面追着哭喊妈妈，她不理我，还是不停地跑。我感觉自己心跳得快喘不上气，我以为胖弟弟要死了。村里的人被妈妈的哭喊声引出来也跟着妈妈跑。
等我气喘吁吁追着妈妈跑到海军大爷家，弟弟竟然醒了，妈妈抱着他在抹眼泪。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众人议论纷纷，我只听见“高烧”这样的字眼。弟弟看起来一点劲也没有，他头上汗津津的，趴在妈妈肩头，嘴角的血渍擦干了。我一个劲捏他的小胖脚，他也不笑了，还不耐烦蹬蹬腿。海军大爷告诉妈妈一定要注意让弟弟不能轻易感冒，更不能发烧。
可是弟弟的发热总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感冒征兆热度就“呼”上去了，然后还是痉挛，牙关紧咬，浑身抽动。妈妈狠命掰开他的嘴巴，塞进去一块毛巾，然后用大拇指使劲抠弟弟的人中，拇指盖都渗进弟弟的肉里了。我望着妈妈狰狞的表情，很心疼弟弟。
一会儿弟弟的头开始不停扭动，似乎想摆脱这种疼痛，他的表情看起来很难受，双脚也开始乱蹬，妈妈流着泪叫弟弟：“嫌疼就喊妈！嫌疼就喊妈！”弟弟终于“哇”地一声哭出来了，妈妈喘了一口重重的粗气，把弟弟抱在怀里。我不知道是谁教了妈妈这样残忍的手法，可是很有效。
家里弟弟吃的药一堆一堆，他还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一看到妈妈拿勺子就开始双手乱摆，摇头大哭。药片碾碎苦得很（我一吃就偷偷吐），弟弟被妈妈夹着双腿，按着双手，他开始拼命挣扎，哭叫。爸爸把碾碎的药末混着水放在勺子里，递到弟弟嘴边，他嘴巴紧闭拼命摇头。爸爸一只手捏住弟弟的两腮，一使劲，弟弟的嘴巴被捏成了O型，爸爸趁机把药灌进去，把弟弟的下巴高高抬起，于是一包药就成功灌进了弟弟嘴里。爸爸马上再用勺子舀点水把残存的药渣涮涮，一股脑倒进弟弟嘴里。
等到弟弟的嘴巴恢复自由，药早就跑进肚子里，根本没有吐出来的可能了。他难过得撇撇嘴，重新开始悲悲切切哭起来。妈妈把糖块嚼碎抹进弟弟嘴里一小块儿，他就不哭了，开始认真品咂那像米粒一般大小的糖粒儿。
尽管爸爸妈妈谨小慎微诚惶诚恐照看着弟弟，可是仍然抵挡不住弟弟凶猛地发病。爸爸的脸色终日阴郁，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躲在角落，像一只耗子不敢发出声响。弟弟一发烧，爸爸就骂妈妈，怪妈妈没看好弟弟。妈妈哭着和他争吵，爸爸就狠狠把手里的什么东西砸向地面，“咣当”一声，吓得我浑身颤抖。
海军大爷的药不管用了，有人告诉妈妈，前杨村有个老医生，看疑难杂症很在行。爸爸用架子车拉着弟弟，盖着小被子，妈妈紧紧跟在后面去找那个医生。他们不允许我去，让我在家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他们晚上也没有回来，我只好跟着奶奶睡。奶奶的黑木床床帮真高，我几乎爬不上去，就踩着小板凳爬着骨碌进去。我睡不着，问奶奶弟弟啥时候回家，奶奶开始抹眼泪，说不知道造了啥孽让孩儿遭罪。
爸爸回来拿东西，我就跟着他去看弟弟。那里也不是医院。一个小屋子，里面铺了好几张窄窄的竹床，每个床上都有人在挂吊针（输液）。我看见弟弟的胖脚上扎着针头，一根长长的胶管从那里一直延伸到瓶子里。瓶子里的药水不时冒着泡泡，正顺利滴进弟弟的身体里。我爬在床边看着弟弟蜡黄的脸，他睡着，肥嘟嘟的肉都塌陷了。妈妈拉着他的手，一会揉揉，一会揉揉。
然而前杨老中医可能也渐渐对弟弟仍然不时突然发病的状况感到了无奈，发烧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在弟弟身上引爆，尽管不生病时他壮得像个小牛犊。弟弟的病像大石头坠在了家里每个人的心里，爸爸终日脸色铁青，妈妈以泪洗面，爷爷奶奶长吁短叹。弟弟咳嗽一声，我都心惊肉跳半天。
妈妈终于去找了在许昌生活的三姨（我已经无法想起那段日子弟弟还辗转去了哪里看病，记忆是残缺不全的），带着弟弟住进了许昌的医院。三十多年前的乡下，不是实在走投无路没有哪个农村人有勇气去市里的大医院。我想爸妈心里一定充满了一种悲壮和决绝。
已到年关，家里还是清锅冷灶，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在许昌住院，爷爷奶奶愁眉苦脸在家带着我。那个冬天我躺在奶奶身边怎么也暖不热被窝，冻得瑟瑟发抖。我一天要问奶奶无数遍弟弟啥时候能回来，其实是我在拼命想妈妈。
外面已经开始放鞭炮要过年，爸爸妈妈仍然没有消息。就这样，我和爷爷奶奶在家里过完了那个寂寥的春节。大年初三，我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爸爸妈妈竟然开始露出笑容，我围着弟弟左看右看，极力想找出他安然无恙的征兆。弟弟的头发被刮得乱七八糟，可以看到醒目的针眼。我听见妈妈在和来看弟弟的大娘说话，妈妈语气里充满了一种莫大的庆幸。
原来他们带弟弟许昌医院时，刚开始医生仍是让输液退烧。结果是一停药弟弟就开始发烧，很顽固，医生没办法，就说要给弟弟抽脊髓，说这样就能一下子确定病因。妈妈强烈表示反对，因为村里有一个比弟弟大两岁的男孩，就是因为生病查不出病因，抽了脊髓，结果成了不能站立的傻子。我到现在也并不明白妈妈说的是否言过其实，可是村里人都那么说。但那个孩子生病后真得变了，他不会说话只会哇哇乱叫，并且终日狂躁不安爬来爬去，见啥咬啥，还不穿衣服。
弟弟输了好多天液，药一停仍然三十九度。三姨夫竟然知道偷偷托了人，给弟弟换了医生换了药，结果烧就退了，不再反复。病房里有个老太太告诉妈妈，弟弟这种病即使退烧了，也不除根，得扎针，扎对穴位才能彻底好起来。
妈妈带弟弟出院后，开始四处打听。人都说否极泰来，也许有道理吧。姥爷村东头竟然有这样的得道高人，可怜我妈兜兜转转最后在自己娘家村里找到了。那个高高瘦瘦白胡子老长的爷爷，我妈让我叫姥爷，他看到弟弟以后直埋怨妈妈不早点来找他。
他有一包细细的银针，很长，抽出来在火上烤一阵，就给弟弟头上脚上开始扎针。可能不疼吧，弟弟在熟睡中只是动了一下，并没有哭。他家院子里人好多，大门口竟然还有高高的吉普车，都是远道而来看病的。
这个姥爷还说弟弟得吃点麝香和珍珠粉才行，他家里还保存点。就这样弟弟竟然小小年纪就喝过了麝香粉珍珠粉这两种宝贵的东西。麝香是非常名贵的中药，那个姥爷年轻时走南闯北淘换来一点保存了很久。妈妈说姥爷包裹了好多层，打开看只有一点点，味道香得呛人，几颗亮闪闪的珍珠也被碾碎让弟弟喝掉了。
就这样，弟弟的病再也没有犯过。我妈千恩万谢，那个姥爷一分钱也没要，我妈只好上集上给他扯了两身衣服布料送去，姥爷就开心收下了。后来这个姥爷去世了，家里孩子也没人愿意继承他的衣钵，于是他的手艺就失传了，我妈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现在三十多岁的弟弟膀大腰圆，壮得像铁塔。我很少想起这段遥远的往事，人的记忆也许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年轻时可能一直认为这段记忆太过沉重，下意识回避了它。
如今明白，无论哪种经历都是人生丰富多彩的印记，就像冰心说的“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