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如何反“内卷”?

作者 |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去年以来, “内卷”这个词席卷了整个中文互联网。

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源自文化人类学领域,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定义,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当资源总量不变甚至正在减少的情况下,竞争者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大,但人均收益始终无法得到提高。

疫情背景下,很多行业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内卷化的趋势,音乐行业也不例外。在国外,音乐人曾尝试通过工会组织为自己争取更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报酬,但在价值由市场决定的大前提下,音乐人的处境很难产生质的改变。而在音乐市场还不够成熟的中国,国外工会的经验更是无从套用。

不过辩证地看,内卷化并不完全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它本质上是一种更加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就像任何一个讲求丛林法则的职场一样,在市场变得更大更好之前,困境中的音乐人或许需要自行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

音乐大爆炸时代,“彩铃神曲”主导了行业风向

在昨天的文章《每天6万首新歌的时代,绝大多数音乐人都不会被听到》中,我们提到,Spotify平台现在每天上传超过60,000首新歌。这意味着,Spotify曲库在今年将新增大约有2200万首歌。去年11月,Spotify称,其平台上已有约7000万首歌,到明年年初,Spotify的曲库将首次破亿。

与此同时,全球音乐人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相比于国内网易云音乐上的20万音乐人和腾讯音乐娱乐的18.5万音乐人,截至2020年底,Spotify平台已有800万音乐人。其CEO建创始人Daniel Ek预测,到2025年,平台上的音乐人将达到5000万。

如果要上传到Spotify的音乐数量增长速度与Spotify上的创作者数量相同,那么到2025年,Spotify每年大约新增1.37亿首新歌。但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包括睡眠在内,人类的平均寿命约为3,800万分钟。显然,歌曲的数量正在飞速增长,耳朵已经不够用了。在浩如烟海的曲库面前,音乐人想要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听到,需要跑赢的分羹者越来越多。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即使音乐人非常努力,想要获得足够体面的收入,也很困难。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国家,音乐人都被视为一个不太挣钱的行业。

图源:电影《布拉德的中年危机》

而在中国,音乐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指出,中国音乐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世界同等收入的 9%。其中,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24%的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占总收入的5%以内,仅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比达到100%。

过低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要想让音乐转换成更多的收入,音乐人经常面临的两难就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审美,制作一些符合市场需求但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

比如,2004年前后,内地本土唱片公司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展开合作,推广彩铃业务。全国千万量级的彩铃用户,让很多备受盗版挤压的音乐公司重见光明。当时,彩铃业务成为中国市场中体量最大的音乐类消费,数据显示,2009年移动一年的彩铃收入就超过200亿,而内地整个音乐产业一年收入才2亿。


为了适配彩铃的消费场景,迎合主流彩铃用户的品味,我国流行音乐在一段时间内“神曲”横行。这些歌曲因为洗脑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饱受质疑,很多专业的音乐人对这类歌曲也颇不待见。比如2004年推出的《两只蝴蝶》,这首歌被制成彩铃后累积下载量达1亿余次,原唱庞龙因此成为当年福布斯名人榜上内地收入最高的男艺人。但在艺术角度,《两只蝴蝶》很难称得上有价值的作品,庞龙本人也承认,这首歌太商业。


随着彩铃的式微,大环境的改变,很多音乐人不再需要为了生计做出过多妥协。写《左眼皮跳跳》的金志文开始制作更有品质的音乐,拍摄《QQ爱》MV的彭磊也能够通过摇滚乐养活自己了。



然而,市场在轮回,随着短视频的兴起,音乐最有力的宣传渠道再次被限制在了有限的消费场景中。浏览目前的热门单曲排行榜,十有八九都是短视频中经常出现的BGM,这也使得音乐人的创作又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制约,流传最广最火的歌曲又回到了彩铃时代。

此外,在维权成本过高,侵权代价和风险较低的情况下,生存的困境也会倒逼一些音乐行业从业者丢掉底线。有的音乐人甚至构建了一条洗歌产业链,批量生产涉嫌抄袭的歌曲,其中部分歌曲还在网络上取得了很高的热度。

音乐人宋孟君的大量作品被质疑“洗歌”

纵观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史,其中充满了创作者为五斗米折腰,妥协理想的故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让音乐人更有尊严地工作,让流行音乐的品质能够不轻易被所谓下沉的审美颠覆?

既定供求关系下,内卷或许难以避免

为了让音乐人能够过得体面一点,相关音乐行业组织和个人想了各种办法。

比如,国外一批音乐行业从业者为了联合起来面对甲方,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立了民间组织Fair Trade Music,该组织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性质类似于工会。如果发现某家场馆或活动方对音乐人不友好,Fair Trade Music成员就可以联合起来,今后就不来这边演出;如果说有对音乐人特别友好、很讲诚信的酒吧或演艺场所,Fair Trade Music就会为其贴一张认证标识。

不过,国外工会类组织的经验可能在国内可能不适用。BigMic唱片创始人、TinaG时间频道主理人郭音向音乐先声表示,由于国内的音乐产业不太健全,很多活动方在策划演出时都没有长远的规划,很可能只策划一次音乐节,以后就不再办演出了,对于这类活动方来说,艺人的联合抵制毫无杀伤力。

而即使在欧美,音乐人工会的作用也很有限。价格由市场决定,在一个供大于求的甲方市场中,音乐人的收入低未必是由于资本的剥削,而是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他们的价格与议价权只能达到这个体量。

在接受音乐先声的采访时,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向我们介绍了他在美国录制专辑时的见闻。他提到,在美国奥斯汀,很多酒吧是不给歌手提供演出费的,歌手只能获得客人给的小费。但即便如此,愿意来演出的歌手仍然很多,音乐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换句话说,当甲乙双方的地位悬殊到供给方即使不要钱也愿意提供服务的时候,工会这类组织就很难帮上忙了。

布衣乐队纪录片《21号公路》

吴宁越还向我们表示,反而是在中国,音乐人的竞争强度更弱,挣钱更容易一些。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主唱华东在采访中也表示,在中国,一支水平凑合的乐队,演出费就可能会很高,但在国外,水平已经相对很高的乐队演出一次也拿不到这么多钱。据华东介绍,很多国内比较有名的乐队,在国外演出后,因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自己与国外同行的水平差距,回国就解散了。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有时候“内卷化”也未必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它还有可能是一种虽然残酷但必要的优胜劣汰,内卷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分到市场的蛋糕。

音乐人反内卷指南:提升能力、敢于跨界、找个班上

目前,我国的音乐市场仍有大量未被充分开发的增量。

据郭音介绍,与国外音乐人巡演动辄百站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巡演能有五十站已经算非常多了。在她介绍到,国内音乐行业呈现出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制作与演出费用大多虚高,但从业者的收入并没有相应上涨。郭音认为,这些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整个行业盘子太小,活儿太少,当产业规模扩大,作品发行与演出数量增多,音乐行业也会形成公平透明的定价体系与良性的竞争机制。

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张,恶性内卷会得到缓解,但环境的改善需要时间。而且,没有恶性内卷不代表没有竞争,无论任何时候,足够强大的业务水平都可以让从业者获得更好的生存处境。

有研究中国音乐产业的学者曾指出,近几年,中国一些音乐人为了能够得到工作机会,开始打价格战,愿意以比同行更低的价格换取更多的工作机会。对于这种典型的职场内卷行为,前赵雷经纪人蒋步庭认为,这种行为并不会真的扰乱市场。根据自己的实操经验,蒋步庭表示,在挑选合作方时,他们往往更看重对方能力,因为良好的业务水平和沟通能力能够为团队节省更多的隐形成本,为此,他们不介意多付出一些酬劳。

此外,对于音乐行业的内卷化问题,蒋步庭表示,在行业利益固定的情况下,音乐人如果想要改善生计,可以尝试跨界踏入其他行业。比如说,有知名度的音乐人可以去演戏、录综艺,乐手可以去做教育培训。

知名摇滚歌手郑钧也对音乐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以先找个班上,业余时间搞音乐。

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生内卷现象。站在宏观角度,不同时期的内卷现象各有利弊。而对于每一个个体从业者来说,每一次内卷都是历练,只有足够强大、足够坚定的人才能扛过去。

先声话题

话题内容:提高能力、敢于跨界、找个班上,你认为音乐人还可以怎么反“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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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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