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不惑，当一个清醒的学着走进自己四十岁的时候，或许就更加不惑了。读《四十自述》，不难读出作者用自然亲切的文笔为我们记录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些文字让我感受到的除了作者的聪明和勤奋之外，更多的则是一个母亲给儿子的深沉的爱，一个母亲所带给孩子的最好的教育。

      母亲对于我就是恩师，就是严父，在母亲的个人魅力的浸润里，我长大成人。作者的母亲知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丫头，但是她却有着做母亲的睿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为此，当儿子在私塾上学时，别人家的孩子一年是两块钱的学费，而她则给儿子叫十二块钱，那十块钱用来当做老师单独给儿子讲书的费用。“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块儿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一个不识字的母亲跟着丈夫习字，陪着儿子习字，把自己从丈夫那里听到的知识再讲给儿子听。这该是一位怎样的母亲啊！

        爱孩子，则为之计深远。胡适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爱子的母亲。母亲为了作者能更好 读书，在家里一直忍气吞声的她据理力争，在送我读书这件事上从不退缩。终于，母亲为我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 十二岁那年跟着生病的二哥去上海，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年纪轻轻即守寡的母亲，对儿子还是怎样的爱与期望。“她只有我一个人，只是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了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生。”“慈母倚门情。。”倚门而望的母亲，一直到作者二十六岁时，十几年的时间里只回过家三次，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足六个月。“游子行路苦。”“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工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就是带着爱、用功和怀疑的心胡适开始了他的上海之旅，也开启了他的求学和为学之旅。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胡适先生算是做到了孝之终吧。

      要想显身立命扬父母又谈何容易，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求学之路该是多么艰苦。胡适先生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却让我深深体验到求学、为学的不易。生活的艰苦自是一条。一个学校就是一个社会，在那样动荡不安、思想激变的社会大潮里，学校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公学和新公学之间的争斗让胡适更清醒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守打击之后，往往是很激烈的。”因为“他们都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敢于挑战的学生，更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的十七岁的教师。这双重的身份锻炼了胡适的严谨治学的精神，也为他的出国打下了基础。“以学习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功夫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要一边上学，还要一边读书，该是多么辛苦。但是作者都坚持了下来，后来还考进了外派留学生的队伍里，开始自己国外的求学生涯。

      求学固然是辛苦的，但是它需要的知识坚定与执着。在文学革命的这条路上，不仅需要知识、坚守，更需要勇气。  当我们在享受着白话文带给我们的便利时，殊不知胡适先生为了这便利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得有多大的勇气去挑战千年的权威。作者说自己是逼上梁山，我感觉还不如说是主动攻占梁山来的更直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于文章而言就是利器，器不利则功自然小。由文字到文学的讨论，使作者深思，于是便有了文学革命一词，于是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他的这种挑战权威的精神在刚到上海时就已经展现。因为文字，而进行的文学革命，让中国的文学获得了一次实至名归的解放。而留学生文学科学研究部的成立更是给了他一个广阔的舞台。实验主义哲学的思想让他勇于尝试，勇于革新，并最终认定白话文。为此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导思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作者的这种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让吾辈汗颜。

      “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母亲这朵萱草花在风中摇动，为谁而吐芳华？作者这朵萱草花在风中摇动，又为谁而吐芳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