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面子”是一种“依附于社会的自尊”。

基于儒家伦理的华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一体感，荣辱与共，谁都活不出自我价值。

父母完成自我接纳和认同，才不会将焦虑和怀疑投射到孩子身上，一味对孩子施压。

唯有当我们不再被“面子”胁迫，不需要处理“面子”引发的耻感与焦虑，才能把关注点放回孩子身上。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落地，华人导演石之予执导、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的动画短片《包宝宝》荣获最佳动画短片奖，影评刷屏。

到底是华人编导，深谙华人家庭的明规矩与潜规则。不过几分钟的短片，就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普遍存在于华人家庭的那些问题：冷漠的夫妻关系、错位的家庭关系；甩手掌柜般的丈夫、自我缺失的妻子；丧偶式育儿、混乱的边界；无处不在的入侵与控制、扭曲的精神寄托、情感勒索……以及中国式家庭伦理对于个体的毁灭与吞噬。

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一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式父母容易情绪失控？

中国式母亲爱孩子爱得奋不顾身、爱得遗失自己，却又漠视孩子的主体性，缺乏边界意识，好对孩子施以高压。

结合近几天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句其实是经常听到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留点面子，我就不……”，这种言语和思维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又于怎样的情况可以达成话语者的目的？

所有这些让我重新思考“面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这个词的源起。

何为面子？

首先来看看，“面子”是什么？

在《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中，关于“面子”的解释整合下来可以这样表述：

“面”字从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指涉“自我”与社会间之关系的象征性意义；“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一种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者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

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在任何时候自我都必须仰赖外在的环境。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面子”是个人反思“自我”在某特定社会情景的行动之后，对于“自我之公共形象所做的评价”，是一种“依附于社会的自尊”。而这里的自我通常归属于某一密切整合而又与他荣辱与共的团体，在中国，首先就是指向家庭，公众的羞辱和讪笑被认为会影响家庭/集体的声誉。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外部评价。过于在意TA，必然导致自我的丧失，因为，你几乎是只能从他人的认同中获得自我认同。

外部评价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人，至少在生命的初期，都是通过他人的目光和评价来获得认同感——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幼小的孩子越渴望得到认同与接纳，都有讨好父母的本能。来自最亲密的家人的认可、关爱、接纳，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外部评价是一种外源性强制力量，缺乏自发性和自主性，依赖外部评价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并不利于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一旦外部评价/压力消失，缺乏自我的人更有可能呈现出两种倾向：无法无天或者茫然不知何为。试看创卫严管之后的城市卫生是如何糟糕，还有长期处于父母管控和安排之下的孩子，一旦没有人替他安排就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和如何做。

武志红的“巨婴”一说，虽然稍嫌尖刻，但也比较真实地反应出长期生活于集体主义环境，无法完成自我认知，必须仰仗外部评价来获得身份认同的心理模式。

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这么在乎这种根植于集体主义的外部评价呢？

中式家庭伦理观

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至今依然。

儒家的生命观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生命在于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的生命又在于祖辈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的领域”并不仅限于个人身体范围，而是必须将父母和亲人包含进来。同时，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一种必须无条件践行的“积极义务”，不能随个人的判断来决定“做”或者“不做”。（作者注：显然，这是一种泯灭个体意志，甚至就是抹杀个体存在的价值观。)

这种伦理观让普遍的华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一体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母倾向于以子女的成就作为自己的成就，鼓励子女追求可以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纵向杰出目标”；子女“达标”，不仅自己有“面子”，还能“光耀门楣”，父母也会与有荣焉。对属于子女个人喜好的“横向目标”则未必愿意给予相同程度的支持。因为，“横向目标”即使获得“成功”，也未必能够给家族、特别是给父母带来多少“面子”。

——摘选自《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发现没有？这套儒家伦理没有“个体”的立锥之地，无论孩子还是父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伦理体系中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个体于这样一种伦理体系中是不存在的、不被接受的，必须服从于集体、依附于集体，个体权利也必须让渡于集体权利；个体于事实上仅仅是集体的附庸。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华人父母好拿孩子同人家的孩子做比较，逼迫孩子迎合竞争，不能接受子女不如他人或者“失败”，也不愿意接受子女真实的样子；反对、至少是漠视孩子的个人兴趣，看不到孩子的个体价值；孩子更多是一种工具性存在，甚至是作为玩物存在，用以填补母亲或者长辈的空虚与空白。

影片《包宝宝》中的母亲就是一个活在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女性，没有自我、也没有自己的生活。

在包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她的人生似乎唯有美食，日复一日给冷漠的丈夫做饭，夫妻之间几无交流，她是孤独寂寞的；包宝宝出现以后，她全部的生命意义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欲。

她不择手段地占有儿子，完全不考虑后果，更不用说程序正义——随时随地入侵孩子的空间，监听儿子电话，用美食“收买”儿子；她阻止儿子交友，从最早的小伙伴到后来的女朋友；为了独占，甚至不惜“吃”掉儿子。

她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儿子的个人需求和个体尊严，她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不断对儿子施以情感勒索以填补自身的空虚，甚至不惜毁掉对方。

这是爱吗？

哪里看得到“爱”的身影！

儿子只是他的工具，一个用以满足母亲自身需求的工具。

“不能占有你，情愿吃掉你”绝非一句玩笑话，这样一种中国式亲密无间的家庭/亲子关系必然会毁灭孩子、吞噬孩子。当然不是肉体意义上的吞噬，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毁灭。一如那个被母亲吞掉又回归的包宝宝，“懂事”了，却也变成了一个木讷呆滞的半老头子——中国式的“少年老成”就是这个样子。孩子没了，母亲笑了，也唯有母亲还在笑！

儒家伦理的价值

但是，即便我们清晰看到这套儒家伦理价值对个体生命力的吞噬，也还是要想一想，TA是不是全然一无是处？

当然不是。

在属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依靠个体力量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套伦理体系能够有效增强家族凝聚力，让族群得以生息繁衍。那个时代，“活下去”几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要务，还没有能力讲求个体价值——人类基本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不过两三百年时间。

但是，走到今天，步入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生产力大幅提升，活下去不再成为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更好的发展才是。创造性、个体生命力才是推动人类立足于世并继续前行的力量。

此时，相比东亚儒家文明，西方文明更能促进个体的人的发展。西方基督教文化普遍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立个体，因此，西方文明下的“自我的领域”仅限于个人身体范围之内，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全力捍卫。

陈丹青说西方人“拥有一张没有被压迫过的脸”。他们的个体及个体价值被看见、被允许、被接纳，是存在的；人与人之间边界清晰、平等互重，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私域受到尊重和保护，生命力外向张扬，不受压制。

再说面子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语境下“面子”的拓展含义：

“损面子”和“不给面子”通常是指故意在众人面前暴露他人在道德或者能力上的缺失，让他受到大众的耻笑。

这其实未必能够伤害到人，特别“暴露”的还是子女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基于儒家伦理的家庭关系，父母子女边界缺失的“一体感”，无论指出的是孩子的某个缺点还是指责孩子这个人，都会给父母造成强烈的耻感。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父母会对子女的“被点名”如此紧张焦虑。因为，没有边界意识的亲子关系，父母高度管控的同时也在越位替孩子担责，代替孩子成长。被批评的本是孩子，在父母心目中的指向却是他们自己；说的是子女的缺点，父母的感受却是丢了自己的“面子”、“没脸”，耻感和焦躁瞬间升起。

同时，基于儒家的“庶人伦理”，人际交往是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向度来衡量彼此间的角色关系。

因此，华人发生冲突，既没有“公平决斗”的观念，也没有理性思辨说理的能力，处理问题并非首先依据法律法规，而是乡土血统意义上的情、理、法，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卷入冲突的各方很容易陷入情绪化的意气之争。

用“丢面子”作为某种交换条件，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对于绝大多数华人父母也很有效。但究其实，之所以有效、父母之所以逼迫孩子，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焦虑——

违规、成绩不好让老师点名，亲朋好友孩子对比后的自卑，这些都是令父母感到“丢面子”的事；再加以工作之余，疲惫困倦之下，不愿意再面对任何可能增加麻烦的事务……

此时的父母，已经受制于非理性情绪，难以进行冷静分析，只于强烈耻感中怨恨孩子给自己“丢脸”，批评责骂不过是在发泄自身的不满、焦躁、愤怒、恐慌与无力感。

一味要求孩子乖、听话、懂事，说到底是父母为了规避那些麻烦和难堪，唯独没有认真考虑过孩子的感受以及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规矩。

更何况，单方面对孩子提要求有失公平公正，父母又大都缺乏有效引导的能力，打骂成了救命稻草却基本无效，只弄得孩子惊恐紧张，欺瞒和“装”成为下意识的首选护身法➤孩子的谎言：弱者的消极抵抗 亲子关系自然糟糕，父母越发焦躁不安。

探寻解决之道

搞清楚这些关系与原理，是否能够不那么在意老师点名带来的耻感，不将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不给孩子施加过大压力呢？

我想是的。

因为，看待问题的视角、解释问题的方法变了，问题不再触发耻感，有能力保持冷静，思考指向理性分析以寻求问题本身的解决之道而非情绪发泄——至少，这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要说完全不害怕老师点名，那是假的，起码在一开始，我也有那样一种感受。看到老师在微信群或者私聊中提到孩子的不良言行，首先升腾于心的就是一种强烈的羞辱感还有怨恨，忍不住就会埋怨孩子又给自己惹麻烦了——看，此时的心理不是指向解决问题和帮助孩子，而是对孩子的抱怨与愤怒；也没有把孩子和自己进行生命个体意义上的分离，仍然是搅合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一次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是几年前和木头聊天，讲到56号教室的老师兼《第56号教室的奇迹》作者雷夫的一个故事：带学生出行博物馆/艺术馆，一学生不守纪，当他人指责学生给老师丢脸时，雷夫正色道：“丢的不是我的脸，是他自己的脸。”

是啊，学生和老师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体，各自对各自的言行负责，即使老师负有教育之责，具体的言行仍然是增益/折损学生自己的荣誉。

把此处的师生关系换成亲子关系同样成立，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担责，即使他是你的孩子。监护人当然负有引导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但是，就生命个体价值来讲，相互间是分离和独立的。他做得好，荣誉属于他自己，做得不好，羞辱也属于他自己，父母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助力孩子前行，而非纠结于自己的情绪——无论是荣还是辱都是孩子需要去自行面对的，原则上和你无关。

只有看到个体的独立性，明白孩子和你是两个人，他的言行只能由他自己去担责，才能不再恐惧于各种被点名。也只有打破恐惧，才能破除儒家伦理关系的另一个魔障——等级和尊卑，同对话方（包括但不限于老师）进行基于平等关系的理性沟通和交流，寻求解决之道，而非顺从之法。

想明白这些点，就能轻松看待孩子的被点名，接受孩子“享有犯错的权利、行为会有偏差”这一事实。清晰看到老师指出问题绝非于主观上想羞辱孩子或者家长，而是为了和家长一起想办法帮助孩子成长。

一种尝试

就我自己的惯常做法，无论孩子出于什么原因被点名

首先管理自己的情绪，而非急于向老师表态，回复老师要“收拾娃娃”；孩子回家后，冷静且专注地倾听她的声音，无论多大的过错，孩子都享有解释权；基于接纳孩子情绪与感受的基础上帮助她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征询她对事情的看法，推演事态的走向、探讨解决之道，提供建议、尊重她的选择。➤同女儿交谈我希望她改进的那些地方 20190301

当然可以寻求援助，对于我们母女，小华就是最强有力的援手，总能给到基于理性思考的积极陪伴。但小华仍然是分享看法、提供建议，尊重孩子的选择，支撑她有勇气直面问题，让她自行承担言行和选择的后果，我们陪伴她经历过程，但不越位替她承担责任。 

过后给到老师（问题发现者）一个真实反馈，传递家校合作的诚意、减少误会、降低沟通成本。需要女儿道歉的，鼓励她主动沟通、陈述事实、勇敢担责、诚恳道歉，但绝不夸大其辞，更不会自我贬损与自我羞辱。➤当谎言与真相相遇，你还会选择信任孩子吗？

整个过程完全不涉及“面子”与是否“丢脸”的问题，只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不为害怕谁或者要讨好谁，而是应该这样做。

唯有当我们不再被“面子”胁迫，不需要处理“面子”引发的情绪与耻感，才能把关注点放回孩子身上，放回问题本身。

多几次这样的经历，我发现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理性思维能力都有提升，更能自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以勇气直面问题；也越来越不在意他人目光，特别基于非理性情绪发泄的讪笑和讥讽已经无法影响我。

良好关系长啥样？

最后再说说关系问题，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最好的样态都是亲密有间而非亲密无间。每个人都需要保有一个不受侵犯的私密空间，保守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包括孩子，他们也是独立的生命体，应当被尊重，这对自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于家庭里，需要处于强势方的父母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建构自己的生活，自我认同、自我接纳；而不是把人生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绑在自己身边，用入侵孩子的空间减轻自己的焦虑，用情感勒索填补心中黑洞，用“我都是为你好”来合理化自己那些不合理行为。

唯其如此，孩子才能成长成他自己而非父母的附庸。

作为父母，唯有放手孩子才能逃出和孩子相爱相杀的无底深渊，也才能活出自我。

文中来自春天的摄影照片由微友“央金蕾”和”卢越“提供，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