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普通文章，我把它写成了演讲稿的形式。

谢谢大家，感谢X给我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做这个演讲。使我得以把自己平时的一些闲思集中起来，分享给他者，这对我至关重要。那它对各位是否重要呢？如果是关于别的内容，我会回答：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些作为知识或意识形态的内容大多与各位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不过今天的内容却是与各位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它可能还是有点价值的。

我们在生活的平时有一种很基本的认知模式，我称之为“判断先行”的认知模式。即当我们处于某个环境的时候，无论这个环境或对象是人还是物，我们往往是以下判断为开端开始我们的认知的。这一点与我们这些个体身上的社会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碰到一个现象，往往会以一种毕竟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设立一个假说，然后根据已有的因果律去推理出某个结果，我们会在不同的结果系统中筛选出一个合意的作为目的，用它和它的假说和因果律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一点其实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后果主义的社会，我们最为流行的评价方式就是把人作为一个后果式的个体来进行评价，看他有没有用。这种赤裸的现实主义其实几乎悬挂在每个人的头顶，无论你是否有好的方式去面对他，是否有好的方式去开解它。

我们知道一些知识分子非常精于此道，我的意思是他们很精于通过种种方式来面对这种后果主义。他们有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叫作知识论。这个武器可以帮助人得到一个更加公道的后果的价值系统。他们会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更抽象同时也更公道的观点，作为判断的起点；我们需要一些更加合理性的推理程序来通达后果。

这些道理担负着维系人类社会的公共规范性的重任。我们的司法，道德，政治系统都和这个有关系。但是这些人不会认为，我们的判断先行的认知模式是有问题的。他们会认为这个是自然的。因此，当网络上的言语暴力肆意飞扬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种现象来自于某种非理性的认知模式。

就我个人而言，我身上有很重的一部分精神成分就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认知力。但是这种认知方式一度让我感到痛苦。而我的求学历程，大概总结起来也正是解决这个痛苦的过程。

我出身于一个彻头彻尾的工人世家，我父母的家族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时候成为工人家族的。也就是说我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大多祖上还是从城市的市郊进入的农民。也就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了。

我发现这些工人子弟（包括我在内）身上有着浓厚的判断先行的气质，而且这种判断的内容特点很容易把握，无非是道义先行或利益先行的分歧。

当然，人总是复杂的，但是宏观的现象也不会说谎。

我小的时候总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感到不舒服，为什么人要把别人放在一个框里去理解，我总觉得这就像是人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在互相切割，满目都是血淋淋的场景。结果周围就充满了刀砍斧剁过一般的各种“壁人”。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但它总归是令人焦虑的。我不知道在别的阶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们也可以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环境。我想除了少数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家庭之外，其他的人大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认知模式。而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只不过是有一些方式来应对这个模式而已，而不是真正地去超越它。

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概是众人平等的。

而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遗传的。

我不想成为一个“壁人”。

于是我曾经选择去读过心理学，可能是潜意识里认为如果了解了人心的规律，或许就能解开我心中的烦恼，然而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都没法给我一个答案。后来我找到了意志这个东西，我发现这种能动的力量或许能帮助我昂首前行，所以后来我去学习哲学，伦理学，希望去理解规范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不得不说，我的确从康德那里获得了一个知识分子能获得的大多数能力。可是我还是无法做到从一开始就摆脱这种作为生活状态的梦魇。

几年前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真人秀节目叫非诚勿扰突然间火了起来。在观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的痛苦达到某个极点。我记得有个女嘉宾在节目里说，自己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后面笑，这引起当时社会一片哗然，后来还有有个男的专门报名去相亲，就是为了去骂她一通。当时我自以为有了一个知识分子式的抵抗力，所以我在比较早的时候就自我宣称把这个节目当作一个真人秀来看。可是我发现这种逃避的方式依然对于那种解释先行的思维模式无能为力。

自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慢慢地真正地意识到要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敢说现在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想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模式来替代它。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放弃一种模式是没有用的、消极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替代者。

这个新模式与文学有关，我记得前年莫言得奖的时候，有一个态度让国内知识界大哗。莫言先生认为文学应该相对于意识形态和道义有自己的自主性。他在授奖典礼上的致辞的题目就是《我是一个说书人》，他说文学有自己的诉求，这种诉求就是叙述的力量。

在当时我其实并不理解这个观点，甚至有点反对，心想一个作家怎么可以没有现实关怀，没有反思呢？

但我现在看来，莫言抓住了更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故事先行的认知观。

其实有的时候在某一件事情上改变一下认知模式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难的是你事事时时都这么做。

我平时去吃饭、上课、逛街、坐公交的时候，喜欢去观察身边的人。这是一个很早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可能是因为观察本身不需要去抵御行为的压力，也就有不下判断的余地，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也是一厢情愿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你“冷眼旁观”的时候，你也很难不下判断。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试图做一些改变，至少在观察这个最弱的意义上要养成一个不妄作判断的习惯。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的办法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写故事的人，就像一个搜索素材的作家，说书人。你的世界就是你的故事，你所遇到的一切，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你的故事里的角色。你要做的是把它们组成一个故事。

这里涉及到一个写故事的准则。好的文学一定是故事先行的，所以伟大的作品往往是复调小说，而不是依赖于一个主旋律的小说，旋律越单一的小说，文学性越差。

所以当我们在创作（或认知）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先预设一个所谓的世界观。事实上你会发现，如果你刻意地去建立框架的话，这是很困难的，而且很丑陋。所以我会建议你去先建立一个试试，待你反感它之后，再做直接叙述。

当你直接地创造这个故事，而又不给予它特殊的目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旦创造了它，它就活了起来，你就如同创造了一个自然物一般。

但是一个作者有没有可能完全没有预设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预设做一下处理。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赫尔曼.施密茨，他有一个“宽”的概念。这个概念大概的意思是情感基底，所以我们这里的建议就是做一个赫尔曼所说的“回归”，回归到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喜怒哀乐都可以，但是仅仅是情感而已，你不能去问自己为什么。哭便是哭，你有何必去问它缘何而来？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基线。当然了，仅仅回归似乎也是不够的，你可能会被批评文艺气太重，这个时候，你又需要去“解放”自己的故事，这是在你创作之后再整合这个故事的时候做的事情，这里你可能依然还是要下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盲目的私人式的判断了，而是一个公共的判断，如此你就可以以一个比较高效的方式进入一个知识分子式的视野。

以上一段可以总结如下：当你去写作的时候，用你的身体去叙事，用你的理性去组织。

莫言曾经说过一席话，我在讲座的最后送给大家：一个作家不应当像小猫一样，像小狗一样，以过那种肆意欢快地打滚、撒娇的生活为目的；一个作家应当像深海的鲸鱼，在广袤的大洋中怅然而野性地纵情游弋、捕食、交配，同时与成群的鲨鱼保持距离。

希望各位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作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