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天，和老婆一起看完《天堂电影院》，我一边回味着一边说：“这片子跟《海上钢琴师》的感觉好像哦。” 老婆听了，略略一想，也深以为然。于是我好奇地上网一查，恍然大悟：这两部片子都是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作品。作为观影数量极为有限的非影迷，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看出了同一导演影片的相似之处，这事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海上钢琴师》的主人公“1900”刚出生就被遗弃在一艘游轮上，被船工收养后一直生活在游轮上。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钢琴天才被众人发现，于是成了闻名遐迩的海上钢琴师。从小到大，1900从没下过船，直到他爱上了一位姑娘，才第一次有了下船的念头。然而在走下舷梯的最后时刻他又放弃了，重新回到了船上。最终，直到游轮报废爆破的那一天，他依然拒绝离开，与船同沉。
《天堂电影院》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个意大利的偏远小镇。小男孩多多是个电影迷，并因此与镇上唯一的电影放映员阿尔弗雷多成了忘年之交。后来阿尔弗雷多因为胶片起火而失明，多多便接替了他的工作。阿尔弗雷多经常鼓励多多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因为爱情的失意，多多最终听从了阿尔弗雷多的建议。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多多回到家乡参加阿尔弗雷多的葬礼，在影院里独自看着阿尔弗雷多将所有因为电影审查而剪掉的亲吻镜头收集起来拼接而成的影片，回忆往事，泪流满面。
我所察觉到的这两部片子的相似之处，就在于1900和多多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或是游轮，或是小镇，而他们也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要不要去看看？”
答案是显然的。多多选择了去，而1900选择了留。
“家乡的小镇”与“外面的世界”，是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组对立的意象。离开“家乡的小镇”，不仅是空间上的位移，也对应着时间的流逝——微观上是一个人从少年到成人，宏观上还可能伴随着大时代的变迁。这个过程往往意味着生命中“黄金时代”的终结与成人世界大门的开启。黄金时代的小镇上，或者是弗吉尼亚号游轮上，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生活虽未必尽如人意，但日子总是舒适而可预期。而一旦踏入“外面的世界”，无论是功成名就、平淡无奇，还是一败涂地，唯一确定的就是一切事情都不确定。可以说，在精神层面上离开“家乡的小镇”，坦然接受生命中一切的未知与偶然，是一个人第二次出生的过程。
阿尔弗雷多，就是多多第二次出生的“助产士”。阿尔弗雷多没什么文化，甚至要靠多多帮忙才能通过扫盲考试，但他一直劝告诉多多：
“人生和电影不同，人生辛苦多了。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
而1900，虽然也有好朋友Max多次劝说他下船，但Max终究不是阿尔弗雷多，1900更不是多多。
1900对Max说：“那天我在舷梯上感觉很好，我决心下船，意志坚定。我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才停下，而是因为那些我看不到的，你能理解吗？我所看不到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城市，可以说，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尽头，我看不到东西的尽头，世界的尽头。”
沉浸在《海上钢琴师》的剧情中，我们很容易将自己代入1900的视角。他无父无母，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一生漂泊在海上。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像他这样的天才几乎必然是孤独寂寞的，是与这世道格格不入的。这也就让1900最后的“殉道”有了相当的合理性，甚至披上了一丝浪漫的色彩。
相比之下，作为普通人，多多走出了小镇，也就进入了与常人一样的平凡生活。电影也不会为之后的事着墨太多。但这并不表示多多的人生中，只有回忆中那段小镇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的。小镇的回忆之所以动人，是因为那些时光已被割裂，那些过往已被封存。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再美，也只对我们自己有意义。如果多多像1900一样，留在小镇，最后也随着天堂电影院爆破而葬身在瓦砾堆里，那么他也只会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里一个疯狂的电影放映员罢了。毕竟放电影这事，不需要什么天才。
因为命运的驱使，1900的一辈子都在船上。他到死都没能完成“第二次出生”。如果抛却他那天才的光环，用一种更冷峻的目光审视，其实他更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关了几十年，出狱后却无所适从最终自杀的老布。老布被监狱“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了，而1900也一样，不论主观上1900是为何决定不下船，客观上，他也是被游轮这个小世界“体制化”了。
1900还说：“键盘有始有终，你确切知道 88 个键就在那儿，错不了。它并不是无限的，而音乐，才是无限的。你能在键盘上表现的音乐是无限的，我喜欢这样，我能轻松应对。而你现在让我走过跳板，走到城市里，等着我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键盘，我又怎能在这样的键盘上弹奏呢？那是上帝的键盘啊！”
但我觉得1900说反了，那无尽的城市，并不是只有上帝才能弹奏的键盘，恰恰相反，那是上帝为像多多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准备的键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擅长，我们都要去弹奏。离开小镇的多多不是一个庸人，而是一个勇者，一个平凡的勇者。
外面的世界与游轮和小镇相比，好像也就是大了一点罢了，但就是这“大了一点”，就足以构成了它们最本质的区别。对我这样的理性乐观的人而言，哪怕只是多了一朵美丽的花、多了一个有趣的人，那也已经足以让我永远把外面的世界作为唯一的答案。被一个封闭的环境“体制化”，对我而言根本就是精神自杀。
正如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那句话：为什么要去登山？因为它就在那儿。
故事的最后，弗吉尼亚号游轮被爆破了，天堂电影院也被爆破了。轰然巨响之后，前者成了陪伴1900长眠海底的钢铁墓碑，后者则在多多的记忆中成了真正的天堂。这段美好的记忆，是多多一生奋斗的犒赏，更是好友阿尔弗雷多最珍贵的馈赠。
我能理解1900的天才，但我更愿意赞美阿尔弗雷多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