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略传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钱穆《孔子传》


窃以为,欲有意于国学或说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必自孔子始。若连孔子的大概都不能知,则何以言国学?半年来,我重读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论语要略》、《孔子传》,又新读《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如此,对孔子的生平经历可说是有了个大概了解。因此,想做一个总结,总结半年来的所得与收获,也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有个总体轮廓和大致把握,遂起意作孔子略传。

最早一篇孔子传记当为太史公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但《世家》多有舛误疏漏,后人辨之已多。钱穆先生《孔子传》,结合前人,详加考辨,当为今人了解孔子之最佳读本。

略传本《孔子传》而作,重点在孔子一生经历与行程,至于其学术思想则不敢轻言。略传多处直接抄录《孔子传》语句,也有根据自己语言重加组织编排,因此严格来说此乃编写而非创作。当然也不乏个人独创之见,奈何文辞不佳,心欲言而笔难落。

略传于世所传有疑处皆不予辨,如“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及“孔子四去卫两适陈”等等诸事,依钱穆先生说皆为不可信,详情可参读《先秦诸子系年》卷一。


一、孔子先世

孔子的祖先是商代王室。周武王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炀公。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因此弗父何让不受。鲋祀立,是为厉公。

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时已是春秋之世,当时的宋国国君为宋穆公。宋穆公临终前嘱立其兄宣公之子,孔父嘉受遗命辅佐新君。鲁隐公三年,宋穆公卒,宋殇公即位。到了鲁桓公二年,华父督因贪孔父嘉妻美色,遂攻孔氏,杀孔父嘉,夺其妻,又因惧而弑殇公。

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因畏华氏之逼,始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

孔防叔之孙曰叔梁纥,为鲁郰邑大夫。

叔梁纥生孔子。


二、孔子出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其母颜征在,乃叔梁纥续娶之妻。孔子又有一庶兄曰孟皮,妾出。

三、孔子幼时

孔子儿时常陈设俎豆,学习礼仪。

四、孔子青少年期

孔子早孤家贫,不得不急谋出仕,曾经做过委吏,主管仓库储备,又做过乘田,主管牛羊放牧。十九岁时,娶幵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一子,时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故取名为鲤,字伯鱼。

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公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此年孔子二十七岁。

五、孔子中年期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时琴张从游。昭公二十四年,鲁卿孟僖子临终前遗命其二子南宫敬叔与仲孙何忌师事于孔子,时孔子三十四岁。

春秋初期,鲁桓公生有四子,长子鲁庄公,其余三子分别为共仲庆父、僖叔牙、成季友。后三家代有贤能,逐渐壮大,世为鲁卿,称“三桓”。季氏一家独强,世掌鲁政。至昭公时,季平子为季氏宗主。

季平子掌鲁政多年,遭数大夫怨。昭公二十五年,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因昭公伐季平子,平子数请于公,皆不得免,于是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共攻鲁公,公不敌,奔齐。鲁乱,孔子遂适齐。

孔子在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时齐国景公在位,闻孔子来齐,遂问之以政,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齐景公失政,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告以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道,为父当尽父道,为子当尽子道。言辞之间,直指景公,但景公并无不悦,反善其言。后景公又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以卿礼待之,可见对孔子倍加礼遇。子贡曾描绘孔子“温良恭俭让”,其盛德之气象,光辉照人,易得敬信。计孔子劝景公正位,必遭权臣忌恨而献谗言于景公,故景公又有“吾老矣不能用”之语。孔子不得意于齐,遂去齐返鲁。

孔子于何年返鲁,史无书。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季札适齐,其长子死于返吴途中,葬于嬴、博之间,孔子往而观其葬礼,时年三十七岁。嬴、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止一年。

孔子自齐返鲁后,至其出任中都宰,尚历十四、五年。其间孔子一意从事于学与教,弟子弥众,其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此皆可称为“先进”,即前期弟子。

一日,颜渊、子路侍孔子。孔子说:“何不各谈谈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轻裘与朋友共用,损坏也无妨。”颜渊接着说:“与人有善,不自夸伐。有功劳于人,也不自感由我施之。”子路接着问:“愿听听先生的志愿。”孔子说:“我愿老者安我之养,朋友信我之交,幼者怀我之恩。”子路无私己之意。颜渊尽其在我,而泯于人我之迹;予人善劳,使人感觉不到有我之存在。而孔子,则人我一体,同达于化境,不复感于彼与我之有隔。其实孔子此种心胸志愿,亦仍与子路、颜渊相同,只见其所学之益进而已。

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薨于乾侯。次年,其弟鲁定公即位。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



六、孔子仕鲁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季氏家臣阳虎将以玙璠随葬,玙璠乃鲁国宝玉,国君所佩。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逐昭公后,即行君事,故佩玙璠。及平子卒,故阳虎欲以玙璠随葬。阳虎的这一举措遭到了季氏另一家臣仲梁怀的反对,他说:“如今定公已立,平子当复臣位,不可佩玙璠。”阳虎不快,欲逐仲梁怀,并将此事告知同为季氏家臣的费(季氏私邑)宰公山不狃(即《论语》公山弗扰)。不狃说:“他也是为您好,您又怨什么呢?”言下之意阳虎此举乃是僭越。于是此事作罢。

季平子卒后,其子季桓子继承其父卿位。葬完平子之后,桓子携仲梁怀巡视费邑。不狃出城郊劳,桓子对他礼敬有加。但慰劳仲梁怀时,怀甚是轻慢。不狃怒,对阳虎说:“您要逐他吗?”

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阳虎发难。囚禁季桓子及其叔父公父文伯,驱逐仲梁怀。十月,盟桓子,后释之。从此阳虎掌季氏之权,更加轻视季氏。季氏本掌鲁国之政,此时阳虎又掌季氏,可说阳虎已专鲁国政,是孔子所谓“陪臣执国命”。

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季氏(当是季平子)曾“八佾舞于庭”,孔子发“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叛季氏,乃欲引孔子以自重,故欲见孔子,但孔子不见。阳虎又赠孔子豚(小猪)。古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见,士得回拜其家。阳虎想以此使孔子来见。孔子本不欲见阳虎,但无奈须依礼回拜,于是趁阳虎不在家时前往,不料于途中遇见阳虎。阳虎请孔子出仕,孔子之答似应非应,似拒非拒,阳虎亦无可奈何。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此事应在五年阳虎专鲁政之后。

到了定公八年,鲁国再起内乱。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此五人依附阳虎,伺机起事。此时阳虎也想除去三桓,并欲以季寤取代季桓子,叔孙辄取代叔孙武叔,自己取代孟懿子。十月,阳虎执季桓子,欲杀之,桓子以诈得脱。随后,孟孙攻阳虎,阳虎败,入于讙地、阳关而叛。

阳虎虽败而叛,但公山不狃仍是费宰。此次阳虎欲杀季桓子之举,不狃实未参与,而是坐观成败。《论语》言“公山弗扰以费畔”,乃是其有叛心而无叛举,故仍得为费宰。季桓子继承父位才三年,地位不稳,三年之内又两次遭阳虎劫持,此次又险些丧命,可谓惊魂未定,加之不狃为费宰多年,已成气候,桓子也知其有叛心,但也只能任其所为而无奈他何。

《论语》又言不狃召孔子,欲孔子为其用。孔子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此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便欲前往,但子路不悦,说:“没地方去了呀!何必到公山氏那去啊!”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空召吗?倘有真能用我,我或许能兴周道于东方吧!”不狃与阳虎不同,阳虎欲见孔子而孔子不见,不狃召之即欲前往,此必孔子认为不狃有可取之处,但最终亦未成行。此事应在定公八年十月阳虎败而叛之后,时孔子五十岁。

定公九年六月,鲁伐阳关,阳虎以郓、讙、龟阴之田奔齐,又奔宋,终奔晋,附于赵简子。

阳虎奔齐后,鲁难告一段落,定公遂起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可见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阳虎出奔后,鲁国遽失权力中枢,季桓子又惊魂甫定,急需有人主持大局,而孔子又名闻于时,又欲出仕,在此机缘中,孔子遂走上政治前台。

《韩诗外传》有言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第一事便是相定公会齐。

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定公十年夏,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相。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此次孔子为相,亦可见三家无人,或者是皆惧齐强,恐遭羞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

会间,齐国犁弥对景公说:“孔丘懂礼却无勇,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景公同意。孔子早有预备,见莱人来攻,下令:“战士执兵向前。”又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边夷之俘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君对待诸侯应有的态度。边远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不能搅乱华夏,俘虏不能侵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些对于神来说是大不吉祥,对于德来说是丧失道义,对于人来说是丢弃礼仪,君王您必定不会这样做。”景公一听,无言以对,慌忙让莱人退开。将要盟誓,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了一句:“如果齐军出境,你们鲁国不派三百辆甲车跟随我们的话,有盟誓为证!”孔子说:“你们如果不归还我们汶阳之田,而要我们听从你们的命令,也有盟誓为证!”孔子之意,齐国得先归还汶阳之田,鲁国才可听命。

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去年以鲁汶阳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国亦无占据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整个夹谷之会中,孔子有理有据,义正辞严,齐国理亏无言,加之欲与晋争霸,又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

孔子在政治上的第二件大事厥为“堕(同隳,毁坏城墙义)三都”,时在定公十二年。相夹谷是对外,“堕三都”是对内。

孔子司寇之职虽曰出鲁定公之任命,但季氏专鲁政,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阳虎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更加信任与尊重,子路亦由此而成季氏家宰。外事毕,即着手于内。孔子欲重振鲁公室,必先剥夺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遂有“堕三都”之举。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

“三都”指季孙氏之费邑、叔孙氏之郈邑、孟孙氏之成邑,为三家之采邑。孔子说:“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此时的叔孙、季孙可谓深深有感于此言。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武叔、孟懿子两度围郈而不克,后侯犯奔齐。虽说大夫采邑雄厚坚固可以据而叛君,但邑宰亦可以据之而叛己。为自身计,孔子之言在此时的鲁国遂得响应,并由子路实施“堕三都”。叔孙氏惩于侯犯之乱,首起堕郈,郈邑无宰,堕而就。季氏此时也正对公山不狃无可奈何,因势而堕费,费宰公山不狃乃正式抗命,与叔孙辄率费人攻鲁,后败,二子奔齐,遂堕费。最后是孟孙氏的成邑,但孟孙氏之家却不同于季氏与叔孙氏,并无家臣之叛。成宰公敛处父非但不叛孟孙,且忠心有加,前阳虎之乱,懿子亦得处父之警觉而免于难,故懿子对处父极为信重。在此关头,处父说:“成邑一旦被堕,齐人必至于鲁国北门(成邑正处鲁北境,与齐国接壤,北方门户,成不守,齐师可直达鲁都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无成便无孟氏。您假装不知,我来守成。”处父此言,于公于私皆易得人信。且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举遂受大挫。此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为鲁司寇,群弟子亦有随之而进仕,如子路、子华、冉有、原思等。孔子志在用世,己为司寇,群弟子为之羽翼,进身仕途,习于政事。

七、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孔子能否用于鲁,其权在季氏。成邑既不能克,又公山不狃与叔孙辄皆已出奔,季孙、叔孙两家感觉威胁已除,季氏遂疏离孔子,此时又有公伯寮乘机谮子路于季桓子,桓子惑其言,始于孔子生疑怠之心。

齐国君臣在夹谷之会上未占到任何便宜,又闻鲁国“堕三都”,裁抑大夫,强公室,国力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而此一切皆出于孔子之谋,不免为之不安,于是设法阻止。定公十二年冬,齐国送女乐(女子舞乐团)于鲁,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内生摇惑,外受女乐,孔子亦察觉到季桓子态度的转变,然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若颁发大夫祭肉,尚可留鲁。来春祭后,不见祭肉送致,乃始行。定公十三年春,孔子带着一众弟子离开了鲁国。时孔子年五十五。


(二)孔子在卫

孔子去鲁的第一站是西方邻国卫国。到了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后要做什么?”“使他们富起来。”又问:“富了后要做什么?”“教化他们。”鲁闵公二年时,卫国被狄人所灭,仅七百三十人逃归。赖齐、宋之助,方得复国。后又屡遭狄人侵伐,屡次迁都。孔子至卫,已是一百六十多年之后,看到卫国复兴,人口众多,遂有此叹。

孔子至卫,遇到了一位对他余生同时也是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青年,这位青年便是卫人端木赐子贡,时年二十四岁。他问孔子:“有一块美玉,是藏在盒子里呢?还是找好买家卖了呢?”孔子说:“当然是要卖的,只不过我在等一个识玉的好买家。”子贡善问,他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此问。此亦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

孔子初至卫,当是租房而居。一日击磐,有一担草器隐者过其门外,驻足而听,便知其心事,可知非常人。孔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甫至卫,击磐以明心意,可知孔子乐不离身,乐与心合。

孔子居卫十月,离去,向西。过蒲,蒲人止之,孔子及其弟子与蒲人斗而离去(《论语》有畏于匡,《史记》有斗于蒲,实乃一事两传,匡、蒲近在一处,畏匡即过蒲)。鲁定公十四年春,卫公叔戌叛,卫灵公逐之与其党。蒲为公叔氏之邑。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自卫来蒲,正值公叔戌之叛,蒲人因而止之。

去蒲,适闻晋国佛肸来召,孔子欲往。定公十三年,晋国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十一月,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论语》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未叛,其心已叛,犹当年鲁之公山不狃。中牟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

又过仪,仪封人见孔子。封人乃镇守边疆之官,可知孔子此时已至卫边境。仪封人说:“君子来到这的,我从没有不见的。”可见封人亦非常人,能识君子。又对孔子弟子说:“诸位又何必为你们夫子丧位而忧虑呢!天下无道也已很久了,上天是要让你们夫子像木铎般来传道天下呀!”

定公十四年春,孔子返卫。孔子适卫,似无久居之意,据荷蒉者“过孔氏之门”,可知是租房而居;亦无汲汲求仕进,据子贡之问可知。及返卫,始主卫大夫颜雠由家。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据史推算,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冬。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至卫,此时卫灵公与齐景公正会于垂葭,伐晋河内,故不得见。此时,晋国内乱。赵简子杀同宗邯郸午,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赵简子奔晋阳,十一月,智氏、韩氏、魏氏伐范氏、中行氏,范、中行氏奔朝歌。定公十四年夏,晋人围朝歌,齐、鲁、卫三国国君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齐景公、宋景公于洮。两年之间,卫灵公可谓是奔走于国际间,虽知孔子在卫,亦无暇见之。而卫国国内,在此期间两度起乱。定公十四年春,公孙戌欲除夫人南子之党,不果,被逐奔鲁。秋,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待内外诸事平息,至早不过定公十四年冬。

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俸禄多少?”孔子说:“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既致粟,必受职任事。至于所受何职,今已不可考。

孔子于定公十四年春返卫,若以定公十五年见卫灵公,此间至少一年,或孔子见南子尚在见卫灵公之前。

灵公夫人南子,宋女,旧通于宋公子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孔子此举引起了子路的不悦,盖疑其欲因南子以求仕。孔子指天而誓:“我之所为,若有不合于礼者,天会厌弃我!”又招致卫大夫王孙贾之讽,说:“俗话说与其在奥处求媚,不如在灶处求媚,这是什么意思呀?”意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说:“不是这样的。若获罪了上天,祷告都没用了。”孔子之答二人,皆言天,实有其无可奈何之处,无法明言。在其国,不非其大夫,况君夫人乎!且南子以礼相邀,以礼相见,固不得强拒之。

鲁定公十五年五月,定公薨。次年,子鲁哀公即位。哀公元年,孔子五十八岁。

哀公元年四月,齐景公、卫灵公救邯郸,围五鹿。八月,二君会于乾侯,救范氏。晋国自鲁定公十三年起,内乱迭起,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连年仆仆在外,欲在武事上有所展现,乃以兵阵之事问孔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孔子说:“礼乐上的事,我曾听说过。军旅之事,我还没学过。”此问应在哀公元年秋冬间。至是孔子已无意于仕卫。若以最早在定公十四年冬见卫灵公而进仕,至哀公元年秋冬间,孔子仕卫最多不过两年。

孔子曾至齐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咨以政事。不似在卫,越两年,方见其君,又始终不见灵公以政事相询。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留卫却达五年之久。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孔子亦言“直哉史鱼”、“君子哉蘧伯玉”,皆卫君子。又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可见朝廷之上亦有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与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卒。由于太子蒯聩已出奔,卫人遂立蒯聩子辄,是为卫出公。灵公卒后,孔子去卫(《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应是甚言之辞。)。

(三)孔子过宋

孔子自鲁来卫,鲁在卫东。此刻鲁国仍是季桓子执政,孔子自不会返鲁。卫之西与北皆为晋国,此时晋国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交战正酣,孔子自不入乱国。则唯有向南。

孔子去卫后,一路向南,过曹,又过宋。在宋国,师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闻之,使人拔其树,欲其速离宋境,孔子微服离去。孔子说:“天赋此德在我身,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孟子》《史记》皆谓司马魋欲杀孔子,盖亦甚言之辞。桓魋若真欲杀孔子,其事甚易。)去宋,又继续向南。

(四)孔子在陈

哀公三年,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盖自哀公二年夏去卫,过曹、过宋,及哀公三年方至陈,其间淹于卫、曹、宋之境至少达半年之上,一路风尘仆仆,真可谓“累累若丧家之狗”。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时孔子六十岁。

五月,鲁国司铎失火,火逾公宫,桓公、僖公庙受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可见此时孔子已在陈。

陈国的南面是蔡国,皆诸夏之国,两国的西面是楚国,东面是吴国,同处吴楚之间。吴楚争霸,两国屡遭侵伐,时蔡事吴,陈从楚。早在哀公二年,蔡为避楚,迁于州来,近吴。四年夏,楚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使叶公兼治之。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楚昭王军于城父。陈遭兵乱,孔子遂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绝粮困厄于陈、蔡(此蔡乃负函之蔡,是楚之蔡,而非蔡国,蔡国已于四年前迁往州来)之间,从者皆饿乏不能起。

(五)孔子游蔡

往蔡途中,路遇狂接舆、长沮、桀溺及荷蓧丈人。此诸隐者或皆故蔡遗民,眼见宗国远迁,蛮夷入主,乡井非昔,其意态消沉,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乃对孔子讥讽劝阻。孔子则说:“人不可与鸟兽同群,我不跟人同群,又跟谁同群呢?天下如果是有道的,我不会去改易。”又说:“道之不行,我已知之,但君子之出仕,乃是行其义,固不为哪国哪君。”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叶公诸梁,楚国贤臣,孔子闻叶公在负函,遂往一见。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孔子说:“为政必是先让近者欢悦,近者既悦,远者自来。”盖其时故蔡之地皆属楚,楚若欲远图中原,必先安抚故蔡之遗民,故孔子以此言告。

叶公又对孔子说:“我们楚国有一能行直道者,其父盗羊,他能出来作证。”孔子说:“我们的直者跟这不一样。父亲会替儿子隐瞒,儿子会替父亲隐瞒,直就在其中了。”盖叶公之意谓楚邦并非蛮夷,亦能行直道,不务诈伪。而孔子则认为直乃出于情衷,是真情之流露,故父能为子隐,子能为父隐。

叶公又曾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猝不能对。孔子说:“你为何不说,他这个人呀,发愤以学,连吃饭也忘了,心中时时有乐,把什么忧都忘了,乃至不知自己老之将至。”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而孔子何以不忧?其所乐又从何而来?乃因其毕生志学好学,志道乐道,孜孜以求,有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而所乐正于此心情中可见。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又曰“志于道”。孔子一生,惟志在学道。“志者,心之所之也”,即心之方向,心之归宿。然学有不达,道有不通,故能起愤(愤,心求通而未得),愤而忘食。愤而得通,则乐从中来,斯忧忘矣!故学而有乐,乐而复学;学而乐,乐而学,循环往复,递进不已,永无止境;心中之乐,源源不断,绵绵不绝。胸中有此一腔乐气盘旋,又何可有忧之一立足之地?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然孔子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此一番生命境界,亦非人所易知,宜乎子路不能遽以相对于叶公。孔子自鲁适卫、去卫、过曹、过宋、仕陈,今而至楚,惟此叶公一人问孔子之为人,亦可见叶公之贤。

叶公虽贤,毕竟楚臣,且楚志在中原,非孔子所愿。孔子曾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夷、夏之防,《春秋》所重。孔子适楚,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为避兵乱而来,加之沿途屡遭故蔡遗民隐士之讥讽,乃生去意。而此时孔子又该向何处?往西往南皆茫茫楚地,往东则吴、越,皆东夷之邦,固非孔子所愿往。正如哀公二年时去卫,唯有向南,此时孔子去楚,唯有向北。

(六)孔子过陈

哀公六年,孔子一从人等向北而行,途经陈国,想起了在鲁的弟子,叹道:“回去吧!回去吧!我那帮小子进取有大志,犹如美锦,已斐然成章,但还不知裁剪。”孔子之志,本就在于用世,而今既叹道之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之而起,见用于后世。

过陈,行色匆匆,继续向北,至卫。

(七)孔子返卫

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返卫,始终只在一年中,即鲁哀公六年,亦是卫出公四年。孔子之返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室致俸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

早在鲁定公十四年秋,卫灵公太子蒯聩欲杀夫人南子,谋泄奔宋,后又奔晋,附于赵简子。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卒。蒯聩子辄即位,是为卫出公。六月,赵简子纳蒯聩于戚(卫邑),遂居戚。于是子为君,父在外,以子拒父,而成相抗之势,已历四年之久。

此时孔子仕于卫,食卫禄,实为卫出公之臣。而孔子又素主“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子正名。于此微妙之政治形势,究持何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冉有长于政事,首先发问。但他不问孔子,而问子贡,因其知子贡善于言语。一日,冉有问:“我们夫子助卫君(卫出公)吗?”子贡说:“好,我去问问。”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呀!”又问:“他们有怨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呢?”子贡出来后,说:“我们夫子不助卫君。”伯夷、叔齐,孤竹国君之二子,伯长叔幼。孤竹君将死,遗命立叔齐,叔齐让其兄伯夷,伯夷尊父命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去。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出公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今孔子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让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非人所能及矣。

孔门之长于政事者,一者冉有,二乃子路。继冉有,又有子路问。子路则率直以问:“卫君若有意让您来主政,您将从何开始?”孔子亦率直而答:“必是先正名。”子路说:“您真是迂腐呀!这名又哪里正得了?”孔子说:“由呀!你真是太粗野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的事,该避而不谈。名不正,言就不顺。言不顺,事便不成。事不成,礼乐便不能兴。礼乐不兴,刑罚也必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君子定下名,就能说得出口,能说得出口,就能做得成事。君子对任何一句话,都不会苟且。”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但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子路之问只是假设,卫人亦知孔子素主正名,今出公以子拒父,自不会委政于孔子。孟子曰“于卫孝(孝盖出之误)公,公养之仕也”,盖卫出公仅以养贤之礼待之,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

(八)孔子归鲁

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子季康子继立。七年夏,哀公会吴于鄫。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可知此时子贡已返鲁。十一年春,齐伐鲁,冉有为季氏宰,帅左师。此时冉有亦已返鲁。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又以“公养之仕”于卫,自无在卫久滞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

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本为避季桓子而去鲁,今季康子召之,又久有“归与”之叹,遂归鲁。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去鲁,至今已十四年矣。时年六十八岁。


、孔子晚年期

孔子刚回鲁,季康子即以政事相询,可见其召孔子之急切。此数年来,鲁频与齐战,耗费巨大,故季康子欲用田赋(按实际田亩数征收军赋),使冉有访于孔子。孔子说:“我不知道啊!”冉有三次发问,最后说:“您是国家的元老,政策就等待您的意见而实行,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没有回答。后私下对冉有说:“君子行事,要用礼来衡量:施舍要丰厚,处事要适中,征赋要轻薄。如此,依我看来也就可以了。如果不遵循礼,贪婪无厌,那么即使用田赋,又将会不够。况且季孙如果想行事合乎法度,周公之典章倶在;如果想随意而行,又问我做什么呢?”无奈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康子没有听从。哀公十二年正月,鲁用田赋。

哀公七年至十一年间,季康子屡用孔子弟子而收大效,遂欲召孔子而重用之,今咨以田赋之事而遭其拒,重用之意遂消。

然康子亦不时以政问。孔子之答为政之道,亦是从为人之道出发,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故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

哀公十四年六月,齐国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斋戒后,告于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很久了,您要讨伐他,准备怎么办?”孔子说:“陈恒弑君,民众不支持者有一半,以鲁国之众加齐国之一半,事可成。”哀公说:“您还是去跟季孙说吧!”孔子辞谢,下朝后对人说:“我由于曾经位列大夫之末,所以不敢不说。”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从游者有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漆雕开等,此皆孔子所谓“后进”。

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渊、闵子骞、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孟子》亦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圣人已具全体,所谓“有圣人之一体”者,乃各具圣人一体,得圣人之一偏。所谓“具体而微”者,乃已具圣人之全体,只是规模气魄尚微有不及。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然明道传道之目的仍在于用世。孔子因叹道之不行,乃转意于教育后进,以期用于后世,故仍倾向于先进弟子。

孔子归鲁后,除教育弟子外,还有正乐一事。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孔子在鲁时,“三家者以《雍》彻”,乐不符于礼已久,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可谓其晚年最后一大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正是其为正礼而作,与其正乐出于同一目的,其目的乃在于能恢复西周以来以礼治天下之秩序。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而是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也可说,孔子一切学说,都是围绕礼而展开,又以礼为归宿。人群大众,唯以礼治,才能得百代延续,万世协和。子张曾问:“十世之后的事可知吗?”孔子说:“殷传续夏礼,有所损益,可以知道;周传续殷礼,有所损益,也可知道。如果有传续周礼的,虽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孔子之意,其中有一不变之礼、一贯之礼,有此礼在,百世皆能传延。夏、殷、周皆可亡,唯礼不能亡,若礼亡,斯人群大众亦将趋于灭亡。此盖孔子作《春秋》之大意义所在。

哀公十四年春,鲁狩于大野,获麟。孔子《春秋》绝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是年,弟子颜回卒。

哀公十五年冬,卫太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劫孔悝。时子路在卫,为孔悝臣,与蒯聩之徒斗而死。卫出公辄奔鲁。蒯聩即位,是为卫庄公。

、孔子之卒

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卒后,哀公为之祷曰:“上天不善,不愿留下这位国老,让我一人孤零零居于君位,无人护佑。呜呼哀哉!尼父,我无以自律呀!”孔子素来维护公室,裁抑大夫。鲁国数代国君皆对孔子礼敬有加,但受制于季氏,虽欲用之而不能。哀公之祷,应发自肺腑。

三百多年后,太史公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末详列孔子后世谱系,自伯鱼至于西汉孔安国,共十一代。孔子之后,百家竞起。然至汉代,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之一例,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之一例。

吾华夏中国有此一位圣人,实乃吾中华子民之福;世界人类有此一位圣人,实乃世界人民之幸。





2018.1.26

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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