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周刊
如今小长假，出行有三怕。怕堵，怕挤，更怕又堵又挤的同时，还得忍受邻座手机音量开到最大还不戴耳机的噪音骚扰。
手机电池续航能力再创新高，加上流量不限量等任性辅助，出门在外刷个剧看个小视频啥的已成日常。可耳机是不可能戴的，被旁人劝阻、被列车员警告，甚至于被全车厢白眼，都不可能戴。
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手机外放声中，有人煲剧煲得涕泪横流，有人来回三遍地播着X音且发出让人不解的笑声。余下的，只能佯装闭眼来感受亚洲第一梗王鲁迅的智慧。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为了世界的清静与和平，今年8月20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举行了《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听证会，增补“不得在列车内大声喧哗，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外放声音”作为乘车新规。
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评论区宛如过年。点赞支持、要求飞机高铁也速速开启静音模式的声音不绝于耳，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那就是：“请尽快实施，全国推广。”
上至官方制度，下至吃瓜态度，其实早就写满了对手机外放的不满：
早前，南京一条询问是否应在动车上设置“噪声报警系统”的微博赢得八方点赞；北京率先将“地铁上大声外放视频或音乐”纳入个人征信记录；兰州更是人狠话不多，直接开通运营了一条“禁止在车站车厢内外放音乐”的地铁……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一天手机外放成为往事，你会陷入怀念吗？怀念那些出行路上，被别人的歌单冲击耳膜的日子？
手机外放并不是社会发展至近期的非文明产物，天涯论坛上对此的控诉其实可以追溯至十年前。
2008年前后，初代苹果问世，随之中国手机市场迎来了智能机和山寨机共同繁荣的盛世。那时候虽然冠之以“智能”二字，手机的功能却相对单一——分辨率唤醒不了追剧的欲望，低内存也支撑不起玩手游的野心。
虽然配置不行，可胜在喇叭好使。加上当时大众的共享精神已经领先物质发展走在了前列，也不知是哪个小可爱一个大胆的尝试，开创了手机外放这么满足自己又照顾他人的玩法。
从此，手机外放在扰民之余又获得了另一项值得书写的成就——记录国产神曲的变迁。
无论是“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八宝粥”婉转成歌的绿皮车厢里，还是尘土飞扬鸡鸭鹅你同车共舞的城乡大巴上，但凡在十年前出过门的朋友，一定都曾在旅途中领略过山寨手机的土歌轰炸。
聚众打牌的大叔们用手机播放着庞龙的《两只蝴蝶》，在放到“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的副歌部分时忍不住扯着嗓子跟唱两句；
穿得像条彩虹睫毛闪闪的姑娘在“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的背景音中，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和隔壁座小姐妹聊着失败的爱情；
那时候能如此高频率收听网络歌曲的地方，除了步行街的大卖场，也就只有山寨手机外放成灾的火车上了。
在那里，我们原地领悟了求佛的苦，隔空鉴赏了香水的毒，从刀郎全辑一路听到凤凰传奇，差不多就是我们该到站下车的距离。
“不要相信电台DJ，不要相信各家榜单，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旋律、听众最多的歌曲一定在春运的火车上。”
有“草根三圣”之称的郑源、汤潮和谢军，也是凭借这方寸间山寨手机的外音喇叭之争，顺利镀了层金身。
摩肩接踵，魔音贯耳。/图虫创意 而如今，国产神曲不再传唱那些故作深沉的情情爱爱，而改走一会猫叫一会海草的儿歌路线。往城市边缘狂飙的车就这样突然减速开向了幼儿园。
可手机外放的歌单一直在变，唯神曲属性不变。车厢也依旧是它们收割流量的主战场：在这样一个高速流动又逃无可逃的空间里，能逆袭上榜的，只有那些朗朗上口又不费脑子的词曲。
手机外放的歌单一直在刷新，列车上的官方外放却写满了陈旧的公式。
早前部分火车的电台广播，还接受乘客点播歌曲，音乐的选择完全取决于点歌者的心情、乘务员的喜好以及手边有哪些磁带。
为了避免版权纠纷，2007年元旦起铁道部明文规定：开往北京、上海、广州的列车，列车广播全部使用铁道部指定范围内的音乐作品，全路旅客列车广播音乐作品由铁道影视音像中心统一制作发放。
在上述规则生效的三个半月后，所有驰骋在华夏大地上的旅客列车就实现了官方歌单的统一。
当阳光铺满窗棂，自有凯文·柯恩的《日晷之梦》来驱散起床气；临近午饭时间，施光南一曲欢快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预先调动起乘客的用餐情绪。
长途出行涌上心头的无趣，终将被宗次郎陶笛悠悠、自带影像记忆的《故乡的原风景》治愈；夜幕降临窗外再无风景时，班得瑞《安妮的仙境》让我们自在造梦……
而最最治愈人心的，是经历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的辗转后，列车到站，我们终于等来了那首萨克斯独奏的《回家》。
临近老兵退伍，就得安排上催泪的军旅生涯专题；赶上各大高校毕业季，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和张震岳的《再见》一定会适时响起。
在结束了一段异地恋后南下归家，闯入耳朵的却是张惠妹的《人质》，故作的坚强瞬间碎裂一地。铁道部的官方播放列表里，大概有100+首单曲能让你卸下防备。
比起横冲直撞、从音量上就缺乏美感的手机外放，旅途中的人们似乎更愿意把耳朵交给和谐铁路之声。甚至于一些神曲在唤醒乡愁的调频加持下，也能让人心生柔软。
《新周刊》曾有文章写到：
在春运期间从广州坐火车回家，列车广播里响起刀郎的《冲动的惩罚》。一小撮人开始领头跟唱，最后是整个车厢的人完成了一场大合唱。
如此具有画面感的温情瞬间，也只能发生在曾经广播声声的车厢里。
而如今，神曲古典流行兼容并包的列车广播，似乎已经不再营业。回荡在车厢里的，除了禁止吸烟的提示，就是沿途城市的介绍。套路式的播报背后，鲜少有让人触景伤怀的悠扬乐声。
曾经在手机外放的狂轰滥炸间，还能听听和谐铁路之声来回血。现在，除了戴紧耳机，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官方外放的克制，造就了私人分享的放肆。
虽然没有数据表明车厢里手机开外放的群众基数较十年之前有所上升，但耳机党和外放党的矛盾确实肉眼可见地激烈了。
倔强外放的年轻人，用这种欠缺礼貌的方式，或是显摆着自认为优秀的品味和审美，或是表达着不愿自我约束的轻狂态度。这其中，大概只有少数是因为中耳炎等生理困扰而不得不与耳机决裂。
面对如此熊熊燃烧的中二之魂，生劝是无效的。不如让文艺病来制敌，比如化用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的经典对白，兜头一盆高冷浇下：听歌这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开外音放给人家听呢？
真正让人束手无策的，反倒是那些一不是为了卖弄优越、二不是为了嘶吼表态的中老年人。
因为他们在手机外放时，压根意识不到这是一种错误，是对他人的一种打扰。
和高声讲电话一样，公开播放音频也从来不会因为音量过大而局促慌张，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从容。
我们的父母辈大多生长于一个建立在地缘和血缘之上的熟人社会，遇上谁都能聊两句，也没有所谓的假客气和边界感。
从这样一个出门就像回家的社会，突然闯入一个讲究个体性、需要保持距离、保持安静的社会，难免因无心冒犯到他人。
可随着这辈人日渐老去，失去话语权的他们，在孩子们的友情提醒下，也会开始习惯静音。
在家族群里刷视频刷得兴起的爸爸，在女儿充满嫌弃的言语劝阻后，心有不舍地退出播放；公交车上和邻座乘客相谈甚欢的爷爷，拗不过孙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反复提醒，只得尴尬赔笑不再多言。
人来人往中，耳机就像堡垒，既安全也孤独。/《初吻》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手机外放会成为过去，火车上齐声合唱刀郎的时光会成为传说。
可当热闹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拥有他的耳机时，在安静得宛如真空的车厢里，我们会不会生出一丝失落，甚至感慨：
手机外放的年代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