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校长进京申诉,是对行政干预的法治化“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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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时评
2016.08.10 16:02* 字数 1304

针对合工大校方和校长梁樑本人有关评奖是职务行为的说法,副校长朱大勇8月10日指出,校方及梁樑的解释不能成立:梁樑2015年7月31日就任合工大校长,至9月20日准备报奖材料,只有50天的校长职务行为,除了这50天,这两年间的其他成果根本不属于梁樑,而是前任校长的职务行为成果。朱大勇近日将赴北京,向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申诉,直至有明确的结论。(搜狐新闻8月10)

副校长与校长“对簿公堂”,这很引人关注,而其中的焦点也很明确,即梁樑职务行为的起始时间如何界定。但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正如朱大勇举例所说:只要前任干得好,他什么也不干也能成为“杰出校长”。

但合工大校党委要求朱大勇立即书面检讨举报内容、方式,立即停止传播,立即主动消除负面影响,这三点需在两天内完成,否则建议教育部严肃处理他。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双方“对簿公堂”都要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而合工大校党委,并没有对朱大勇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都没有将议题的重点落在朱大勇提出的质疑上,在这种避重就轻的情况下,就对朱大勇提出了“三个立即”的强制性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

在这样的行政压力下,朱大勇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知难而退,要么赴汤蹈火。但庆幸的是,朱大勇选择了“赴汤蹈火”。如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就会发现,其实朱大勇只能这样背水一战,因为合工大校党委本是一个可以行使日常仲裁的组织,但校党委在这件事上已经失去了中立性,一边倒地站在了校长梁樑一方,而所谓的“三个立即”这样的强制要求,根本就不应当是校党委给出的结果,因为那是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表明校党委的公正意图。

副校长与校长“对簿公堂”,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任何纠纷和诉求都要通过正当的途径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要有平等的话语权,并且,也只有在双方话语权都得到充分行使后,才能辩论出是非曲直。而党委的位置,就是一个听取双方意见甚至是多方意见的位置,而不是“事先定调”的位置,但这样的事先定调,已使朱大勇处于了“孤军奋战”的境地,这当然是一种定调的不公。在这件事上,合工大党委不但事先定了调,而且还事先定下了三个立即的“三部曲”,强制要求副校长朱大勇“低头认罪”。

显然,合工大党委在这件事上,不但“定了调”,而且也使自己力不能及地“跑了调”。因为副校长朱大勇,将赴京向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申诉,并说直至有明确的结论。对于副校长朱大勇的个人选择,应当给予支持。因为,朱大勇一直没有跑调,只是感到“孤军奋战”的无力时,才不得不赴京申诉,尽管最终的结果谁都不能过早给出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是谁,只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对待时,都应当以法治的基本精神,挺起腰板突破行政干预的封锁。

因而可以说,合工大副校长与校长“对簿公堂”,其实倒是一件好事,这说明由于法治思想的驱动,在一些层面的事物上,已经可以不认行政干预的账,这让人们看到,在任何不公平的现象之下,其实都会有一条通达公正的路径。而合工大副校长与校长的“对簿公堂”,正是在这个社会关注的层面上,体现了法治社会中个人依法维权意识的提升,这对全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对簿公堂”,而且更是一次对行政干预的法治化“回敬”。

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