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返校的倒数第二顿晚餐，是在舅爷爷家吃的。
席间，趁我聚精会神听大人们摆龙门阵，舅奶奶动作矫捷地又给我添了一勺米饭。回过头来，饭已在碗里，只好不带懊恼地嘟嚷几句“这么多，吃不完”之类的场面话。舅奶奶见我已低头扒饭，笑盈盈地看我，不再说话。旁边目睹这一场景的大舅爷爷，忙从他那因掉牙而漏风的嘴里挤出一句评价—“书生呐”，脸上也是同样容忍的笑。这样的笑容从他们衰老的皮相中挣脱出来，轻盈地绽满全脸，让人看不出年月和伤害。
他们就是这样，戴着玫瑰色镜片看我。我却丝毫不敢因为偏爱而有恃无恐；相反，有时候，我因为偏爱而自我怀疑，想奋力成为他们眼中的那个自己。
请原谅我，在春节期间放肆一会儿，将自己不自觉地描绘成一个“细娃儿”，心理上回归到一种纯然依赖的状态。
这是成年后若干个春假中的毫不起眼的一个，没有太大的纪念意义，但我还是觉得想写点什么。
这个春假，我不再像往常一样收到同学聚会的邀请。我是个没有什么恶习的无趣的人。在往年不得不参加的那种大型同学聚会现场，我扮演的角色是“壁花小姐”：不打牌，不喝酒，不唱闹腾的K，不插科打诨长袖善舞，也不结婚离婚分手哭闹。熟悉的朋友缺席的那几场聚会，周围的同学见不得我悠悠坐着，跑过来跟我破冰聊天，我也很不太能让对方尽兴。悻悻离场，刚走到门口，我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代替对方谴责自己，“哎呀小贺其实你刚刚可以问他/她一些明星八卦什么的呀，你真是太不会聊天了！”
好多当年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都当了爸爸，他们和那些可爱的年轻妈妈也没什么两样，开始执着于在朋友圈里晒孩子。男男女女在这个年龄阶段都在适应当大人了，我却还想偶尔找回当孩子的感觉。
这一年年重叠往上走的春节，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与父母生活方式的迥然不同。母亲对于整洁的要求已经严重超越了我对于舒适的渴望，因此我一次次地尝试和她讲道理，最后不了了之，听之任之。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妈妈给我换上簇新的裙子和洁白的鞋，如果有谁不小心踩到了我的纯白网鞋上，那这个儿童节我就会选择用眼泪来庆祝。—在我妈眼里，我的整个卧室都是那双白得发亮的网鞋。我可以理解她的情结，但长大后的我总感觉舒适大于情结。就像她毫无保留地批判我臃肿笨重的雪地靴，羽绒服，我内心深处仍然认定舒适大于好看。黄永玉先生不是说嘛，“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
就这样晃晃荡荡地在家宅了快一个月，一天晚上失眠时忽而想起，大一第一个学期参加校园主持人大赛，其中一个环节是根据自己的个性设计一档节目，要求十五分钟以内，内容新颖，特色突出。拿到这个要求时，我很不知所措。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是什么，正处于一种无知无惧的探索自我阶段。几个同年级的同学抓破了脑袋瓜，请来学院的一个主持界资深人士小虎姐帮忙参谋。
小虎姐看了我一眼，计上心来。她说，“就叫‘静听书声’吧，介绍一本你读过的书，这个你总没问题噻？”一时间，众人皆拍案叫绝。那年的主持人大赛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荣誉，但这个名号却一直沉淀在我心里的某个曲径通幽的角落，直到这晚它猛地苏醒过来，拍打着我，提醒我，有好多事没有做，甚至后来我忘了要去做这些事。
刚换了工作的前几个月，我在一些夜里丢掉了一贯良好的睡眠。那些失眠导致我敏感脆弱，内心飘忽不定，有时候很难自我认同：只有在感觉到我的学生们有体悟到什么，或者学到什么的时候，才能真正感觉自己在干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跟做口译的时候感触不太一样，之前我只需要准确传递信息，而现在，天知道我需要更加精确地传导信息。精确本身就是件繁重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需要有那些笨重的到不了天亮的黑夜。
卡尔维诺说：“时间流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感觉和思想稳定下来，成熟起来，摆脱一切急躁或者须臾的偶然变化。”
在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这个过程中，我有过很多困惑和迷茫。但我现在觉得，我也不必去刻意寻找答案，就这样等着，答案会自己走过来的，不是吗？
2017年春节就这样告一段落，2018年想去实现一些2016年没有实现的2015年设定的目标。
老话儿：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