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这个字，其实很简单，也很深奥。
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笔画简单，比“王”还少一笔。
说它深奥，是因为它的象征与内涵。
从外形上看，它就如同一个宽肩膀的人。其实也正是这样，自古至今，士的精神，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涵：担当。不仅担当家族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担当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安危，民众的福祸。自古至今，士也都是要“出头”的——要为国家挺身而出，关键时刻要替君上献身，为民众出头的，所谓“乾坤特重我头轻”。
好比能留胡苦守十九载、既不投降也不激发战争的使臣苏武。固然卫律诱之以高爵厚禄，李陵告之以家亡人散，他都承担使臣之责，临难不苟。
从外形上看，“士”字那底下小小的一横，就如同是踏实了脚下的土地。
这土地，就是他的祖宗之地父母之邦，无论什么样的个人荣辱、名利权尊都不能让士放弃了自己对父母之邦的忠诚，否则就如将这一横去掉，那便不是“士”了，而成了一个用来示众杀头时绑缚人的十字架了。
好比汪精卫，当他是为革命刺杀满清摄政王的汪兆铭的时候，他是革命志士；当他变成了“曲线救国”“和平运动”的汪伪的时候，他就成了民族的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一小横也可以看做是士人自己。自己在天下的担承面前小得很。所以，自古为人称颂传扬的士的精神，都是为天下肯于牺牲自己的。无论是毁家纾难的弦高，还是舍身取义的荆轲。
而一旦将自己这一份看得比担当的道义责任大了，那便成了“土”字，只有入土膏草为好了。
比如明朝末年的钱谦益，居然借口水冷而不肯投水殉国，羞煞士林！
“士”这个字的一竖也很重要。它如同一条脊梁，撑起一种不屈的灵魂。如果人没有了脊梁，就没有办法直立行走；一个人没有了不屈的精神，就成了随波逐流的垃圾。没有这一竖的“士”字，就成了今天世人口中笑骂的“二”，而且是一个写不好的“二”！
所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可以恪守君臣之礼，但，真正的士，绝对不奴颜婢膝，当士都成了伏在地上的“奴才”，中华民族立刻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司马迁，在皇权的威严之下，坚持仗义执言，坚持秉笔直书，用自己的血泪写下《史记》传诸后世；文天祥，在异族外敌的利诱与威逼之下，只求速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苏东坡，在屡次被贬中，他没有沉溺在仕途崚嶒的苦恼中，相反，在黄州他参与改良当地杀婴的风俗，在惠州他参与设计引水工程的设计，在儋州他引进中原农业技术，不屈不挠地“为民”，这些不屈就是“士”浓墨重彩的一竖，是撑起天地的脊梁！
“士”这个字，还可以看做是“干”这个字倒过来。
如果只知道“干”，埋头苦干，则与黄牛无异，与农人役夫无异了。士的价值在于，他是自觉地“干”，他要有头脑去思考国计民生、有挺身而出的觉悟与抱负。这样既能“仰望星空”，又肯“脚踏实地”的人，才是这个民族真正的瑰宝，才是兴亡福祸之所依傍。
徒然夸夸其谈，一如明末的许多文人，不知兵甲，不知粮帑，不知民生，所有的只是站在道德高点，空谈误国，这其实算不得“士”。出能运筹帷幄，退能经邦济世者，如范仲淹；“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者，如陆游辛弃疾，才是真正的“士”。
“士”这个字，从古而来，竟然无论大篆小篆、金文楷体、行书草书，都从未改变过形状，这是否是一种奇特的隐喻呢？喻示着“士”的内涵自古从未偏移。
抗战烽火中，太行山里清华学子投身军火制造的奉献，滇缅丛林中戴安澜将军的壮烈殉国，李庄小镇梁思成先生的坚持治学，昆明郊外联大师生的文明薪火，哪一处不是“士”的担当，“士”的忠诚，“士”的不屈，“士”的实干？
也许，只要“士”这个字还这样写下去，那么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精神也不会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