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学在一个离家二十里路的小镇上，那儿常年烟雾弥漫常让人辨不清方向。原先在小小的村落里只一条道便可从村头走到村尾，而小镇里无端多了无数条道，无知的少年便会在这烟雾弥漫的气氛与无端多的路中迷失了自我，学着人家抽烟觉得神气了，跟着人家打游戏觉得阔气了，初来乍到被人‘敲诈’，过些时日便学着‘敲诈’他人了。
我的这位堂哥便是如此，他离开了那么一个地方，在烟雾弥漫的小镇上发现原来还有这些活法。当一个人进入另一种环境生活时便会去回味或是反思原先的那种生活模式，于是童年生活中的那些悲伤抑或是仇恨被一点点的放大，也许他一直觉得他童年的一路走来的悲伤是他母亲造成的，如今离开了那伤心之地，他曾对我说离开了就不再想回去了。但到了星期五，当我们同村的二十来个同学挤着一辆由铁皮拼凑而成的三轮车时，他又常常也在，毕竟家里还有他的祖父，毕竟他整日挥霍的东西是他自己目前尚无能力得到的。
在这吊儿郎当的年岁里，他挥霍的金钱和青春让他更加地自以为是，仇恨在他心中更加地蔓延开来。在与他辍学前的几次交谈中，无不是他叼着根烟，述说着这多年来藏于内心的声音以及近些日子以来和母亲的种种矛盾。
那年春节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找到了我，要我初二下学期开学时把他的东西收拾下拿回家，过几天他要到厦门打工去了。那天聊了许多，只记住他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成天见自己的母亲和一个不是自己父亲的男人在一起，觉得难受。至于后来才听说春节那会儿他和母亲大打出手，后便决定不再上学了。
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两年后的春节，两年间我们少有往来。那时我才上县里的高中，放假回家过年，他在外打工年后才回到家中。南方的冬天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暖和，潮湿的空气夹杂着刺骨的冰点，把人的活动尽可能地禁锢在屋内。那天他来到了我的房间，寒嘘数语后便开始聊起近两年来的经历。显然在社会上打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满头金黄色的头发在微弱的灯光下仍然可见不少白发。他点起一支烟，夹在自己泛黄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烟雾轻摇直上，遇到矮矮的楼板，便在空气中漂浮着扩散开来。
他讲述着这两年来在各个城市的打工生涯。讲到了在深圳打群架的畅快，也讲到露宿厦门大桥上的落魄；讲到了与女朋友生活的甜蜜，也讲到了被女朋友甩的失落；讲到了拿到工资后不顾一切地消费的喜悦，也讲到了被老板扣押身份证拖欠工资的无奈……
他已抽掉了四五支烟，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我听着他的述说，眼前的一切在这烟雾缭绕下显得越发模糊，不知还有多少青年像他一样无奈地活着，也不知多少青年像我一样无知地活着，都是苦逼的一群。最后他哽咽了良久，又点上了一支烟，吞吐地说着我要走了。我说那好吧，时候不早了，还是早点回家吧。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仅剩半截的烟，继续说不，我要去我妈那了，去那学一门技术。然后他真的走了，后来他真的走了。他们全家搬到了中国的西南侧，接下来村里传着他祖父在去那的途中便去世了，然后村里广泛传着的是他母亲为了得到他祖父十几年来为他攒下的取媳妇的几万块钱才想到让全家搬到她男人那的，在后来他们一家人的话题也如同他们的身影般不见了。
而今他要订婚了。这两年来我们少有见面，也不曾联系过，我不知道后来关于他的一切，包括他与他母亲的关系，包括他如何又回到了这个小小村落，当然包括他将迎娶的妻子。但我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会理智一些，而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不知道他做到了吗？
这天早上，我来到了他家，他见到我时显然有点惊讶，
“你学习不紧张吗，怎么还回家来了？”
“你小子不够意思哈，都快成家了都不让我见过嫂子啊。”
“这不是看你快高考了嘛，我们这届可就你在念书了，怎么能影响到你学习呢。”
我最见不得小学同学老是提这，“好了好了，赶紧忙你的去吧，今天你可是主角。”他应承了一声让我和其他同学聊聊天就忙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发觉多年来不曾认真看过的那臂膀更加地宽厚了。他回来的背后也许充满了艰辛，也许期间有了什么变故，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他向前走着，正迎着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小孩走过来，他伸手抱过孩子，轻吻了几下便又还给了那女子，于是转过墙角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那女子抱过孩子喜笑颜开地和各亲戚打招呼，这正是他的母亲。而这一次，我没发现他母亲带上了其他的男人。
小学时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个个见到我都说了“大学生，你也来了啊。”初中之后就很少和这些同学见面，真正在一起说话就更少了。这些同学中绝大多数在初中毕业步入社会，有的就更早，今日在这与他们一起，竟觉得有一堵墙硬生生地把我与他们分在了两边，聊天的话题不在一块，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更是千差万别。他们在一块说着各自在外打工的经历，而此刻我只选择了沉默。
这古朴村落的宴会依旧古朴。东家会请本家厨艺最好的人掌勺。本家的妇女们早几天就会来帮忙，帮着洗菜、烧火、杀鸡、做豆腐、做饭。。。男人们则忙着从邻居家里搬来桌椅、忙着敲打糯米做出糍粑。。。孩子们会聚在一起东跑西蹿。正午开饭时间到了，人们会吆喝着相邀上桌吃饭，我与同学们在同一桌子上坐下，席间喝了些酒，聊了些话。我发现只有聊到小学时大家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时，我与同学们才更有话题可说。然而说到小学的事，就不得不提我们这已故的老师，随即大家一同相约饭后去小学走走。
酒宴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都喝得满面通红，肚子圆圆。大家走去学校，权且当作助于消化了。我们来到了学校，自然经过了老师失事的地点。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这地方再寻常不过，但在我们心中这里不再寻常，因为它让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戛然而止，因为它结束了一个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