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赐良机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蓬勃的发展，对其的批评和质疑也相继纷至沓来。本章就讲述了两位早期的转基因质疑者的故事。与今天什么人都要对转基因问题插一嘴的情况不同，这两位都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
第一位是北卡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弗雷德－古尔德。当时，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先驱们都号称转基因的抗虫植物（比如Bt抗虫棉）是对虫害"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种乐观情绪有其历史根源：孟山都等公司由农化业起家，而农化业则扎根于二次大战时军方的研究，其"早期的营销运动中也充斥着完胜以及全歼敌虫的军事语言"。这种一贯倾向延续到了生物技术这一新兴领域。
然而对于古尔德这些进化生物学家来说，不存在生物学上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有的只是"适应"的棋局，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无尽博弈。DDT就是进化生物学家们口中所说"威力不会持久"的"银弹"的绝好例子。古尔德对Bt做了研究，认为生物公司不能无限制地挥霍Bt这一天赐的抗虫好礼。他主张"一种利己的约束"，必须限制Bt抗虫植物的使用，延缓耐药昆虫的出现。凭借着他的研究，古尔德成为了美国农业部和国家科学院在生物技术方面的顾问。
古尔德在孟山都内部也有一个秘密盟友，搞昆虫研究的帕母－马罗内。马罗内的实验发现多种昆虫可能对Bt产生耐药性，尽管孟山都封锁了她的研究成果将近一年，但是公司高层却也因为马罗内的不懈奔走呼告而注意到了耐药性的问题。1988年，孟山都允许马罗内建立委员会以寻求避免或者推迟昆虫产生Bt耐药性的方法，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灭虫为业的公司却讨论起限制手中武器威力的办法"。
进化生物学主张的"军备控制"，在马罗内和古尔德的努力下，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另一位对转基因提出科学挑战的科学家是来自于生态学领域的罗伯－科尔韦尔。他所忧虑的问题即为"超级杂草"的问题。生态学家因此主张在批准转基因作物之前需要经过对田间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仔细全面研究。而孟山都们希望自己的转基因作物尽快得到批准，认为"生态学家要把DNA重组计划扣作人质"以换取研究经费。而科尔韦尔则是这些反对派生态学家中"口才最好，可能性最大的绊脚石"。
针对生物技术辩护者们认为生态学在试图为"整个农业设立一个更高的标准"时，科尔韦尔并不否认，但他同时认为新时代需要更高的农业标准，"以前犯过的错误并不能成为可以重复错误的理由"。而在哲学层面上，这场辩论则来得更为深刻，科尔韦尔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主张。
科尔韦尔在1988年的一场围绕"人类的责任和自然的秩序"的演讲中提到了这样的观点：对于被人类驯化的植物，对其进行转基因没什么不妥，毕竟经过几千年的遗传改良，他们已经变得"非自然"了。他谴责的是"操纵某种野生植物或一个生态系统的遗传构成"，称之为"野蛮破坏"。诚然，如果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类所做的一切也是自然的，因此"自然"的概念难以明确界定。然而科尔韦尔认为，人类已经将自己与自然分离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的束缚。但这也意味着人类需要对自然负有责任。"其他物种要想生存下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人类得学会约束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发明的技术"。
第六章 嗜毒的基因##
接下来的这章讲述的则是孟山都可能最重要的转基因产品的诞生历程——Roundup抗性植物。
最早这个主意是由孟山都一位搞杀虫剂的科学家向弗雷利提出来的，可是弗雷利最开始却对此嗤之以鼻。弗雷利不屑于用生物技术让除草剂卖的更好。这种想法源自于生物技术研究者们对"洁净的生物技术"对"肮脏的化学物质"在"道义上的优越感"。然而，弗雷利毕竟是个实用主义者，不久后弗雷利的态度转了个大弯。
事实上，奇尔顿也曾为瑞士公司汽巴－嘉基出过类似的主意。但欧洲老板对于把化学物质和植物捆绑出售心存道德疑虑。出于对舆论的担忧，这个想法被瑞士人放弃了。然而，孟山都可没有这些顾虑。
1982年，罗杰斯搞出了一种抗Roundup的细菌。满怀信心的他却在UC Davis的公告会上发现加州基因这家小公司的卢卡－科马利用基因突变也搞出了同样的成果，而且方法更胜一筹。孟山都感到了第一次危机感。
1985年夏天，正在冷泉港任教的霍尔施成功把抗Roundup基因转入了矮牵牛，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Nature上就登出了科马的文章，科马用另一种方法培养出了抗Roundup植物。孟山都的科学家们被激怒了。1985年的财政危机和年底的裁员风暴将抗Roundup作物的研究在孟山都推向了高潮。他们输不起了。群策群力的孟山都离目标越来越近。然而最终的成功，却出乎意料地归功于了"天工巧作"。
在孟山都在新奥尔良卢灵的工厂附近河流的淤泥中，孟山都研究化学废弃物的科学家们发现了具有Roundup抗性的细菌。几年之后这件事终于传到了基因工程师的耳朵里，寻找抗Roundup基因的长征就这样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抗除草剂作物的研究则是另外一番故事。日本的明治制果和德国化工企业霍斯特都在细菌里发现了一种除草毒性物质Basta，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从耐除草剂的细菌到耐除草剂植物的"智力飞跃"。后来，日本和德国人分别委托美国的Biogen公司和德国Bielefield大学进行细菌抗除草剂基因的研究，两家实验室都在1985年得到了抗Basta基因。Biogen公司和植物遗传公司达成合作研究抗除草剂植物。1986年，植物遗传公司这家小公司已经得到了表现出色的抗Basta烟草。而霍斯特则把抗除草剂植物视作"科学上的玩具"，缺乏足够的急迫感，也走了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弯路，因此输掉了这场比赛。
抗Roundup和抗Basta植物很快成为了市场竞争对手。植物遗传公司获得的抗性更好，迁移到其他植物也更容易，而孟山都的抗性研究则困难重重。这和两种基因表达的蛋白抗除草剂的机理关系密切。然而孟山都的Roundup市场占有率和生产成本则占有巨大的优势。Roundup和Basta除草性能与安全性也相差无几，看起来两者可谓棋逢对手。
然而两家公司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商业战略。孟山都将耐Roundup制组委会视作新的拳头产品，因此积极推进，急于套现获利；而霍斯特（后来买下了植物遗传公司）则不报太大希望值，因为Basta只占他们业务很少的一部分。而这种"欧洲式的谨慎"和"美国式的急躁以及去技术创新能力的自信"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了未来20年转基因市场遭遇战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