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已经忘记说我们当地的方言了，她只会讲普通话。
一
我小姨是75年生的，今年41岁。她已经疯了20多年。
外婆生了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妈最大，这个姨最小。全家对于小姨的疯病，有点像男人阳痿一样的难言之隐。也许，对于外婆一家来说，小姨是整个家庭的耻辱。
小姨并没有做过败坏门风的事，只不过对于一个体面的家庭来说，她的疯病是一个永远的阴暗面。
外婆的六个子女中，除了小姨，其他几个都过得不错。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是外婆村里的首富，前年村里建祠堂舅舅一次性捐了30万；两个大姨也算挤进农村的富裕阶层。
小姨少女时便疯了。记得我上小学时，每次去外婆家，我总是被分配跟小姨睡一床。如果翻身时不小心碰到小姨，她就会用脚死命踢我，一边踢一边恶狠狠的骂人，吓得我缩卷在床角一动不敢动。
有一次小姨带我去市场买衣服，她在一家卖内裤的摊子前拿着内裤比划着，突然把内裤直接套在外衣上试穿。当时市场里人来人往，小小年纪的我脸上窘得通红，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然而小姨却一幅风淡云轻的样子。
那个时候全家人以为她只是性格内向易怒，不好相处而已。那时的我面对小姨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等我长大后再仔细回想，小姨当年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试穿内裤却若无其事，好像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说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偏离正常轨道了。
随着年纪近长，小姨的疯病越来越严重，先是不干任何家务，整日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然后每天跟我外公外婆剧烈的吵架，到最后，甚至会拿菜刀砍我外公外婆。
当时外婆其他五个子女均已成家，只有小姨跟外公外婆同住，小姨因为天天不干活，养得白白胖胖，而外公外婆已经60多岁，小姨浑圆的胳膊抡过去，外公外婆都要踉跄着后退几步，何况小姨还喜欢拿刀砍人。那段时间，外婆家所有的金属制品都是锁在柜子里的。
小姨的疯病是间歇性的，不发作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一旦发作就会胡言乱语，行为上不受控制。她的内心像是住了一个恶魔，她像阿拉丁一样，可以随时召唤出这个可怕的魔鬼。外公外婆常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妈说，对于小姨的疯病，外公外婆是有责任的，一是外公外婆没让小姨多念几年书，二是对于敏感内向、自尊心太强的小姨，外公外婆的关注度太少了。
妈妈每次说起小姨上学那会，都用一种特别自豪的口气：你小姨当年上学时成绩非常好，读书特别认真，我现在都记得她每天晚上点着小油灯学习到半夜！
然而小姨敏感内向的个性害了她。她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个头窜得太快，老师总把她安排在最后一排，她认为老师对她不好，是在故意针对她，于是就堵气说不上学了。
外公外婆没有任何的劝导，二话不说就让她辍学了。小姨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年外婆家经济条件不差，供她读下去一点问题没有。我妈说如果当年外公外婆想办法让她继续上学，多读点书，小姨也许会想得开一些。
我妈认为人的精神出问题都是脑子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了。
也许我妈分析得有一定道理。记得小姨还没有显示出疯病时，她非常喜欢看电视，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会咯咯笑，那明媚的笑声里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猜，她一定是有过梦想的人，也许是想出去看看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也许是想做一个穿着正装的职场光鲜女人。但是小姨只读了三年级，她没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她只能被困在农村里，像其他农村女孩一样，砍柴、挑水，冼衣服，做饭，一日重复一日做着简单的家务，还要经常面对外婆的挑剔和责骂。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或许是她的真实写照。
二
小姨疯到拿菜刀砍人时，舅舅曾把她送到当地的精神病院治疗过，她在那里呆了一两年，出来后精神状态稳定了许多。因为吃的抗抑郁药里含有大量激素，小姨像发了酵的包子，胖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
从精神病院回来后，精神是稳定了许多，但是性子仍然反复，不会拿刀砍人，但动不动会跟外公外婆吵架。老人照顾了疯子小姨近十年，早已身心俱惫，现在两人都到了风烛残年的岁数，小姨成了外公外婆一个沉重的包袱。
小姨当时二十五六岁，正是适婚的年纪，全家人合计着给她找户人家嫁出去。说亲的媒人不多，因为乡里乡亲的都知道小姨的疯病。然而外婆家还是在稍远一点的镇上给小姨物色到了一个愿意娶小姨的男人。
谈结婚的时候，外公外婆直接对男方说明了小姨的精神状况，那个时候小姨疯病发作次数已经很少。
男方家里很穷，又离异带着一个儿子，能娶到一个黄花闺女已属庆幸，尤其是外婆家经济条件不错，舅舅和大姨们都算一门富亲戚。
如果小姨的疯病不发作，男人当然是赚到了。于是，男人带着一丝侥幸跟小姨结了婚。
小姨的婚礼在村里办得很隆重，外公外婆特意给小姨打了一大车漂亮的家具陪嫁，还给了小姨一笔丰厚的压箱底钱。
结婚那天的小姨化了好看的妆，头上别着一支大红花，戴上红盖头的小姨被舅舅背上婚车，晃来晃去的红盖头藏不住新娘子的娇羞和喜悦。
半年后，小姨被男人送了回来，连着退回来的，还有那一车漂亮的陪嫁家具。
据说小姨去男人家三个月后就开始发疯，男人开始嫌弃小姨，对她一点都不好，小姨经常打电话给外公外婆告状，然而外公外婆都劝慰小姨要忍耐之类的。后面男人开始动手打小姨，小姨经常鼻青脸肿地跑回家，外公外婆还是劝她要忍耐，要体谅老公，然后又把小姨送回去。大概在农村，丈夫对妻子的责骂和家暴并不算什么大事。
小姨和娘家能够忍耐男方对小姨的家暴，但是男人最终还是忍受不了小姨的疯病，男人坚持离了婚，把小姨送了回来。
接下来的两年里，小姨又被嫁过两三次，不是小姨自己跑回来，就是被男方送回来。小姨像只皮球，被人踢回来又踢出去。从这一家又到那一家，又像一只别人屋檐下临时筑巢的燕子。
她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也许只有嫁出去，这块心病才算解除。
三
那几年我们农村里出现了一些专门把女孩子介绍到外省结婚的中间人，男方在敲定结婚对像后，会痛快地支付一笔丰厚彩礼给女方父母，中间人会在中间抽一笔中介费。这很像一笔生意，像是拉皮条，又像是拐卖人口。唯一的区别是，这都是双方自愿的。
外嫁的省份主要有江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是一些比较贫穷的农村。据说因为当地彩礼的行情高到吓人，导致这些穷山村里的男人们很难娶到老婆。这些光混们发现外省一些地方彩礼很低，娶外省老婆成本远低于本地老婆。于是，就催生了这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
但是，仍然很少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到外省，因为那些光混都是来自贫困的农村，山高路远人心险恶，一般人家不愿意女儿嫁出去受苦。
那些愿意嫁到外省的，都是一些家里非常穷，或者女方外貌条件太差，又或者年纪太大，都是一些在本地没有婚姻市场的女人。
小姨也被中间人介绍嫁到江西了。远嫁意味着什么，妈妈心里知道，外公外婆舅舅其他姨们都知道，但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小姨一直像一个烫手的洋芋，等待着某个不知情的接盘侠来把她接走，也许越远越好。
去江西的前几天，我妈特地接小姨到家来里玩，我那天放假回家，她站在窗台边微笑地跟我打招呼，阳光照射在她胖胖的脸蛋上，笼罩了一层慈爱又柔和的白光，我觉得她很像弥勒佛。那一瞬间，我觉得小姨不再是那个拿着菜刀追赶外公外婆的疯子，她的病也许好了，我心想。
吃饭的时候，我妈在饭桌上唠唠叨叨地嘱咐小姨，去江西婆家要勤快一些啊，要主动做家务啊，要对老公好一点啊，她嗯嗯地答应着，很温顺的样子。
几天后，小姨背着自己的行李跟着介绍人到了江西。
刚开始的一年里，小姨会经常打电话回来，经常会在电话里说她想回家，当然，无一例外的，大家还是劝她要忍耐。大约小姨每说一次要回家，外婆家都要忧虑一阵。
但是现在小姨想自己回家没那么容易了，山高路远，小姨识的字不多，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她连火车都不会坐。
后来，舅舅把外婆家的座机停掉了，但是小姨会打到隔壁家座机电话去，还是经常说着想回来的话。再后来，邻居家座机也停了，大家都流行用手机了。
没有了座机，小姨就打不通电话，小姨跟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几年后，小姨被当成失踪人口从外婆家的户口本上撤了下去。
慢慢的，小姨在大家的心中，像是一个被创口贴封住的伤口，曾经血腥疼痛的伤口，隐藏在创口贴下渐渐好了，没有人再记得这里曾经流过血，曾经疼得龇牙咧嘴。
四
十几年过去了，小姨杳无音信。我妈偶尔提起小姨，总是说：她要是在外面死了就好了，我宁愿她早死了，这样她再也不用在人间受苦了。
我毕业工作后，每次在大街上看见衣衫褴褛的流浪女人，都会联想到可怜的小姨，小姨是否在疯病发作后被婆家赶出去，又是否被转手卖了几户人家，又是否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流浪？
十几年过去了，也许在大家的心里，她早就饿死或冻死在某个街头了。
除了外婆。外婆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她信佛，也信一些算命大师。外婆每年都会找所谓的算命先生给小姨算命，每次算命先生都说小姨还活着，外婆对此深信不疑。
去年过年我弟弟结婚，80岁的外婆见到了我82岁的奶奶，奶奶是外婆家那个村里嫁出去的女儿，两人年轻时就相识，老姐妹一见面聊得很畅快。我听见他们聊到我小姨，外婆笃定地说：我小女儿没死，算命的都说她活着，她就一定活着！
算命先生真的算准了。
今年三月份我回了一趟老家，有一个邻居在市里派出所上班，我妈站在门口跟他打听如何办理残疾人证件的事，我插了一句嘴：是谁要办残疾人证啊？我妈立马向我偷偷使眼色，示意我不要再问。
等邻居走后，我妈才跟我说小姨找到了。
小姨依然是那个不可告外人的秘密，有关她的一切都要被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
小姨不是我们主动找到的，是小姨现在的老公在建筑队做泥工时，认识了一个外婆镇上的人，几经打听，才联系到小姨的娘家人。
小姨现在住在南京一个农村里，小姨的老公家里有四兄弟都没娶上媳妇，小姨的老公也是拖到40多岁才遇到了流浪的小姨，于是把小姨捡回家做了老婆。小姨还给男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白白胖胖很可爱，现在3岁了，家里虽穷，但好在老公老实厚道，也有一门手艺，对她也算好的。我妈跟我讲述这些时透着轻松和愉快，我接着问：“小姨人呢，她好吗？”
我妈神色暗淡下去，垂下眼叹着气说：你小姨眼睛瞎了，看不见东西，她生活不能自理，幸好老公还愿意照顾她。
“那孩子呢？谁在照顾？”我问。
“说是孩子一个婶婶照顾长大的。”我妈说。
小姨自从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体重就一直严重超标，她可能是因为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双目失明。妈妈说小姨老公心地不错，也带小姨去治疗过眼睛，但是医生说已经治不好了。
得知小姨的消息后，舅舅和两个姨还有姨父一行四人立马从湖北开车去南京看望小姨，但是小姨对他们表现很冷淡，并没有亲人之间相逢的喜悦。
她全程躺在床上直直地望着低矮的屋顶，眼神空洞，仿佛房间里说话的娘家人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舅舅和姨们偶尔问她一些话，她感到非常的不耐烦，要么不回答，要么用力吼。
舅舅一行人临走的时候，每个人给了孩子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包了一千块钱。小姨的老公向舅舅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外婆家能出个户口薄给小姨办一个残疾人证，这样小姨可以在当地农村拿一份低保补贴。
小姨的户口早在几年前就当作失踪人口注销了，但是舅舅当场向小姨老公承诺会想办法把小姨的残疾人证办好。
妈妈还说，她也给小姨打电话了，她问小姨：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大姐叫则申吗？小姨说：记得。我妈又问：你在那边过得好吗？电话那头是小姨熟悉的咆哮声：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而且小姨已经忘记说我们当地的方言了，她只会讲普通话。
时光荏苒，乡音已改，小姨在外流浪了十多年，经历了多少次饥寒交迫和风餐露宿，在她的心里，故乡早已被蹂躏成一张破败不堪的旧邮票，印在上面的风景人物也早已面目全非。
听到小姨消息的那个下午，我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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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晓娟，两个孩子的全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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