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与方言哪个更有流量?

          《容斋随笔》札记(9)

官话正经,方言亲切,哪个流量大?这还真不好说。

其实,本邦文字和语言大师们都身藏一套赚取流量的《葵花宝典》。

无论是不三不四的口语,还是人五人六的官话,只有不停自宫互相搭配才会长成惊天王炸。

高尚品味与低级趣味如鱼得水,说句东北话就是:必须滴!

古人早就关注了此并可怕地玩到了炉火纯青。

本邦曾是诗的国度,对诗的研究有着天然的敏感。

南宋学者洪迈与同时代学者都注意到:唐诗对口语的使用。

《容斋随笔》(卷二)谈到白居易诗:“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其中用到了“格是”一词。

白居易的基友元稹也写:“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用了“隔是”一词。

洪迈说:格与隔二字同义,“格是”意为“已是”。

很明显,宋人对“隔是”已经不知所云,也证明他们已不使用“格是”。

洪迈作为一个文士,自己也写诗,可毕竟不是研究诗的人。他对口语入诗仅是发现而已。

检索《全唐诗》,五万首诗中,用“格是”一词的虽不多,但也能找到。

顾况《霞青竹杖歌》:“市头格是无人别,江海贱臣不拘絏。”韩偓《夜坐》诗:“格是厌厌饶酒病,终须的的学渔歌。”

古人多半混淆了口语与方言,研究者对本朝不懂之词,明明是口语,常一概称为方言。

民国时《瓶粟斋诗话》就说:杜甫诗:“著处繁华矜是日。”著处指到处,“盖当时方言也,子美屡用之”。“唐人以方言入诗甚多,如遮莫、格是、能个、赤憎等皆是”。

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一三)中,稀里糊涂地将一昨、遮莫、隔是都叫“方言”。

唐人诗中,往往用方言。杜诗:“一昨陪锡杖。”“一昨”者,犹言昨日也。王逸少(羲之)帖:“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晋人已用之矣。太白诗:“遮莫枝根长百尺。”“遮莫”者,犹言尽教也。干宝《搜神记》:“张华以猎犬试狐。狐曰: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晋人亦用之矣。⋯⋯元稹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隔是”者,犹云已如此也。

其实,一昨、遮莫这样的口语晋人在用,宋人也在用。

晏殊词:“今朝有酒今朝醉。遮莫更长无睡。”范成大词:“易散浮云难再聚。遮莫相随百步。”赵令畤词:“一昨拜辞,倏逾旧岁。”

翻检晋唐宋正经文章,上述词汇都难以看到,确实是口语,只是在流转中,有的延用至宋后而亡,有至清而亡。

本邦研究诗的“诗话”虽没有诗多,但也称得上是汗牛充栋。

这些“诗话”言及唐诗,都绕不开唐诗中的“方言土语”的使用。不过,多数研究者说的仅仅是非书面语的口语。

但是,口语不是方言!方言是相对官话的一种地域文化。

诗歌从诞生起,天生就带着通俗性地域性。

在流量这点上,本邦道德文章从来都是低首臣服于诗歌。

遗弃并背叛了诗,是近二百年今人的不堪。

诗曾上下通吃,圣人甚至将诗拔至“思无邪,诗言志”的高度,可仍不改大众的喜爱。

方言口语入诗,是《诗经》的光荣与传统,智能的先辈早为咱夯牢流量的家底。

看看《诗·小雅·正月》:“忧心京京,哀我小心”。京就是方言。

《扬子·方言》云:“燕之北,齐楚之郊,凡人之大谓之京。”

方言是汉代扬雄的作品,当时,他注意到中国之大,表达语音语义如此之多,就发明了“方言”一词,详论此事。

扬雄书全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音犹)轩使者指古人乘轻车采风。

《诗经·唐风·有杕之杜》有:“彼君子兮,噬肯适我”。《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

《诗》中“王旅啴啴”。啴啴,啴咺,迂缓貌。《方言》云:“南楚江湘之间谓之啴咺。”

方言之音入诗,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有论:“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

刘勰说的“讹韵”,是因方言发音不同,而造成的误会。

屈子《楚辞》,用词使用大量本地口音,与《诗经》为本邦诗坛双峰,也是方言入诗的典范。

唐诗,在今人眼中,似乎是阳春白雪。其实,诗在唐代是绝对的大众艺术。

诗就是大唐的流行音乐,大唐一票璀灿的大诗人,就是李家天朝的流量天王。

方言俗语入诗,朗朗上口、家喻户晓是种必不可少夺眼球的讲究和手段。

韩愈有诗:“梢梢新月偃”。后人以为梢梢为“稍稍”。

宋人王安石在编辑唐诗时,坚持用梢梢。梢梢为细,这在《扬子·方言》中汫过。白居易有诗:“梢梢笋成竹。”也是这个意思。

唐代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是雅中透俗地俗中带雅抢流量的高手。诗圣杜甫:“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是写川峡民众供奉乌蛮鬼,以保顿顿食黄鱼。

这是方言也是民俗。以致于宋代大学者沈括误认是畜鱼鹰,把乌鬼当成了鸬鹚。

沈老师一个不留神,就让方家贻笑千年。宋人的雅,有些超尘。

口语,带给后人的只是在不同朝代消亡的懵逼,可与方言比却差远了。

元贞(805)元年,柳宗元贬谪柳州任司马。

在这儿,他写了《柳州峒氓》,感叹对边疆方言的生疏:“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大唐时,广西是烟瘴之地,各种少数民族聚集,他们的语言加剧了柳宗元的贬谪无助。

那会儿柳宗元说什么话?当然是关陇官话。柳家是关中世族,与龙兴于太原的李家一样,操一口南北杂揉的关陇腔。

但是,像柳宗元这样的北方汉子,一样得学习南方方言口语写诗。

有一次,宋代苏东坡读了柳诗:“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

柳是感慨自己命运多蹇:好东西走背运也会掉价,竹席蒲扇怎能长久?

苏公却吐槽:靠!这个桃笙到底是什么东东?

五十年后,南宋一位后生吴曾吐槽苏大学士:北方宋魏古语称席为笙,桃是桃竹。南北朝时海南红藤席,俗语就叫笙。苏大咖竟然不知道么?!

大唐时,座椅已普遍使用,北方早就不再席地坐卧,北方中古汉语在隋唐时反而在大量用席的南方保留下来。

也许,东坡穷困琼州时,席称笙的口语在琼岛也早就不存在了。

这是方言与口语转化的神奇!一般而言:口语词汇十年就会有大的更新。

柳宗元的铁哥们刘禹锡,也有诗:“香风蕙尘尾,月露濡桃笙。”

同是写竹席,同样的桃笙。这似乎又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心境。

唐代贺知章也是大诗人,曾当过文化部部长,一生在北方长安做官。

可读贺老头的诗,我敢说一半人没懂。

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诗可能不少人从小就读!谁敢说大伙懵懵懂懂?

贺知章是越州永兴(杭州萧山)人,乡音未改。请问:少小离家为什么能乡音未改?

这是杠精问的问题?对不起,杠精可没这学问!

一个从小离家的人,口音怎么也得是南腔北调吧?

贺知章永葆乡音的秘密,其实在于大唐关陇官话,是有些接近他乡音的。

怎么回事?大唐可是纯纯的带着胡人血统的北方政权啊!

本邦社会虽上下数千年,可却有着一整套完备的正统观。

说话语音也一样,正统意味着法理。

古三代周时,尽管周帝国的创始人来自西北,可仍然围绕(黄)河洛(水)形成自己的雅言。

圣人孔子是特有卤的一人,他在读诗、做典礼等时,会一改山东腔,说正宗的官音。

《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跪舔:“读先王典籍,一定先正其音,才能理解全义。”

口音很重要,关乎国之大体。

秦汉魏晋,中原本已固定正统,偏偏五胡乱华,夷族逐鹿,永嘉晋人被迫南渡。

此时,中原雅言,产生了一次南北大融合。

东晋学者颜之推,在比较了各地口音后得出结论:

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氏家训·音辞》)

他的想法,帝王之都为国之正音,当时也就数南京和洛阳最堪国音正宗。

既然,这地两口音为最纯国音,两地口音就一定有相似之处,决不可能像今天,两个城市的方言,双方都听不懂。

总之,“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但毕竟有了正统。

颜氏之见影响深远,此后南北朝时语音学家沈约,在撰《四声谱》时,也多取吴音,这是一种南北融合。

吴语是本邦七大方言之一,有国际语言代码,继承中古汉语八声调和三十六字母框架体系。吴语最近唐雅言。

因此,本操吴音的贺老先生,长期任职京城,自言乡音未改,也是语言大环境对他高度认同。

宋时期,国都河南,洛人口音地位也跟着占便宜。

北宋寇准一次谈语音,说天下音以何为正,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

寇准为宦北宋,又是陕渭之人,开封是本朝国都,他当然首推河洛正音。

洪迈的对头朱熹,却另有中意之音。

《朱子语类》云: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曰: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

广中,是宋代的广东,朱大师认为粤语是洛阳传的正统之声,也是两地口音相似。

近年,传统复兴,粤、闽、浙、晋等地,都在争夺唐音的传承地,出书、研讨、论证,为流量吵个不亦乐乎。

可惜,今天没哪种方言全是古汉语,嫡传的血统早在千年之前就不存在了。

唐·李涉诗《题宇文秀才樱桃》:“今日颠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嗏。”

这里有个戏剧性的词汇“麻嗏”。恐怕广东与东北都要为口语主权再起口舌之争。

麻嗏在今天的东北话中是一种状态,如“醉眼麻嗏”;而粤语的意思,也是“看不清”。

这个顽强的古口语,以其南北各异的生命力,成为让国人支付千年流量的经典。

此时,无论广东仔的鸟语还是东北汉的狠话,因遗忘的传统再次会师。

这与流量无关,有生命的东西从来不用关心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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