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人际关系的解析·第十章 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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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照料

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旧约·箴言》

所有关于人类关系的著作关注的都是我们的生存所需,无论生理或心理。我们需要被抱持,不至摔落在地;我们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需要他人是可靠的依恋对象,当我们处于困境中时,他们会“在那里”等我们;我们需要他人发现(我们存在的价值)并使我们确认,帮助我们建构我们的现实感;我们需要他人将我们的理想具体化,激励我们并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成为理想之人。要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他人(既不像上帝,也不比我们自己更贫困的人)。作为回报,我们也出于我们的需要和能力,尽我们所能提供这样的帮助来关心照料他人。

人类对于照料和提供关心的需求,也反映了我们需要感到自己被他人所需的需求。罗洛·梅(1969)提出,关心是爱和愿望的结合体。他指出,照料与意图的英文单词词根是一样的。因此,当我们照料他人的时候,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是有目的的。我们选择让我们自己为他人服务。

在语言学上,照料也与亲切和专心相关。沙利文(1953)使用亲切一词来描述母亲向她的婴孩提供的除食物和口腔满足之外的满足。他提出“养育一个人”有一个普遍的需求:给予亲切来补足婴儿对亲切的需求。这一给予亲切的“普遍需求”,在沙利文的假说中,是婴儿心中的压力在母亲心中导致的压力的结果。

我们也需要一个类似照料性的单词,能够表示要抚育、关心、照料和回应的倾向。对他人的这一倾向是关系的一种形式,立刻成为伦理决策制定的产物和人类情感组织的结果。基于关心之上的伦理体系(Noddings,1984)将感情置于核心。我们对照料的需求将情感和理性相结合。当心中涌起关心之意,道德便从关系体验之上产生(GHligan,1982)。

10.1照料和关心的来源

正如尼罗河在它的历史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一样,养育也是人类得以维生的必需品,但对它的来源,我们却只有一个模糊的、神秘的概念。当然,我们知道,婴儿的无助使得长期的照料成为必需。如果我们已经茁壮长大,我们必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我们对于食物、温暖和舒适的需求的满足(所有这些都必须有养育)。我们知道要关心的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心理理论没有超越直截了当提出的论断,抚养的经历会产生想要回报抚育的愿望和能力(Benedek,1960)。尽管事实毫无疑问确实如此,却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没有问到。在生命周期中,关心的体验和整合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要提供照顾的需求在不同情况下是如何表达的呢?为什么这一点已经成为相对不被注意并且不被重视的女性的职责了呢?

心理学在探索要提供照顾的需求的表达方面已经做出的努力集中在对婴儿的照顾上。尽管这实际可能是照管的原初情境,但关心和关注也发生于人类存在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将关心等同于对儿童的照料再次反映出我们的倾向,倾向于贬低与我们相关的人事,使之幼儿化。我们都需要照料——在婴儿期和老年期是这样,在成年期也是如此。不仅如此,我们都需要照料他人,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个方面,不管这样做的源头是什么,都预示着我们需要关心他人的人类需求。

埃里克森(1964)甚至提出我们的同一性等同于我们将要照料的对象。我们对生命中要支持的事物的宣言(我们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对我们要照顾的事物的声明。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这里核心的不仅仅是事物,还包括人。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是关心和关怀的对象,我们渴望着成长为关心的来源,被高度重视为事物的来源。埃里克森指出,我们创造出惠及万物的神,不仅仅是出于“持续存在的渴望被照顾的婴儿期的需求,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投射投到理想自我的超人代理身上”。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追求给予的信仰。

和大多数其他理论家一样,埃里克森也提出了从被抚育到关心(他人)的能力的生计维持的流动假说。梅兰妮·克莱因(1946,1975)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满足和感恩之间的联系导致了回报快乐的愿望,但她认为爱的能力是天生的。根据她的观点,在亲切温和的体验中,我们提供给他人的是我们内心感觉好的事物:我们提供的是我们的情感资源。为了他人的利益,我们可能将我们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搁置一边。作为回报,我们体验到愉悦,这是在给予关心的同时伴随的情感体验(Noddings,1984)。当我们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完全与一个他人关联在一起。如果我们假定人类本性根本上是客体(寻求而不是快乐)寻求的,照顾的行为就成为与他人之间的联结物,是建立联系的另一种方式。(Gilligan,Lyons and Hammer,1990;Sharabany,1984)

对他人真挚的关心、利他的联系要求有奉献,但无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呢?在这里,我们是危险的漂浮在理想事物的边缘上,关心罕有如此毫无瑕疵。不求回报,只关注对方需求的无私之爱是爱的原型。玛丽·卢·魏斯曼(Mary Lou Weisman,1982)在她所写的关于她的儿子的疾病和死亡的感人至深的著作中,描写了她自己与能够提供这种完美之爱的渴望之间的挣扎。在她的体验中,这种挣扎的源头在于对一种关心的“集体怀旧之情”,这种关心我们可能从未得到过,但根植于原始向往。这种爱,从未被充分体验,也从未完全达成。那么,我们就能够清楚地描述全面顾及到的理想(“完美的母亲”),或未能对某些事物给予关心(所有我们应该做、希望做或他人希望我们做,但我们没能做的事情)。我们缺乏的是“足够好的”关心的概念。

因为我们倾向于将慈母心和关心两者等同,因此我们对照顾的态度就与我们对被抚育的态度相融合。亲切温和或许是慈母心的完美体现,但正是我们围绕着被照顾和被抚育的体验产生的冲突使得这一点成为难以被讨论的话题。当我们处于危难之中时,也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时刻,正是我们(印象模糊的)曾经未被照料,处于无助之中的令人恐惧的经历使得我们强烈地防御并否认我们对于关心的需求。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说,路普尼兹(Luepnitz,1988)指出,在蔑视抚养行为,且对之感到恐惧的父权制下,养育是一个禁忌话题。几年前,来自不同大陆和传统的巴林特(Balint,1959)也有类似的困惑:对母亲的需求代表的这种贫困是否如此原始粗糙且危机四伏,以至于任何语言都没有词汇来描述它。因此,出于自保的目的,我们否认,贬低并轻视体验的这种维度。(又可参见于Miller,1986)照顾人的工作通常是待遇最低而且最不受人尊重的职业。我们当中那些在“助人科学”(如医疗和心理治疗)中服务的人,在公开场合会强调我们工作中的“科学”一面,并且不会很公然地承认我们也是处于照顾人的行业中。

照顾根植于情感而远非行为,这一点也使得它难以用语言描述清楚。亲切、温和、专心(照顾的体验)是一种态度,提供自我的不可言喻的物质。(母亲们可以很温柔地养育子女,也可以不情不愿带着怨恨来养育子女。)虽然对于观察者来说这可能是无法看到的,但作为关心行为的接受者,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同样,作为接受者,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它的缺失,虽然行为本身可能似乎是仁慈或慷慨的。我的一个患者贝琳达渴望她父母的理解,却只收到他们的支票。她将他们的礼物看成是收买她的沉默的努力,面对他们对她的忽视保持沉默。他们的行为感觉不像是照顾,在他们经济上的慷慨之中她感受不到亲切温和。(然而,她的父母可能也会感觉他们在照顾她,他们在给予他们能够给予的。)

虽然我们将母性理想化成温和亲切的源头,然而,临床上我们还是最熟悉母亲在抚育上的失败案例。心理学文献中没有一篇文章描述“好母亲”。(实际上,如果患者用好来描述他的母亲时,治疗师在记录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有可能注上该患者的母亲被“理想化”了。)心理学文献上一个接一个的案例报告都在因(按科学的方法)母亲没有充分给予而加以惩罚。然后,我们通过一个描述母亲照料和关心的神话故事以及一篇证明对这种关心的未满足的需求的临床文献来结束。但是,正如萨拉·儒迪克(Sara Ruddick,1989)所指出的一样,母亲通常都是年轻的女性。什么使她们机械地、普遍地或始终如一地温柔呢?那么,照料起源于哪里呢,又是如何保持不变的呢?

在如何关心以及关心的程度上,人们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我们没有理论可以借以理解这种变化——尤其如果我们已经认定这样的假设:照料的需求来源于被照顾的体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在童年得到很多的照顾,而成年后却相对不敏感且不关心呢?或者如何解释那些童年时受到的关心非常少而成年后却非常关心他人的人呢?童年时失去双亲,相对未受到照顾的埃莉诺·罗斯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年失去了母亲后,她被她亲爱的父亲所遗弃,后来父亲也去世了。严厉的姑姑收养了她,童年的她几乎没有感到温暖或情感。然而,成年后的她却能够提供给他人她曾经缺乏的东西,而不是她曾经接受的,并因此成为照顾的象征和化身(Lash,1973)。同样地,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儿童后来也成为慈善充满爱心的父母,这一事实也使得认为人们无法给予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这一论断不攻自破(Moskowitz,1983)。

在关于爱和关心的能力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是自动发生的。如同人格的其他方面一样,它的发生也是经过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的复杂的序列和过程。经过挣扎和反思,照料和关心得以发展。关心包括努力平衡自我的利益和(关心的)他人的利益,要求有思考和策略。儒迪克(1989)指出,在水槽之下寻找毒药的无规律的、喜怒无常的学步儿童以及离开生日聚会的学龄儿童对母亲的要求要比心理学理论最易于关注的正被哺育的婴儿的要求更有象征性。在过于强调喂养情景并将之等同于关心的过程中,我们就模糊并遮蔽了照顾他人的人际间竞争的复杂性。

将自我利益放在首位的20世纪末的哲学观完全忽略了这些困境。我们大众的自强自立的文化倾向于持怀疑态度看待所有关心的表达:关心他人的需求或许是过度保护、相互依赖、被动或自我否定的一个症状。假设,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创造一个更和善的世界,我们或许也只能照顾我们自己了。我们只是希望照料和关心就在那里。我们并不想看、观察或寻找它是如何成长的。

照料,这种最普遍的人类互动,远非仅指抚育。每天,我们都要通过很多方式多次提供帮助和支持。照料存在于善意和怜悯,鼓励,拜访生病的友人,对丧亲之人的一丝安慰,给我们喜欢的人带来喜悦的特殊礼物之中。我们倾向于不仅照顾他人,而且关心他们所关心之事(Gilligan,1990),和他们一起担忧,为他们而参与。我们通过制定一些小的、实践性的仪式来加强我们的联系:照料房屋,负责邻居的聚会等(Bateson,1989)。照料行为遍及我们周围,但当我们回顾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照料会使我们感到感激和温暖。缺乏照料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寒冷(可能是不被爱)。当无法表达关心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失去活力,无动于衷。

在人类冷酷的极端情况下,照顾更有可能是作为对人类存在的好的方面一种确认而出现。例如,战争中被释放的一名囚犯,坚信人类的潜能,一直记得他的一个狱卒的善心。“那有一个很好的看守官,到了晚上他会溜进我的房间,打开我的手铸,清洗我的伤口。一周以来他们没给我任何食物,因此这个看守官非常怜悯我。有一天晚上他从集市上给我带了一块蛋糕”(Lieblich,1990)。这个狱卒关心(他人),那些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来拯救陌生人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照顾(能力)是我们内心最好的部分,是我们爱的能力。

儿童似乎很自然地就会关心那些无助的和贫困的人。他们非常不安地询问那些大街上的乞丐;看到新闻上那些饥饿不堪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会感到很恐怖而且会怜悯他们。他们会愤怒地要求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挽救这些人、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地方住。我们回答,我们就是不能,并阻止他们进一步询问。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忍受他人的不幸,屏蔽掉他人的需求。我们暗示着,成熟使我们更加坚硬,长大就是学会选择那些我们要关心的人。那么,或许关心(他人)是一种自然状态。可能我们随着发展而学到的东西是如何不去关心(他人)。

给予关注的行为很少是单一的情感体验,通常包括情感序列。在研究利他主义的根源的过程中,欧莱纳夫妇会见了一些曾经援救或保护犹太人免受纳粹迫害的欧洲基督徒(Oliner and Oliner,1988)。这些救助者叙述他们感到很怜悯(犹太人),恼怒并且感到怨恨,同时感到对那些他们选择援救的人负有责任,怜悯他们、关心他们。与那些非救助者(处于保护犹太人的位置但却没有保护的人)相比,求助者拥有更强的对他人的付出能力,这种能力似乎源于亲密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与母亲的亲密感)。他们的家庭强调慷慨和助人的义务,这种慷慨和义务不仅限于直系家庭内部,而且在更广范围的社区内。然而,救助者并没有将他们自己看成英雄或者认为自己的勇气堪做楷模;他们只是对他人的痛苦更有反应而已。

即使是对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回应性也包括了对分离的情感能力的整合。玛丽·麦恩发现她能够基于依恋历史来预测谁能够抚育一个安全依恋的儿童(Main,Kaplan and Cassidy,1985)。她的研究显示,成人的依恋表现比单纯的好和坏的体验要复杂。正是这种将好和坏、一般和特殊整合成某种对我们早期依恋经历的一致性的理解,从而预期谁会抚养一个安全型的儿童。换句话说,不安全儿童的父母是这样的父母:他们使自己不去察觉他们早期关系的一些方面的需求,这使得他们无法对孩子的依恋需求敏锐反应。

照顾首先要求共情的能力,要明白对方的感受,同时自己也被感动。换句话说,要有所共情,我们必须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体验搁置一边,至少是暂时的,并且能够反映出另一个人的感受。承认了这种情绪体验,我们就会允许我们自己的情绪反应(我们的同情和关心)涌现出来:通过任何看上去最合适的方法,我们交流我们的理解,以及我们想要提供帮助或给予舒适的尝试。

在缺乏与他人之间的养育联系的状况下,人们会陷入一种自我关注的状态。只关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储藏他们所有的资源,并关注他们还可以从他人那里打探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感觉很空虚。我们将这种畸形等同于无法提供照料和关心。没有怜悯感或人类感受的生命被我们称为怪物。在我们的神话集中,怪物是最具辱骂性质的词汇。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最恐惧的不是不被爱,而是没有能力去爱。

我们所展示的照料极少是“纯粹”的。例如,在照料和恨之间通常有复杂的关系。温柔的反应要求有复杂情感的整合。克莱因和瑞威尔(1967)把爱看成是试图修复婴儿嫉妒所引发的被害妄想的努力。如迪克(1989)做出了虽然歪曲但却是真实的观察,母性关心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谋杀孩子,这是一个持续的适应性的挣扎。

那么,问题就是要能够不带伤感地讨论照顾的需求(提供照顾而且态度温柔)。照顾并不只是针对攻击的反向形成,攻击也不是从照顾之上分离出来的。相反,照顾作为一种联系的形式存在于情感的大锅炉中,这些情感包括愤怒、无聊、怨恨和其他敌意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可以被他们照顾自己的行为所激发出来,这很矛盾。当讨论关心的时候,这一点是非常难记的:爱和恨是平行的体验流,而不是相对的。


10.2联结的自我和关心的伦理

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ii,1982)作为第一个清楚并聪明地谈论作为体验的组织者的关心的伦理和回应性的人,对心理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吉利根全心专注于作为道德发展的核心原则的公平和公正,(她的研究)显示出女性的心理发展是如何常常存在于她对关心的日益加深的理解之中。对他人的关心和敏感,连同提供照顾的责任感一起,使得女性在作判断的时候注意他人的声音胜过关注自己的声音。道德意识因此变成了一种试图协调组织的努力,并且对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对抽象理论的显然的忠诚有回应。从这个观点上来讲,关心是从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以及维持这种联系的经历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们寻求抚育并避免造成痛苦的过程中,在关心的伦理范围内,道德涉及从自私到责任感这样一条线。尽管正义的导向会借助敬意来提取公平的理论,关心却要求有人性的表情,它既要求对他人的所需有所理解,又要具有平衡个人自身能力和需求与他人能力和需求之间关系的能力。照顾过多就是在冒过度自我牺牲的风险。因为关系意味着保存自我和他人,自私就是对关系的完全破坏,回避而不是增强关心的互相联结。照顾过少会惹起内疚并会被扣上自私的冰冷外套。(我的患者经常非常不安地询问我,他们的行为或想法是否是“自私”的。我知道在心理治疗伦理系统的世界观中,根本就没有自私这一概念。)那么,关心能力的发展就是相冲突的需求和兴趣之间一种平衡行为的正在形成的标准,这种行为带有永无休止的复杂性,这也就是关系的核心。从这种占优观点来看,基本的问题就是生活在与自己的联系和与他人的联系之中的问题(Gilligan,1982,1990)。

关心的伦理,即吉利根(1982)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了基于人类联结之上的道德观(一种经常被贬低的道德观)。例如,弗洛伊德轻视女性,因为她们的正义感比男性少,并且在作判断的时候容易被爱情或敌意之类的感受所影响([1925]1955b)。但是,正如欧莱纳夫妇在对利他主义的研究中做出的结论一样,“从依恋中可能衍生出的美德,如关心和与他人的联系,和源于自主的抽象思维的美德一样有价值并且可信赖”(Oliner and Oliner,1988,p.258)。


10.3照顾的变异

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照顾(他人)。我们有时候会误解原本意图表达关心的回应,也可能感受到关心,但不确信如何表达它。照顾通常是一种微妙的过程:语调或微笑质量上一个非常小的差异就能产生安慰或温暖的作用。

男人和女人在照顾方面是不同的。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关心的表达不能直接转译成行动,而是存在于一种允许个体猜测他人所需和所想的共情性和专注性的方向。母亲是我们第一个养育者,向母亲认同的女性在表达关心方面几乎没有冲突。另一方面,男性必须学会使用不威胁他们男性认同的方言来表达关心(Chodorow,1978)。在我们的咨询室中,我常常看到女性徒然地试图引出丈夫对她们做出某种特定的响应。“她”要求一个象征,一个姿态,象征他的爱情的一种标记。“他”试图顺从,给她带来了花。她以普鲁夫洛克的口吻告诉他,那根本不是她的意思。看上去,这种对话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语言和象征是如此的不同。

对男人来说,他们似乎常常通过具体而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关心。例如,男性可能通过保护(他人)来表达关心。男性通过保护那些他们关心的人来体验自己是能照顾他人的。他们在照顾(他人)的时候,无论是身体还是情感上的距离都比女性要远,并且是通过与女性不同的媒体和方式。“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很伤心并且需要安慰么?”她说。“嗯,我帮你洗了车,不是么?”他回答道。

女性更有可能提供支持,做一些合作性强的事情。她们更倾向于推动坦诚相待的亲密(去“听”,去“理解”)并且在相互关系中兴奋。

在对关心的认知方面,人们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例如,有一些人能够清楚地读出并且体验到其他人忽略掉的行动中关心的意图。艾米描述她的父亲是缺席的、难以找到的、酗酒的,并且经常虐待他们,但她却说,“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问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嗯,他过去常常从花园里剪花给我们,去商店给我们买冰激凌。很小的事情。我们知道。”

照顾不会在逻辑的实证主义之下揭露它的秘密。它没有规则,因为照顾是倾向和感受而不是行为。人们总是在一些种类的关心上表现不错,而在另外一些则表现不佳。例如,一些人做依恋对象非常出色(总是可依赖,常常做好准备去机场接你或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带来食物),但你永远不会到他们那里寻求确认或深层的共鸣。另一些人会利用明显可见的仁慈来为他们的攻击、敌意或竞争服务。另一方面,怒气和规则也可以是温柔的表现。例如,《飘》中奶妈对斯嘉丽那长长一段语句强烈的措辞背后深深的关心之情。

照顾的努力也可能失败。因为照顾者为了感到有联系,并不一定要求一个回应,我们可能给得太多或太少。例如,对需求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关心的意图可能被他人体验成是窒息的、控制的或以恩主自居的。(“但是我的意思是好的。”)机智、节拍、温暖和表达性代表了主要的发展上的成就。成功的照顾是一个精细的平衡操作过程。

即使当我们提供照顾的最好的努力看上去没有其他方面的作用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仍然对我们很重要。凯文说起他过去常常每天把他的小女儿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蹬车行走5英里到她喜欢的操场上。他会在那里站一个多小时,并把她放在秋千上;然后,当她爬上梯子,顺着滑梯滑下的时候,他又会在那里再等一个小时。当他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提醒她那些日子,那段他感觉与她有特殊联系的日子。她根本不记得那段日子了,这令他最初感到很懊恼。但凯文最终推断她对他早期付出的遗忘并没有真正的影响。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段特殊的记忆,他依然会珍藏的。

从根本上来说,照顾在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一样,我们是被照顾所锚定的。当我们照顾他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的需求和我们自己的需求放在同等地位上,我们也会分享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就扩展了我们自己的自我。


10.4照顾的发展观点

照顾需要有动机,有觉察的能力并且对他人的需求状态有所回应。我们知道,觉察他人感受的能力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回应的能力存在于非常小的儿童身上(Klein and Riviere,1967)。对婴儿的研究已经论证出,即使是婴儿也可以感知并试图改善母亲的心情。照顾的能力似乎是在生命最初以初生的形式而存在,随着发展的进程而展开,复杂性也日益增高。

我们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被对待的方式,对我们体贴回应他人的能力有很深的影响。例如,受虐待的学步儿童对处于沮丧之中的同龄儿童毫无同情之心,而那些父母充满感情且有同情心的学步儿童会努力让自己令人愉悦(Zahn-Waxler,Radke-Yarrow and King,1979)。至少有一些研究证明人们彼此相待的方式如同他们被对待的方式,甚至发端于非常早的年龄。

养育和照顾儿童似乎保持了这样的特质。发展心理学家对亲社会行为进行的纵向研究显示出在童年早期阶段与利他主义的一致性。回应性地关心他人的倾向似乎出现于发展的早期,其发展在情境和时间上有一定的可预测性(Mussen and Eisenberg-Berg,1977),但通常也会经受持续进行的学习和修正。

在生命的早期,儿童就开始尝试关心他人。我访谈的很多人仍然会回忆起他们照顾(他人)的早期经历(主要是照顾弟弟和妹妹们)。他们愉快地(同时也通常带有嫉妒和竞争感)记着新的弟弟妹妹的降生以及照顾他们的那份愉快感。

在与其他儿童的互动中,儿童学会了照顾和分享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体验他们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来学习。从儿童期开始,但尤其是在青少年期,发展中的年轻人在操场上和同伴之间上演着与关心议题的斗争:接纳和排斥、有回应的、公平、有帮助、善意等(Gilligan,Lyon and Hammer,1990)。

沙利文(1953)认为的照顾的发展的时期要晚于当代研究者认为的时期。在他的观点中,在青少年之前,人们首先奔向彼此互相提供满意的方向。在这个“亲密”阶段,8~10岁之间的儿童开始朝判断自己的行为到他人表达出来的需求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有关相互满意的研究涉及对另一个人的关心的实践,对影响另一个人的事情的敏感性的实践。从情感的、人际间的水平出发,沙利文认为这些事件只是为了亲密感本身纯粹的快乐。罗伯特·怀特(1966)将此过程延伸进更深的生命历程,并使得照顾的开展成为成年早期的核心发展任务。

研究关心的发展的大多成就都是将关心的起源定位于母亲与儿童的互动中。然而,照顾能力的发展是持续进行的。爱和关心的后期来源可能会使成长更为丰富,并打开照料的新的可能性。童年期遭遇情感剥夺的人,在后期如果得到充分的回应也可能开发出不可预料的照顾的源泉。例如,塞尔玛·福瑞伯格(Selma Fraiberg)对严重缺陷的母亲的研究显示出,人们如何通过情感回应而赋于能量的,甚至是严重抑郁的母亲也不例外(Fraiberg,Adelson and Shapiro,1975)。我做的调查研究中的很多人都报告了类似的经历,童年后与那些“教会我如何去爱”的人在一起的经历。

与人际精神病学相比较,发展心理学常常是把照顾和关心置于道德发展的背景之中。在这里,道德和抚育被看成是推动助人行为发展的价值和态度。以这种方法来照顾他人,源于回避内疚的需求以及表达利他主义考虑的自我(完美主义的导向)。照顾的这些形式是受认知中介而作的智力判断,而不是情感和初级的。我们帮助他人,是因为我们判断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它在情感上和关系上令人满足。在这个方向上,关心成了控制行为的一个拱形理论。同样,作为利他主义或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它在实验室也得到了普遍研究。

作为亲密关系的一种形式的关心和作为一种伦理体系的关心,这两种概念可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分裂。例如,罗伯特·立夫顿(Robert Lifton)描述了“成双”的心理机制,这一机制使得纳粹医生能够打着科学的名义折磨人,而就他们自身而言,总而言之,作为伦理的和充满爱心的人,在他们的家庭中依然是亲爱的父亲和丈夫。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和残忍的能力,关于什么引起我们的同情心和关心、什么抑制了我们的同情心和关心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理解。

我们如何关心以及关心谁,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学习和社会价值观和理想的转变决定的。我们发现不同社会在照顾行为上有很大差异(Mussen and Eisenberg-Berg,1977)。例如,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在19世纪,体罚儿童被看成是对儿童爱和关注的表达(“不打不成器”),而今天,它被认为是对儿童的虐待。在对关心行为赋予的价值方面(关心他人是被尊重的还是被含糊不清地轻视着),文化也有很大的变化。

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离开关系而存在,关心是一种能够创造出社会赖以生存的凝聚力的一种力量。当人们进入成年期的时候,会遇到更新更分化的照顾的形式。照顾将人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关心的人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芭芭拉还记得当她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真的无法相信这个孩子真的是她的、是属于她的。“等到你开始和他在半夜里一块起床的时候,”她妈妈告诉他,“那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了。”关心他人,就是部分地被另一个人的需要所拥有。被需要(的感觉)是最强有力的人际关系之一。

当他们只是学习照顾的新方式的时候,在生命的这个时刻,我访谈的人最可能将照顾作为他们人际体验的一个核心维度。例如,当老师教授学生新知识的时候,是最重视学生的时候。类似地,当治疗师第一次努力思考试图对某个人有治疗意义的帮助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患者是治疗师最用心考虑的对象。当人们需要额外照顾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他们遭遇危机,威胁到个体照顾他人的资源的时候),朋友就常常承载了额外的意义。

10.5照顾的困惑

最大的秘密在于照顾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不同种类的共情。首先,我们必须查明我们想要表示关心的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他们能接受的是什么。然后,正如沙利文所理解的照顾的根源一样,我们必须体验到一种共情,在这种共情中,另一个人的焦虑成为我们自己的焦虑。当我们感到在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困境,如果他们是伤心的,我们希望能够帮他们恢复平衡,如果他们的情感是中性的,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内心唤起快乐。由于我们情感的协调性,他们情感状态的变化会引起我们自己的情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这并不仅是共同性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并不包含交换。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需要将自己的情感状态与另一个人的结盟。这种协调性提出了情感状态的认同:我们同进退。没有哪种微笑如我们展示的一样具有感染性。

照顾有时候也需要共情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也有对立的或不愉快的情感。如果我们是好的照顾者,当我们宁愿是相互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抱持并包容某个人。当我们渴望诉说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坐在一个人的身边,听他(她)艰难地描述他(她)的发现。即使我们愿意加入并为自己获得一些温暖,我们可能也需要承认,尽管我们仍然没有感到有何唐突,那个全心关心我们的人也需要体验自我的界限。这是每一个优秀的教师或治疗师都学到的痛苦的教训。有这样一些时刻,我们渴望减轻我们的孤独感,就简单地说:“我也身在其中。”但在这些时刻,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在为谁的需求服务。如果我们对面前之人的成长感兴趣,我们最好划清空间的界限(抱持),并让对方自己摸索他(她)个人的自我和体验的方法。照顾的一大困惑是如何不发生碰撞地抱持,如何给予而不令人窒息。随着生命的继续,照顾也会引起两难选择。它能永远像喂养饥饿的婴儿一样简单吗?

关于认知发展的文献(Piaget,1965)恰当地显示出,共情要求从自我中心的状态中成熟出来。只有当我们认知上能够采纳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他的观点来感受。要做到共情,必需要能够采纳另一个人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自己的心理成长和复杂性限制了我们能够对另一个人的“了解”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对另一个人的了解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冲突和体验过滤的。我们能了解到的另一个人的内容,只能是我们自己内心能够忍受的。因此,我们只能部分做到彼此相知;只在偶尔能够做到完全与另一个人“在一起”。

在共情方面,人们并不都是一样的。我们当中那些督导新心理咨询师的人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共情回应的范围。一个治疗师能够很好的共情悲伤和无助,但却对愤怒无动于衷;另一个咨询师能够听到希望和快乐,但却看不到内疚。父母也通常是特定地共情,而不是普遍的共情。

研究证据清楚地显示出共情成为助人愿望的基础。我们感同身受,然后我们试图进入对方内心,或减轻(对方痛苦)、或安慰他(她)或保护或使他(她)愉快。但是怎么做呢?有时候,需要做的行动是非常清楚的。有时候,如在长期关系中,安慰是仪式化的动作。但有时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在照顾方面的笨拙。这可能是为什么当关系新建且不稳定的时候,照顾是关系的一个核心方面。学习照顾(他人)因其挑战性而令人感到有趣。

我们也必须明白照顾的局限。那些在助人领域工作的人认识到我们能够提供帮助的领域只是狭窄的一个区域,虽然我们努力(如果我们没有枯竭的话)扩大我们有助他人的范围。然而,那些成为父母的人却痛苦地发现,我们无法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予的给予那么多,我们不可避免至少要重复遭遇父母的一些不关心的行为。我们仍旧努力改善我们的照顾能力;坚定我们要关心的意图,并且加宽(我们希望)我们照顾反应的技能。

照顾的能力有时候是一个潜在的特质。在极端条件下,人们能发现确切无疑的照顾的能力。凯西出生在美国,和一个德国人结了婚,在澳大利亚做自由记者,撰写关于高成就女性的文章。她丈夫是银行的高层官员,他们的房子可以俯瞰维也纳美泉宫的花园。他们有两个女儿,和女儿们在一起他们很高兴,他们还有很多朋友。凯西感到她的生活很完美。她认为自己显示的智力水平要高于母性水平,并且有点瞧不起兴趣全在于“温柔和厨房”的“传统”女性。后来,他们的小女儿(8岁的盖尔)被诊断出患有晚期无法治愈的癌症。凯西了解到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巴尔的摩)能够治疗这样的儿童。三天之内,她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到了美国。她和盖尔在医院里渡过了后面的三年时光,盖尔接受了基础和实验性的癌症治疗。

在告诉我她这段日子是怎么过的时候,凯西有些犹豫不决,不仅因为那是一段痛苦的日子,也是因为她明白听到这件事的人也会局促不安。那真是一段无畏的照顾时光,她挣扎着照顾一个濒死的孩子,尽管她自己也筋疲力尽、也恐惧、也有需要、也怀疑,但为了孩子,她仍保持坚强,支持孩子。同时凯西也不得不照顾大女儿,她正努力适应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和发生巨大变化的家庭。每天,凯西都要陪着盖尔接受痛苦的化验和治疗,看着盖尔失去头发、失明、失去生存的欲望,她尽力安慰盖尔。凯西和其他患有绝症的孩子的父母结成伙伴,彼此互相支持,并陪伴他们渡过丧子之痛。

当我知道凯西并不认为自己是“高成就”女性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盖尔神奇般地存活下来;但后续有很多生理上的问题,她没法独立。这些年的压力破坏了凯西的婚姻,她和她的女儿们一直留在美国,以便接受最好的医疗。虽然凯西的生活重点是照顾盖尔,她现在也恢复了一些知性工作。她仍然遗憾没有完成原来动手写的那本书,继续崇拜那些处于政治焦点的,写书的,是公众人物的女性。我们文化的一个产物,她并不相信自己也是“有成就”的,她的照顾工作,在绝望、怨恨、疲惫之中她一直坚持照顾(孩子),这比写书要困难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常常无法提供照顾;我们很少准确满足对方的需要。如果我们致力于照顾(他人),我们就要承受必需的痛苦:在出于为他人好的最真墙的愿望面前,不得不向我们自己的局限妥协。我们照顾的尝试可能是笨拙的。我们害怕被看成是愚蠢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男性不愿照顾他人的原因。“你给我生病的母亲写信吧,”他对她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们照顾的结果通常也是模糊的。我们很少知道我们何时已经做了一份非常好的关心的工作。我对一个朋友说:“你没有意识到,但几年前你对我说的一些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给我力量。”她很惊讶,根本不记得那次对话。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对她来说,那只是她经历中一个毫无标志的角落而已。

在一个认为人们天生就知道如何抚养和照顾的文化中,我们不能公开谈论如何很好地做这些事。然而我们偷偷地阅读指导书,希望获得指点,希望某个人知道答案。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她和丈夫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前正好等了4年,因为有一本儿童抚养指导书就是这么推荐的。一代又一代的母亲接受了专家关于定时喂养、怀抱婴儿、用襁褓、不用襁褓、母乳喂养、不用母乳喂养的建议(任何建议都是恰当的)。然而,我们不能真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讨论关心,因为没有人真的“知道”如何做。这与智力或社会经济地位无关。它不是自动就会的,但也不是“学来”的。

与关系的其他维度不同,照顾是主动的(虽然它可能不牵涉到行动)。我们将自己提供出来满足一个需要。为了提供照顾,我们必须参与到照顾中,并有意识地在我们自己内部寻找资源并外展出来。

我们关于照顾的中心的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展开的。例如,夫妻会争论什么是意图,什么是外展:“你或许想帮我(意图),但你什么也没说(外展)。”(“我不知道说什么。”)或“我真的希望你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参与),并时不时问我有关问题(外展)。”(“工作似乎是你考虑的全部;你似乎从来没有关心过我(意图)。”)因此我们彼此未能理解。

照顾行为也可能带有很多面具,使我们不确信提供的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什么。照顾和关心的行为在根本意图方面会有很大不同。我们可能将关心外展成行为,然而我们的动机却是不关心。琳达提到她照顾三个孩子的不同体验。劳里是在琳达21岁的时候出生的,那时琳达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小孩。“我摇劳里是因为她在哭,我不得不摇晃她,我摇劳埃德是因为他喜欢我摇他,我摇科密是因为我累了,想坐下来。”

当照顾进行的默契“自动”时,关系的这个方面就会退入背景之中。只有当他人的需求急迫、不熟悉,或极端或当我们被迫着意识到照顾的局限和困难的时候,这个主题才会唤起我们的注意。

10.6温迪

温迪记得她5岁的时候和母亲“在一起”感觉很快乐,她认为母亲是一位甜美的、和蔼的、温柔的并且很好相处的人。温迪是两个孩子中较小的一个,家里人觉得她很可爱,她的姐姐嫉妒心很强,经常发脾气而且行为不良。温迪认为她的父亲就像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他就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念头。对我们来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大人物,有些反复无常,只是在那儿而已。后来我知道他酗酒,但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的。”

温迪母亲的家庭是传统的意大利家庭(非常可爱),非常以家庭为重。然而,她的姥爷却是一个崇尚自由精神的人,有些疯狂。“他会把我们抓起来,和我们跳舞。没有人能够跟上他。”

她舅舅马里奥,和气、冷静、平和,是温迪一个重要的榜样。“我被他的和蔼所吸引。他是我理想丈夫的模板。他很和气,稳定并永不变化。他就像我的妈妈。我渴望那种我感到一些人拥有的平静。”

其他一些亲属在塑造温迪部分性格特点上也很重要。她父亲的姐姐,保守、武断的茱莉亚姑姑告诉她“女性可以大声说话,不必取悦于人。”玛丽姑姑,是家里的败家子,她有很多情人,包括她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她令我非常开心,她很有趣、很迷人。她是那些居家女性心里偷偷想要成为的女人。”

当温迪梦想未来的自己的时候,她希望拥有玛丽姑姑和姥爷的生活之乐,也希望拥有母亲的质朴和创造性,还希望拥有马里奥舅舅和茱莉亚姑姑的平静和稳定。

当温迪10岁的时候,她母亲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永远在那儿,抚育、接纳、挚爱、鼓励。”在这时候,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她父母没有融洽相处,温迪试图在他们中间调节一下。尤其令她感到懊恼的是,她感受到因为父亲古怪行为而导致的母亲的不快乐。她希望自己能够向母亲提供点什么,来弥补她的痛苦。她向马里奥舅舅寻求帮助,马里奥试图扮演一个和事老的角色。他也鼓励温迪在学识上的追求,并试图使她的精力从父母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同时,温迪也注意到学校同学的家庭。她看到一些人很不一样,而且生活也很不同;她看到一些母亲和父亲在一起很开心,并且能互相给予。

到15岁的时候,学校的朋友变得对温迪极为重要。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其他4个女孩在一起。

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是我的生活。我们是一个支持性的团体。我们玩得很开心,分享所有的事情。我们头碰头地描述出我们童年的样子。我们非常不同但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晚上在其中一人的家里住。我们就像姐妹。高中4年我们相处非常亲密。她们的父母让我去,并让我感到舒适。我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点都不开心。我的姐姐有些麻烦,流产、逃跑。我妈妈压力很大,她和父亲一直在对抗。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父亲。他总是让所有人都不开心,使他们哭泣。他把我妈妈所有的化妆品都扔到垃圾桶里,把她的信用卡剪碎,有时还煽我耳光。我母亲和我成了彼此的救生索。

回顾往事,温迪发现她想父亲和父母的婚姻妥协是件多么糊涂的事。一方面,她父亲是聪明、睿智并且很诙谐。另一方而,酒精使他令人厌恶并不可预知。她从母亲那里得到信息说这种痛苦就是生活的方式。

温迪比较晚才开始约会。她的第一个男友是“轨道的错误的一边,”但他是“甜蜜的。他接纳我,并支持我。他总在那里等我。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兄弟约会。我们是四人组合。如果我不是被迫上大学,我可能就已经和他结婚了。”

温迪的母亲到她20岁的时候一直是她的救生索和角色榜样。

每当我在外面遇到困难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找她。她都会接纳我,并且说每个人都是多么多么坏。我想,大家会认为我是一个默从的人,性格温和并且对男性恭顺。我虽然约会但却害怕男人,是处女,害怕跨越真正合约的界限。

在学校里,有两年的时间克利夫和我是在一起的同学,也是朋友。我被他吸引,但是非常关注我是如何被看待的。我把他塑造成我父亲的样子,以我母亲和我父亲建立联系的行为模式来对待他。他很有幽默感,来自一个问题家庭,家里有很多酗酒者,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很稳定也很认真,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依靠者,也很吸引人。似乎我只要跟着他走,一切都会很好的,因此我嫁给了他。

在这个年龄段,温迪和同学及朋友在一起的快乐胜过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她总是被那些思想自由并且独立与她母亲不同的女性所吸引。但她心里有个声音告诉她说她必须遵从她母亲所走过的路(可能还要做得更好)。她选择了和她父亲一样的男人:“油腔滑调的,外貌迷人的,表面看起来很和善”。温迪已经被发现是一名天才作家,但“我已经接纳我的命运之签是要像我母亲一样。”

当温迪和克利夫结婚后,他们搬到了弗吉尼亚,买了一栋旧公寓,改成小旅馆来经营。到25岁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相差18个月。克利夫很快就对小旅馆失去了兴趣,找到了一份导游工作,就离开了温迪和孩子们以及小旅馆。旅馆的生意日益下降,后来成为那些运气不佳的人的寄宿处,温迪发现自己在照顾很多有问题的人。她照顾那些酒鬼和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她劝说那些自杀之人不再自杀,将另外一些人送到治疗师那里。看上去,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需要照顾。温迪照顾所有的人,加上自身的要求使她感到不堪重负。

温迪生活的愉悦感来自她的孩子,她很喜欢照顾他们。她品尝着生活的乐趣。她的孩子非常快乐、主动、健康,和他们在一起她感受到童年时没有充分获得的活泼。当他们一家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她和克利夫感觉很亲近;否则,他们的关系就日益恶化。不考虑与克利夫日益严重的问题(他施加于她的过重负担,他拒绝将自己的活动与她的活动相协调,也拒绝分担工作量)孩子们的成功使她感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温迪感到自己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家庭,这让她感到实现了计划。

但是,接着克利夫的酒精中毒症状变得明显,他开始使用暴力。关于他,她说:“我不知道他是酗酒者,我只认为他是私生子。”当他第二次打她的时候,温迪发现她必须离开他——然而她还是留下了。她越发意识到只有在这个家庭中她才有能力。她是那个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人。

只有在艾尔·阿诺的帮助下,温迪才能理解她成为酒精中毒导致的隔离的受害者的方式。在照顾所有其他人的同时,她忽略了照顾她自己的情感需求。现在,在30岁的时候,她却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和克利夫离婚或继续和他在一起,并试图帮助他。任何一种方式,她都不可能拥有她一直渴望拥有的完美家庭,而且,她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痛苦。

温迪选择了保持家庭的完整,她着手解决后续5年的关心问题。然而,她没法找到一种方法来照顾克利夫。他怨恨并担心她的独立,而她怕极了他的不稳定,因而无法让自己依靠他。尽管她的努力和催促,他还是拒绝承认他是酒精中毒也不愿意寻求帮助。对温迪来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她的孩子,她试图保护他们免遭克利夫的情绪爆发之苦,并向孩子们解释他的疏远。当对家庭的关注压倒她的时候,她会试图帮助寄宿处的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借此来转移精力。

在33岁的时候,温迪做出决定要离开克利夫。然后她转向了在艾尔·阿诺那里遇到的女性朋友和那些自己也正经历着冲突和变化的高中老朋友。当她面对离婚必然带来的关心的问题的时候,和这些朋友在一起,她找到了支持和安慰。如何抚养这些孩子才是最好的?如何帮助他们应对家庭的破裂而使他们不会分开?经济问题又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有足够的钱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呢?

虽然她的孩子仍然是她最优先考虑的,温迪却发现她自己到35岁的时候已筋疲力尽,没法成为她想成为的母亲。“我没有精力让每个人都快乐,我开始和孩子发生矛盾。我无法让任何人满意。”

为了解决经济压力,温迪关闭了寄宿处,接受培训成为房地产经纪人。她的老板露西是一个“出色的,成功的、直言不讳的”导师。温迪开始想象拥有不同的生活(用成就来形容的生活),这比她关心的幻想更容易达成。

当温迪的父亲去世后,她母亲搬过来和她一起住,帮她照顾孩子,温迪发现母亲一直把她看成是最坚强的人。尽管她欢迎母亲来帮她,她还是感到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她可能一直都有这个孩子)。

温迪尽己所能来抚养孩子,但在她42岁的时候,她明显地对孩子们的发展感到失望。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让她怀孕的男人,然后离开她跑掉了。她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在19岁的时候开始酗酒。她的小女儿在过去一年里和父亲住在一起,几乎和温迪没有联系。然而,温迪还是尽力能照顾他们就照顾他们。她收养了她的大女儿和大女儿的孩子。温迪的母亲照顾小孩子,她的女儿设法完成学业。温迪意识到销售技能的必要性,希望女儿有能力自己做些事情。温迪想办法把儿子送到了匿名戒酒协会,希望他能够康复。她一直相信她的小女儿有一天会回到她身边。这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两年前,温迪再次经历了令人失望的爱情。在一次和艾尔·阿诺的会面中,她遇到了一个非常和气的农场主。“他有一个崇尚淳朴气息、令人愉快的、接纳而充满爱心的家庭。我被这种充满爱意和接纳的大家庭的感觉所吸引。我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因我而高兴。我是一个城市姑娘,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他非常温暖并富有感情。他有一个可以让我哭泣的宽广肩膀,但缺乏头脑。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发现他有严重的精神问题。现在我意识到他是精神分裂症。我再次依恋上一个看上去很有力量,并期望他能令我佩服的一个人。”

她真正的支持来自她非常亲密的女性朋友圈,她和她们无话不谈。“我们之间毫无秘密。我们就像知己。我们分享幽默之感,分享参与到大世界中的感觉,分享好的感觉,也分享作为有爱心的、关心人、慷慨的人的感觉。”

她尝试着和几个月前认识的罗宾建立类似的关系。和他在一起她感觉更加谨慎;看上去他们是在一起成长和学习。由于她能够谈论和他在一起的感受,在这份关系中她没有感到是一个人在照顾另一个人。“我们能够识别我们如何过度敏感、低自尊。同时,我们非常相爱。和他在一起,我第一次拥有了非常浓烈的性关系。”

在42岁的时候,温迪仍然努力寻找一种关心的方式。从童年早期开始,她就感受到周围他人内心的需求(那些她依赖的人)。她常常想要治愈周围人的痛苦,希望她心中的某些情感能够引出他人心中的爱意。她对困境之中的男人的吸引力使她不得不明白她的关心所能达到的局限。即使她要照顾孩子的愿望也使她在中年的时候对关心的复杂性有了一个更为成熟的感觉。她的照顾既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家庭,也没有产生完美的孩子。尽管如此,温迪还是开始接受自己是想要成为的那种“有爱心的、关心人的、慷慨的”人。她照顾的理想的全能感已经日趋调和。温迪以提供她能提供的为乐,而不是背诵冗长枯燥的绝望、心酸,或孤僻的自我主义。

在温迪身上,关心的困境被刻画得非常清楚。然而,这种困境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只是方式不同。


10.7关心的病理

我们可能关心的过多或过少。如果我们关心的过多,我们就被看成是(至少是被心理学家)过度保护的、强迫性照顾的、相互依赖的或干扰人的。我们可能好心办坏事,关心可能为种类不同的神经症和防御机制服务。例如,很多人关心他人,目的是否认或克服他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假设,这通常是一种病理性情境,但还并不确定。

在咨询室中,对家庭进行的心理治疗常包括这样一些策略,说服父母(通常是母亲)少关心一些,或促使父母(通常是父亲)多照顾一些。关心的困难在于要识别对方的需要并有所回应,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失去自我界限(这一序列可能在很多点上通过很多方式而遭遇失败)。

在生命的过程中,人们在关心方面有很多争议(谁要为谁做些事情,如何做)。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永远不是一项完善的任务。我的一个病人玛丽强烈抱怨彼德的工作总是需要出差。她持续地不得不在早上4点和他一起起床,在他出发之前为他准备好早点,这让她感到非常疲倦。为什么,我好奇地问,彼德不自己准备早点吗?(毕竟,他们有微波炉。)玛丽愣住了;这是从未考虑过的。负责准备彼德的食物毫无疑问是她对他关心的一部分。在她的观点里,不准备早点这一行为是一种反抗和强烈敌意的行为。

沃伦是我的研究中的被访谈者,他谈到了他照顾他那丧夫、受惊吓、孤独的母亲的努力是如何开始干扰他与自己家人的关系的。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先到母亲的公寓,从商店里买回她需要的东西,然后坐下来陪陪她,免得她感到孤单。等到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通常他见到的是冰冷的晚餐,以及来自孩子们和妻子的愤怒和抱怨。多年以来,沃伦努力想使他的关心达致平衡,但他常常感到心中充满内疚;他担心他永远都会令某个人失望。

罗伊的成长伴随着他试图要离开那种来自他那体型胖大、溺爱的犹太母亲的,他体验为持续不断的熊式拥抱。即使在今天,在他50岁的时候,如果他留下她自己待在他的房子里,她也会重新收拾他的壁橱、打扫他的书桌。罗伊的整个一生都在不得不推开她,试图划定界限。虽然出于依恋和忠诚的感觉,他一直拜访父母,但他从未在她面前倾诉什么,也从没因为问题而向她求助。在访谈过程中,罗伊从未表达过对母亲的任何积极的情感,但他对孩子们的温暖和爱意(他为他们的付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非常强烈。我问他,他认为所有这些爱意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来自我的父母,”他立刻回答,然后就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我母亲和父亲的夸张,我想是影响了我。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把这点传给了我的孩子们。这种爱,我真的欣赏这种爱,我猜,但是……”

罗伊的困惑是我们所有试图理解关系的人的困惑。有时候,关心太多了,但是……谜语是:我们如何拥抱而不让人窒息?我们如何讲授而不是强加?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激情带给他人而不将他人淹没?我们如何接触,我们如何体贴地全心参与他人,而不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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