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
这是一座清末明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
这房子大有来历，牵涉到张爱玲的”前世”。
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耿直自负。不仅在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孽海花》就绘声绘色的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的。
张佩纶
“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奏章数十篇，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区督军。结果，法国统领在大风雨中率舰掩袭，大败清军。
张佩纶因指挥无方，耽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被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佩纶刑满释归，李鸿章将其收归账下，并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此事轰传士林。
后来，张佩纶回到南京，绝足官场，像古来挂冠归隐的文人，过起学者生活。
1903年，在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
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李鸿章长女李菊耦（右立者）十八岁时和她母亲合影
当然，张爱玲并不愿借祖上的光来增加读者对自己的兴趣。
在自传性的散文集《流言》中，张爱玲对其家世从未正面交代一句，直到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才真正做到不撇清亦不自得自恃，心平气和地面对不寻常的“以前”：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
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
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
02
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在张佩纶去世后，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儿子（张志沂，别号廷重）身上。
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邦花纹的花鞋。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
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
这为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张爱玲弟弟、父亲与张爱玲（右）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婚成了家。迎娶的也是一位名门之后——黄素琼,也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黄素珍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她拒绝陈腐，渴望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更无法忍受捆绑婚姻。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而父亲有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却也拥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
幼时的黄素琼（坐）与婢女
一位坐吃山空的遗少和一位新思想的摩登女性，可想而知，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父母吵架时，吓慌了的佣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
在张爱玲4岁时，姑姑张茂渊要出洋留学，母亲黄素琼那年已28岁了，借口要监护小姑出洋，并给自己改了一个非常新文艺的名字“黄逸梵”，就抛夫别子，也跟着远走高飞了。
这一飞就是间关万里，飞到英国去了！
张爱玲母亲黄素琼
然而，母亲前脚离开，父亲便把姨太太接回了家。
姨太太是个年岁比张爱玲父亲大的妓女，泼悍粗野，有堂子里的习气，在她搬进来之后，家里开始公然举办叫“条子”（招妓作陪）的宴会。
张家被她闹得鸡犬不宁，她甚至掷痰盂砸破了张父亲的头，弄到族中人看不下去，逼了她走路。
但直到被逼走前，姨太太对张爱玲的态度都是亲切甚至讨好的。每天晚上带她到“起士林”去看跳舞、给她做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
03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古老文化与安稳、舒缓、妥帖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毁灭性打击。
但是，这一切都在张公馆的门外，张公馆仍是“重门深掩，帘幕低垂”。
彼时张家已走下坡路，张爱玲父辈仰赖着先人余荫，仍像其他旧世家族一样，表面上维持着往昔的生活格局。
优裕的物质生活、阔绰的排场。假如说这下面潜藏着未激化的矛盾和危机的话，它们也非童稚的心灵所能察觉。
对于张爱玲来说，幼年的生活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
两岁时，张家搬到天津，张爱玲生活于成群仆佣中间，常由佣人抱着走亲做客，开始熟悉节日庆吊、亲友往还等这些旧式生活内容。
稍长大点，家里专门为她和弟弟请来私塾先生，一天念到晚。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
在院子里看丫头荡秋千，听“毛物”讲《三国演义》，听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说故事，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都令她开心。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八岁之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乐，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她弟弟是无辜的。
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
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底下的佣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也经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无不留念地提到这段生活，形容家中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04
在张爱玲八岁时，全家搬到上海。生活也蒙上了阴影：父亲染上了毒瘾，打了吗啡针，离死不远。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母亲和姑姑从海外归来了。
母亲回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治疗，父亲也誓言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母亲的回来，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
她按照自己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
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橙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像一连串琶音一样，轻快，跳跃。
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张爱玲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新世界。
但是父亲不同意，不愿在这上面花钱。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的时候，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张爱玲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她送进了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因为先前张爱玲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
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
张爱玲本名张煐，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
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1931年夏，天份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这是个6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她学习钢琴、一步一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05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父亲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抄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妻子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
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
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主动一方是母亲。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协议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并且母亲在协议上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
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
“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表示赞成，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父母的离异是个转折，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退色。
父母离婚后不久，母亲又动身去到法国去了。
张爱玲不怎样难过，自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的家是因为羡慕那里的西式的生活气氛和情调，对母亲的依恋倒在其次。
06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母亲黄逸梵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辽阔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
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细算起来是惊人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于此。
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的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尽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07
母亲走了，姑姑还在，姑姑是同父亲气味不投的。
母亲离婚后，姑姑是与母亲一起搬走的，母亲的家就是姑姑的家，张爱玲看着就高兴，就觉得安慰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还在那里，那里依然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
姑姑的家
此时她已在学校里住读，平时不大回家，但姑姑这里她是愿意来的。至少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父母离婚后的孩子未必不不幸这类话在她身上是适用的。
日子就这样继续再过，好像也还是相当平静的。
每逢节假日家里都要派司机去女校接张爱玲回家。她和表兄弟姐妹一起刻剪纸、画画儿、制作圣诞卡。张爱玲做了精巧的卡片，就拿去给姑姑，托姑姑寄给妈妈。
父亲对他的才气一直还是蛮欣赏的，不仅鼓励他看书，还常常陪她去看京剧，这都算是还寄有厚望吧。
1934年夏，她读完圣马利亚女校的初中，升入高一。女孩已经有了很强的人生意识，开始设计自己的未来了。
她想在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对她始终有诱惑。
就是在这个夏天，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忽然又起了纷扰，“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
父亲要结婚了！
这就是说，张爱玲和弟弟要有一个后母了。
08
张爱玲自小便模模糊糊的知道,姨太太、后母这一类的角色是家庭生活中的侵入者。
而后母与姨太太又是不同的。张爱玲的童年和幸福生活几乎都是随着后母的到来同时结束的。
说起身份，这位后母的身份并不差，父亲是民国前总理孙宝琦，也是位有身份的大家闺秀。
然而从张爱玲的描述来看，这位继母抽大烟，性格刻毒阴鸷，有变态心理。
张爱玲因为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所以虽然一直受到冷漠刻薄的对待，暂时却还没有领教到后母的淫威。
在家里上演的那一幕“后母故事”中，最初的受害者是她弟弟，张爱玲在家里看到弟弟和小时候带她的保姆受后母折磨，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家，也就客客气气的敷衍过去。
直到她母亲第二度从海外归来，她才与后母有了正面冲突，而且正是那场冲突最终使她离开了父亲的家。
母亲是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从海外归来的。
母亲这次离开中国，眨眼间又是四年多，如今，16岁的爱玲，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不再在母亲面前撒娇，而是对传奇的母亲充满敬意。
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母亲的，母亲的归来，自然使她欣喜不已。
当然，现在她是在后母的治下，也知道父亲的脾气，这份欣喜在家里必不敢流露无遗，甚至有意无意间要加以掩饰也说不定。
但是父亲有所察觉，大为恼怒： 多少年来一直跟着我，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向着那一边……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与前妻的芥蒂、积攒下来的怨恨无疑也更加重了他对女儿的愤怒。
张爱玲与父亲的关系立时陷入危机，父亲看她怎么都不顺眼了。
所以，当张爱玲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时，他马上大发雷霆。
多年后，张爱玲不无懊恼地回忆道：“我把事情弄的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是吃吃哎哎，是非常坏的演说。”
父亲一口咬定她受了别人的挑唆。这个“别人”当然是指她母亲。
后母当场就以泼妇骂街的架势骂了出来，那口吻是我们在张爱玲以旧式大家庭作背景的小说中时常领教的：“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
父亲对她的恼怒以及对她母亲的记恨最后借了她与后母发生冲突之机一股脑地向她发泄出来。
09
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日本人进攻上海，父亲的家在苏州河边，夜间听见炮声难以入睡，她便到母亲处住了两星期。
回来那天后母责备她不向自己报告，张爱玲回说已对父亲说过，后母便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说着就打了她一个嘴巴。
张爱玲从小到大大约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她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拉住。
后母早已一路锐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奔上楼去，恶人先告状。
不一忽儿，父亲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揪住张爱玲，拳脚交加，吼叫着要打死她。
她只觉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直到她挫下身去，躺倒在地，他还揪住她的头发，又是一阵踢，直到被人拉开。
张爱玲虽然没想到抵抗（母亲嘱她遇到这种情形万不可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待父亲走了之后却按照她的“法制观念”立刻要去报巡捕房。
得知大门锁着，她又试着撒泼，叫闹踢门，想引起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毫无效果。她被监禁在一间空房间里，父亲并且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去”。
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给药。一病半年，她常躺在床上出神，这时候，关禁闭时尖锐的恐怖感转化为白日的梦魇：“……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她似乎被借助于突发事件窥见的一种真相震慑住了。
“家”的感受，从初时“春日迟迟”到“沉下去，沉下去”，到最后梦魇式恐怖，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心理感受过程。
此时的张爱玲只有一个念头：
逃出去，离开这个家。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