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敬隐渔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版新编《遂宁县志》名人传中。这个带有浓烈中国古代旧式文人标签的名字给我好古的脑中植入了很深的印象。看了传记才知道，虽然和吕半隐、张船山等遂宁古代名人同列一章，但他的时代与经历却迥然不同。相比之下，他属于新时代人物，——二十世纪初那个睡狮觉醒的激荡年代；他还属于世界性的人物，——从小在深山封闭式接受传教士教育，短暂的黄金年代都在欧洲度过。——第一次“认识”敬隐渔，除了这个颇有反差意味的名字和三十出头英年早逝这两个信息外，其余的“乡贤格式”的经历事迹和功过评价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记忆。
另一次是与本地文化界朋友聊到遂宁人引以为傲的国际文化名人敬隐渔，一个博学多闻、似乎洞晓所有文化名人隐私的朋友却大声道，“敬隐渔是得了梅毒跳海死的”……！
这个“外传”高音让我吃惊不小，这个结局是县志中没有记载的。但我一面相信了这个大概因为世人鄙夷而令县志隐晦不提的结局信息，另一面却反觉更丰满了敬隐渔这个“乡贤格式”之外的不羁气血和传奇人生，也激发了我进一步扩大查阅敬隐渔史料的兴趣。所以当几年前，《敬隐渔传奇》的作者、旅法学者、文学家、翻译家的张英伦先生第二次来到遂宁寻访敬氏遗迹，他送我他的第一本《敬隐渔传奇》（之后又出版了《敬隐渔传》和《敬隐渔文集》套装两本）时，我对敬隐渔已并不陌生。但是面对张英伦先生这部毕十年之功、迹遍海内、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大著，我仍不禁惊叹张先生的学者神力，竟然就凭了国内聊聊几句的词条化介绍，硬是沿着蛛丝马迹，盘根问底，潜心钩沉出这样一部大白于天下的敬隐渔秘史。
我之所以用了“大白于天下”几个字，主要是有感于读《敬隐渔传》及《敬隐渔文集》之后，悲愤于敬隐渔那满腔家国情怀和人类忧患却少有人知、少有人领情，尤其是国内、乡里不乏歧视、嫉妒、歪曲、不屑等等的天下奇冤。真可叹“一生心思少人识，故国何处觅知音”！
关于敬隐渔的行状，通过张英伦先生严谨而详实地考证，我们方知道，敬隐渔从小被笃信天主教的母亲送进教会学校，因为他的聪颖好学，又被选送入位于彭州白鹿山的川西代牧区小修院，继以优异的成绩升学进入大修院。近八年时间的封闭式教育让他打下坚实的法文及拉丁语基础，从而也有条件可以系统学习到欧洲人文历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现代文明思潮。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旧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和这样的国际视野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被西方现代文明觉醒的敬隐渔在人类知识洪流兴奋之下的民族忧患，他深切忧虑祖国还在一如既往地沉睡或沉醉，在现代科技面前盲人一般地挨打、屈辱还自以为是的被动局面。他自觉地拿起中国的书籍偷偷自学，补习缺失的中文基础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恰好是这样的读书与思考，竟使他将东西文化融会贯通，收获了民国时代独特而难得的大师级人文境界，除了国学根基和专精度不如那些民国大师们深厚以外，他悲天悯人的人类情怀、充满哲理的方向主张、洞若观火的针砭时弊、娴熟严谨的双语写作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从他后来的行状中了然，为什么他如此用心用情地要把罗曼·罗兰及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介绍到中国来，因为他知道中国那个时代真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求真勇敢、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之所以要把鲁迅的《阿Q正传》介绍到西方去，因为他自认为是鲁迅真正的知音，洞悉了中国人在新世纪面前真正的症结。关于敬隐渔的人类忧患意识，我们似乎可以在他创作的寓言故事《皇太子》一文的开篇找到对他概括性的自画像：“太子心极大……凡人心大，他的痛苦因此也大，又为自己，又为别人，又为宇宙受苦！”
但是“心极大”的敬隐渔毕竟是贫穷文弱而又年轻好奇的，用他的导师也是唯一的知音罗曼·罗兰描述的话：“他在中国接受的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学校期间）被几乎完全隔绝于自己的人民，以致他到处都像个陌生人。他对生活一无所知，甚至惧怕它，远离人群，……他是环境的受害者”。
敬隐渔的才华固然被人叫好，但他的生活苟且却从来就被世俗讥笑，尤感不值的是他的诸多悲远的善意也被一些甚或为国内大文人所嫌疑。笔者根据张英伦先生的《敬隐渔传》及其它一些文献资料出处，约略做了几项代表性的统计：
一、柏生的心计
五四以后，中国文坛派系林立，虽然多场合声明“不偏、不党、不盲从”，但敬隐渔的每一作品问世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诡秘的杂音”。1926年，在罗曼罗兰关心帮助下，敬隐渔译《阿Q正传》出笼，计划在《欧罗巴》杂志刊载，还未付梓，即有小道消息传回国内，非议的杂音首先见诸报端。——一篇署名柏生的《罗曼·罗兰评鲁迅》（详见张英伦著《敬隐渔传》第188页），借友人全飞的私信阴扇抢较之妒火，暗示党争之风标。柏生即《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常客，在出版界颇有建树。这篇文章一刊出，举国哗然。可想而知敬隐渔的一篇挚诚初心竟被诸如“沽名钓誉”、“拍错马屁”等等的文坛笑话所淹没。这篇文章的罪魁祸首经张先生考证是躲在背后的“全飞”真名叫着韩敖的，敬隐渔也庚即发文淋漓痛斥了这个不知是谁的“全飞”。但在我看来，这个韩敖君全飞先生不过是所信非人，言多受过的倒霉蛋，真正的有心计的人正是他这个损友，笔名柏生的孙伏园。未经应允而将朋友的一封容易引起矛盾的私信公之于众，以谋求邀功请赏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不道义的居心。结果被明察秋毫的敬隐渔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见张著《敬隐渔传》第191页）艺术性地一骂，不管是全飞还是柏生之流都没有逃脱因嫉妒人抢了给鲁迅抬轿资格的扭曲心态而背后伤人的嫌疑。
二、戴望舒的“国格”
大概有的中国文人对于《阿Q正传》这样的文章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可能是因为阿Q的形象和阿Q的精神被犀利的鲁迅刻画得太真实、太具有普遍性的缘故！似乎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程度的自己。加之这部构思奇特、一针见血的小说再明白不过地将九个篇章的标题都冠以一种中华史论的架势（一、序，二、优胜记略，三、续优胜记略、四、恋爱的悲剧、五、生计问题，六、从中兴到末路，七、革命，八、不准革命，九、大团圆），使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都能从中读到屈辱与悲凉的味道。敬隐渔无疑是鲁迅素未谋面的知音，他以他的历史视野兴奋地看到，《阿Q正传》找到了的东方巨龙屈辱的关键症结，所以他一踏入欧洲，首选了这篇奇文重点翻译。大概在他的心里还有很大程度将这篇绝妙文章介绍给他景仰的导师罗曼·罗兰，让他知道中国也有这样善于描写内心世界、思想深远的伟大导师。而在一些中国作家看来，《阿Q正传》这样的文章虽然振聋发聩，却好比是家丑，自己引以为戒是很好的，展示给别人看，因为文化的差异，就是有伤国格了。这之中，与敬隐渔同为里昂中法大学校友的诗人戴望舒就是代表。他在敬隐渔翻译《阿Q正传》并引起法国轰动之后，大概背脊上感受到了欧洲人嘲笑中国辫子一样的耻辱，所以他批评敬隐渔“把本国的作品这样不负责任地介绍到别一国去，思之真令人痛心，要出风头或是弄钱，别的方法正多着，我不解敬先生为什么取了这种不顾羞耻，抹煞良心的办法。”为了面子和“国格”，戴望舒们永远不会理解敬隐渔内心深远的忧患与思考。
三、沈从文的揶揄
敬隐渔将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及另外五位中国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加上自己用法文写的一篇《离婚》共九篇结集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法国出版，很快在法国舆论界受到热情的关注。该书后又被英译，影响甚大。作家沈从文却讽刺道：“听人说有一本从法文译成英文的《中国短篇小说选》，被人骂过一阵，很不好，这文章由敬隐渔选译的，这人是不够做这个工作的。”关于沈从文的讽刺，后来很多作家表示，沈从文既不懂英文又不懂法文，他的批评应该难免有一些揶揄的成分。当然这也可以无可厚非地说明年轻的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及文学思想持有的自信。
四、伯子的失态
敬隐渔翻译编辑的《中国现代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欧洲获得好评如潮，而在中国获得的却是另类的反响。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刊载的署名伯子的题为《敬隐渔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文章，对敬隐渔的评价就远不是像欧洲评论家那么平实和宽容。与其说这是一篇学术评论，不如说这是对敬隐渔的人身攻击。既说敬隐渔喜欢夸大而不肯下实际功夫，又说敬隐渔水平有限，舍优求次，未能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好作品。又嘲笑敬隐渔滥竽充数，“七分天下而有其一”。置疑敬隐渔可否算作是一个作家！最后竟失态地大爆粗口，讥刺敬隐渔的出版过的小说《玛丽》“却像露阳病患者似的偏要把自己的见不来人的东西那给人看。”伯子的恶毒攻击全不顾敬隐渔早已在国内外刊物上显露的闪光才华及已经奠定的当代优秀作家地位，仅凭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和评论家的权杖一笔抹杀。张英伦先生称伯子的“见不来人”的恶语毋宁说是伯子自己阴暗心理的写照。
五、鲁迅的“不见”
敬隐渔是第一个将鲁迅的《阿Q正传》介绍到欧洲的人，并获得了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心大”的敬隐渔还将罗兰的好评转达给鲁迅，希望他景仰的两位大师能够因此建立起惺惺相惜的为人类事业的战斗情谊。鲁迅一开始对敬隐渔的译作还是感激而欣赏的，两人频频书信往来。鲁迅还应其之请，积极组织《莽原》编辑专号为罗曼·罗兰庆祝六十岁生日，为鼓励敬隐渔扩大介绍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还亲自“买小说三十三种，寄给敬隐渔”。后来大概敌不过身边诸如柏生、伯子之流谗言太多，鲁迅对敬隐渔的态度逐渐冷淡，最后竟留下一个“目的是在卖钱”的印象。加之后来“一封信”的误会，“心大”、好心、不党的敬隐渔竟成了鲁迅的文研会和郭沫若的创造社两大山头的受气包。以至于后来，当穷病潦倒的敬隐渔怀着激动地心情去拜会鲁迅时，鲁迅一句冰冷的“不见”，直让人怀疑这两个令敬隐渔万想不到的字或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敬隐渔最后的去向或许永远是一个谜，已成公认的传言是他蹈海或投湖自杀了，但又没有确切的目击者。他的投水自尽使我想到了屈原，两千多年前以投水行尸谏的屈原同样是胸怀家国忧患而无人知，还频遭嘲笑、误解、攻击。我想敬隐渔投水之时大概也吟诵着《离骚》末尾那句，“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是啊，虽然才高心大，但贫困、病弱、生活低能的敬隐渔的确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受世俗的冷眼。唯有在留学法国期间，方才感受到罗曼·罗兰一家亲人般地关怀，尤其是罗曼·罗兰，一个蜚声世界的伟大人物对这样一个经常向他借钱、经常向他诉苦、还有诸多“不良嗜好”、在校名声还不佳、还患有可怕的梅病的中国穷学生，不仅没有丝毫抱怨，而且始终予以慈父般地关怀。我想，在中国，即便是敬隐渔的父母在世也不能达到如此的理解与宽容。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兄妹合影）
普天之下知敬隐渔者，只有罗曼·罗兰，虽然他们只见过两次面。六十多岁的罗曼罗兰正如中国的孔子六十岁时，见闻任何一件事都不以现象为判断，而是思考它的由来成因，故称“耳顺”。罗曼罗兰一句话道明原因——“他是环境的受害者”。阿Q也是环境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环境的受害者。——勤劳勇敢的中华先民在东方这片贫瘠险恶的沼泽地上开创出了繁荣昌盛的东方乐土和人类福祉的农耕文明。儒家思想教化了这一方人民安贫乐道、真诚善良，但却因此成了蛮族入侵的豁口，五千年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被侵略与抵抗，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入侵的民族没有被他博大的胸怀与魅力所包容与融合。中华因为其坚定的重农轻商农耕文明，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三百多年前，又一个蛮族麾骑入关，开始了满清长达两百五十多年的高压奴化统治。而正是这倒退的两百多年，世界的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全面开启了现代兵器全球殖民和商业帝国架构。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内忧外患，教育缺失，信仰崩塌，人人互害，人人自防，人人都是环境的受害者。智者如鲁迅等人振臂呐喊，但却只有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敬隐渔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但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抗争，非但如此，他内心的家国情怀乃至人类忧患并不见得比包括鲁迅在内的任何一个人局限。《遂宁县志》特别记载了敬隐渔受教于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人类种族之间，只有极其微弱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互相补充，因而倒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他三十岁推究的两句奇怪的隐语——“二力相逐有缓速，缓者成形速者魄。欲遍宇宙无抵抗，动静俱随并行律。”——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哲学世界已经与他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四川老乡——足不出川而能经纬天地、著述多达两百余种、开创出震烁国学文坛的“推十论”、也是三十多岁英年早逝、一九三二年同年而亡的天才学者刘咸炘暗合。这时的他，我们其实可以很欣慰而安全地看到了他平实的心境和一种智者的高度，这种入道的状态应该看淡了人生荣辱，所以接下来他的不管真是蹈海投湖了，还是归隐遁世了其实都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他安详而从容地行走。只是遗憾尘世间，他悲远千古的踌躇满志却于故国原野上没有一个真正的知音。他的《忆秦娥》大概便是写于最后弥留尘世的那段时间。
隐渔翁，少年独钓寒江雪。千秋雪，寂寞声色，谁识豪杰？
潦倒还唱青天阔，清肠踏破空颜色。空颜色，黄昏谁伴？有西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