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这三个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而人类对于家族史的痴迷，怕也是基于此心理，因为了解“我是谁”是一个人存在的“基石”之一。

      德国人卡特琳。希姆莱出生于德国二战后最臭名昭著的家族之一———希姆莱家族。因为她的祖父的二哥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纳粹党卫军首领，在二战期间犯下过许多恶行，甚至德国《明镜》周刊将海因里希评价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侩子手”，可想而知，希姆莱家族及其后人在二战后会过着怎样的日子。

      卡特琳从小的记忆里，当同学知道她与“那个希姆莱”是亲戚时“全班鸦雀无声”，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为自己的姓氏羞愧不已”，对先辈所做的一切“有着无法言表却极度压抑的负罪感”———不少战后关于纳粹子女后代的资料显示，这几乎是所有德国二战重要战犯家族的后人中很普遍的态度———当然也有顽固拥护父辈思想的后人，比如卡特琳的姑姑古德隆。希姆莱（她被称为“纳粹公主”）。

       她的家族中，二战后已经对“那个希姆莱”绝口不提，或许是家族中的长辈们觉得无法向子女们解释当年的行为，又或许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们提及当年的那段经历，总之，那段日子逐渐成为家族中的谜团。但当卡特琳的儿子渐渐长大，等他到了要问“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年纪，卡特琳发现她无力言说。

       不理清过往，就无法面向未来。恰巧，卡特琳的父亲委托她前往国家档案馆的相关纳粹档案中查询关于祖父的资料。卡特琳的祖父是海因里希最小的弟弟，他在二战结束时就死了，死讯一直到两年后才经人传给她的祖母。卡特琳父亲从小就生长在父亲缺失的环境下，每次问起父亲，母亲总会“心脏病发”，自此不再追问这个话题——或许家人们心里会侥幸地认为，家族关于纳粹的罪恶仅仅与海因里希有关吧。

       但当关于祖父的资料渐渐展现在卡特琳眼前时，她惊讶地发现，不仅祖父的二哥海因里希参与纳粹事业，祖父自己和祖父大哥，甚至自己的祖母保拉也曾参与其中。“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父辈的罪行会超出自己的想象”，这是纳粹的后人们内心最沉重的压力。

       即使没有深重的罪行，但卡特琳最初依然难以接受自己的祖父、祖母都是忠诚的纳粹追随者，甚至当时祖母的家族并不看好这桩婚事只不过稍微欣慰的是“女儿嫁入了有名望的家庭”。历史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保拉最初嫁入希姆莱家族时，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渐渐走向权力高层的过程中，他们作为权力人物的家人，显然也享受到了不少特权的优待。甚至最后德国难民因战败而逃亡时，保拉还可以带着子女们坐着二伯父安排的汽车从容撤退。

       再“风云”的人物，落实到当时的每一天上，过得也是如普通人般实实在在的日子。在卡特琳笔下渐渐展开的家族生活中，我们看见海因里希从一个身体羸弱、大学毕业后怎么都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一步一步从一个小党派的秘书走上帝国权力的高层。而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缘故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纳粹党的“忠实拥护者”。我们从希姆莱家族的经历当中，似乎可以一窥当时被纳粹极端思想所席卷的德国普通民众的变化，看到当时的德国人如何从普通人一点一滴地被卷进疯狂致命的漩涡当中去。

       或许，这是卡特琳书写她的家族史的另一个意义吧。而再追溯到她的曾祖父曾祖母的经历，更让后世人吃惊的是，受到良好教育、出身富裕家庭并且家教严格的希姆莱三兄弟，为何能出现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侩子手”？这也是二战后很多德国学者致力于反思的——据战后统计，参与制定纳粹政府“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这项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家罪行计划的15人中，9位都有博士学位！这个数据震惊了当时很多人，之后学者们也都对此进行了许多不同程度的反思。或许，我们从卡特琳的书中能感受到一些来自希姆莱兄弟成长中的蛛丝马迹。

      写完这本书，卡特琳说，这一刻她才感到好受点，当儿子就家族的过去而询问她时，她“能有问必答，对先辈们的罪过和责任程度给出明确的说明”。

       或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不忘过去，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