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我出了远门。从故乡来到了广州，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工作，做教师。

一切都不习惯。听不懂粤语，叽里呱啦的，不像人说的。后来听说有人把粤语称为“鸟语”，放在当时，彼情彼景，想想倒恰如其分。也吃不了粤菜，寡淡，尤其见不得青菜就放到滚烫的热水里捞一下，滴点油星就吃。更不习惯的是形单影只，工作起来还没觉得寂寞难耐，到了周末，却不知道干什么。

打发无聊，做了不少的傻事，花两元钱，坐32路公共汽车，从同和搭到天平架，然后再折回来。那时回程不需要另交车费，两块钱，可以从来坐到回，甚至还可以来回往返几趟，没人管，也没人说。很多次，我还干脆从天平架下车，步行回到汽车的起点的同和，双脚都磨出了血泡，不觉得痛。白云山就在附近，爬山也少不了，从蟹山村上去，然后攀髻丫岭，摩星岭就不爬了。并不是没有气力爬，因为摩星岭是白云山公园的地盘，要交十块钱的门票，心疼。

住的宿舍是学校分的，套间，三室一厅，厨房、厕所公用。江西的小伙子，教音乐，和我住稍大的一间。另一个小单间，住着一个姓丁的小伙子，不是老师，而是学校士多店的小老板。当时，还纳闷这么小年龄竟然能在学校开士多店，真不简单，后来，才知道小伙子是学校董事长的侄子。其中的一间，床、桌椅都有，但一直空着。教音乐的小伙子有女朋友，女朋友来了，把铺盖一卷，就跑去空着的一间。

新学期，学校招聘了一批新老师，空着的宿舍，自然要住新老师。宿舍的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最好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咱们就有盼头了。没想到，打趣还一半成了真，来的新老师，是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可惜，不是年轻的。

新来的老师来宿舍的第一天，是周末，我还窝在被窝里呼呼地睡懒觉。外面的响起了敲门声，“咚咚，咚咚”，又是“咚咚咚，咚咚咚”，响了好几次，我才听到。极不情愿地揉了揉双眼，芨了双拖鞋，睡眼朦胧地开门。我见到了她：皮肤白皙，保养得好，看起来很有气质。身后，还跟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面黑，身板敦实，背着一个花格子的行李袋。开始，我以为男人是帮她提行李的搬运工，后来，才知道是她老公。我想起了宿舍小伙子的打趣，扑哧一下笑了，结果，女老师也大声地“啊”了一声。一下子，我的睡意朦胧全都跑了，低下头来，我才发现——我只穿了只三角裤衩。

女老师姓刘，来自湖北咸宁，与我算是老乡。她有一儿一女，女儿长我五岁，大学毕业，学服装设计，儿子则没读什么书，准备学习美发，老公参过军，退伍后一直在企业，刚刚退休。当然，这是熟悉后才知道的。只是当时费解：刘老师气质不凡，怎么嫁的老公却土里土气的？当然，这个我们无法问出口，也不会问出口。

刘老师的到来，让清静的宿舍，变得热闹起来。平日，刘老师老两口不吃学校食堂，便煎炸油炒，做起了饭来，锅瓢碗盏，叮咚作响。我们回宿舍午休，哪能忍受这色香味的诱惑，开始还故作正经，动嘴不动手，夸赞刘老师饭菜做得好，做得香，后来忍不住，便动手偷吃起来。一偷食儿就忍不住，一盘堆得尖尖的菜，活生生被我们偷吃削去了山峰。刘老师不恼，笑眯眯看着我们说：吃吧，菜就是做着吃的，你们喜欢，说明我的手艺好呢！周末，我们干脆不偷吃了，堂而皇之地做到了桌前，吃起了住家饭。当然，这是刘老师两口子邀请的。

吃一顿没问题，但长期吃别人家，总归不好意思，虽然刘老师好客。我们一商量，决定凑点份子钱，加入刘老师的家庭饭伙。刚开始还战战兢兢害怕刘老师不同意，没想，刘老师却爽快地同意了：不就是加两双筷子么，只不过这要辛苦我们家的老家伙了。老家伙指的是刘老师老公，刘老师老公姓向，我们叫她向师傅，他嘿嘿笑了两声，没有说话表态，我们想：这算是同意了吧！

向师傅做菜做得好，我们吃得也好。农家小炒肉，好吃，肉进味，辣椒熟而不软；红烧鱼块，好吃，那新鲜的青鱼腌制半天，煎得半黄而不焦，入口爽嫩。最拿手的菜，莫过于烧鸭子，鸭子剁得细碎细碎的，加大片大片的红辣椒，吃得我们大汗淋漓，确直叫“好”。果真是民以食为天的子民，我这一小小的乡愁，就在向师傅做的好吃的菜中，一点点土崩瓦解。由此看来，食物，的确是聊解乡愁的好东西。

吃也拉近了人的距离。哪个人今天晚归了，刘老师会问：咋个儿还不回，不会有事吧？哪个人有个头疼、肚痛、发烧，她变戏法似的从拿出药，递给我们，然后，逼我们吃下。那时我们打单身，她跟我们打趣：”别出去闲逛，攒点钱，买套房，才能娶个媳妇。“南昌的音乐老师有女朋友，当然不服这句话：”你看，我没一钢蹦，照样不找了一个媳妇？“刘老师打着哈哈：”你呀，那还是女朋友，远着呢？“

”怎么像我妈呢？“音乐老师嘀咕。

怎么像我妈呢？其实，我也这样想着。

裤子破了，一个小小的口。偏偏破的不是地方，屁股眼哪。发现时，已经被同事嘲笑了一整天，不会缝补，干脆，把它扔进垃圾桶。第二天，发现那条裤子还在，摆放在我的床头。正疑惑这裤子长了脚，刘老师进来了。“你说，这裤子就一小小的洞，就扔了，败家啰！”我想说些什么。“裤子帮你缝了，也洗过了，直接可以穿。”听到这话，我想说什么，终究觉得胸口一点热热的东西堵在哪儿，也没说什么。

加班。告诉刘老师：晚饭不用留我的，我在学校吃。没注意时间，学校的晚饭也没赶上趟，买了一袋方便面，准备会宿舍凑合凑合。还没打开方便面袋子，刘老师就喝住了我：吃什么方便面，给你留着饭呢。我说过我在学校吃的啊？我闹不明白，她怎么知道我没有在学校吃？“我在下面散步，见你办公室灯还亮着，那时学校餐厅都洗涮盘子了。”“你们吃的剩的么？”“剩个啥，你向师傅又做的。”

诸如种种，不胜枚举。

人在异乡，是会滋生出很多情绪的。比如思乡，那是一种不是病的顽疾，能让人茶饭不思，也让人辗转难眠。譬如孤独，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令人猝不及防。在陌生的城市，我们活得忐忑，像水中的浮萍，没有安全感，不知道随着荡漾的水波，我们会飘向何方，又归依何处。我们需要温暖，即使自己像豪猪一样，长满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的刺，却还是希望找一个长满同样的刺的同伴，互相取暖，天然地排斥。

而她，却让我们温暖。而这种温暖，没有长刺，显得高贵，没有丝毫的功利，朴素到干净。我们开始叫她干妈。起先，她有些不自然，叫着叫着，她也应承下来，答应得不拐弯抹角，顺溜。后来，是我们不自然，因为她热情，对我们不生分般的好。一丝一缕的思乡情绪，就在这些温情之中，逐渐的瓦解——我们弄来了了一台二手的电视，周末，好似一家人一样，看着肥皂剧，打发着无聊地时光；会一起到同和的菜市场，与小贩们斤斤计较，学习讨价还价。甚至，我们还商量着，春节一起到咸宁去，在她的故乡，过一个火红的春节。

我们不是一家人。

我们就像一家人。

2003年，供职的学校渐见颓相。有家长拉着横幅，向学校讨要自己的储备金。甚至带着刀，冲进行政大楼，杀气腾腾。这样的场面多了，人心自然惶惶。当年，学生骤然减少了不少，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放在这里，见刀光剑影。老师们也想着自己的出路，回的回老家，另谋高就的另谋高就，像空气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急切切找到刘老师，问她的打算，她告诉我：准备干完一个学期，然后回家，安享晚年。这，在我预料之中。刘老师的女儿业已结婚，儿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她没有必要在外面打拼，过飘萍一样的日子。听到消息，我还是有些戚戚然。

江西的小伙子，第一个离开了宿舍，考取了公办老师，去了东莞。这是喜事，我有些戚戚然。胡姓的兄弟，呆了不到半个学期，又离开了宿舍，去一所学校当校长。还是喜事，我有些戚戚然。其实不止是戚戚然，有些惶惶然，我为自己的前途焦虑，也害怕这些熟悉的人一个个如空气一样消失的感觉。

我送了所有离开宿舍的人，我没有送我称之为干妈的刘老师。离开的前一晚，还是一起吃饭。我坚持请他们吃饭，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湘菜馆。菜很丰盛，我们却没有胃口，吃得很少。有一句每一句地聊着，回忆点点滴滴。我叮嘱老两口注意身体，他们笑呵呵地应承。他们说我应该找一个善良的女人做老婆，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福气。记下了彼此故乡的地址，电话。承诺一定会去认认家门。把电话号码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抄错，然后找不到彼此。

说着说着，刘老师流下了眼泪。

吃着吃着，刘老师的老公也流下了眼泪。

我没有流泪，只是偷偷地转身，让眼泪顺着眼眶流下自己的心底。

我没有送他们。我以为我们一定会见面。我只是在窗户外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可是，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电话还是不断的，什么都聊，语句温暖，像亲人一般。答应年底去咸宁去认认家门，亲自拜访老人家。年底，我离开了学校，回到了故乡，没有成行。我换了号码，却没有及时告知，时隔一个月，再打电话，那边却成了空号。而那本抄着地址的笔记本，也不知怎样地消失不见了。一个人与另一个发生联系，其实很简单，一根电话线、一部手机，就足够。即使天涯，也近在咫尺。一个人失去联络，其实也很简单，失去一个电话号码，一串数字，即使咫尺，也海角天涯。

就像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就像这个都市里很多的一转身，就会错过一辈子。

离开我供职的私立学校若干年后，有人跟我说起我以前学校，说起了学校的各种权利斗争，我却傻呆呆一无所知，这是一种美好。在一路的摸排滚打中，遇到白眼的狼，碰到过冷遇和打击的时候，我也相信这世间还是好人多，这是一种美好。我一直觉得，在这异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识都是一种缘分，如果碰见，且行且珍惜，说不定，转身即天涯，这也是一种美好。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即使善良不会换回善良，但是换回的是自己的一颗无愧的心，这也是一种美好。

一直坚信这世界的美好，有多大程度是她，是她一家子给予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种倔强的而且坚持的美好，会不会让我在这社会中受伤，或者鲜血淋淋，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些年摸爬滚打走来，还算活得坦荡，还算纯洁，也还算幸福。我或许要感谢她，让我坚持地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希冀着我们能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