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在农场采茶的点点滴滴，我全无印象，只是从她嘴里知道，那时我还在襁褓中。再大一点，还在函授的爸爸和忙碌的母亲就把姐姐连同外婆送回了广东老家，而我每天由托儿所的阿姨带着。母亲一直耿耿于怀于托儿所的阿姨对我照顾不周，这么小的孩子每次只带回一条尿湿的裤子，怀疑她们只是在母亲去接我的时候才给我换上新鲜的裤子，因为我有时候天气不好膝盖会酸痛，“一定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母亲会愧疚地说，我也含泪而笑。
在马路边炸油条的母亲我印象模糊，那时父亲从农场民办教师调到县城中学，为了补贴家用，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在小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边上炸油条，那会儿我应该正上幼儿园吧！只记得父亲每天用自行车接我和姐姐上学放学。
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学校伙房干活的母亲的身影，她穿着水鞋，挑着两大筐蔬菜从市场走回来，扁担和大箩筐随着母亲近乎小跑的步子上下有节奏地摆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母亲坐在矮凳上择菜、洗菜，在我眼里，诺大的伙房光线阴暗，水泥地板布满小坑洼，终日湿漉漉的，母亲忙碌着，一边用大铁铲翻动大锅里的菜，一边和我说话。有时她走到炉子的后面把又粗又长的木头塞进灶坑里，火烧的又大又猛，烤得我的小脸发烫，母亲挥汗如雨。在饭堂工作的母亲很辛苦，但她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有时的不够乖巧而责罚我们，每天她回家收拾妥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都已经做完作业在门口和小朋友玩，母亲拎着一大桶洗好的衣服从厨房走到上房去晾。有时候父亲贪恋棋局，很晚都没有回来，母亲就会生气，吵闹，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没事了，他们的争吵没给我留下多少记忆。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从伙房调到打印室工作了，我有时候也会到母亲工作的印刷室去，那里充斥着油墨的味道，母亲穿着碎花衬衫，熟练地操作印刷机，机器发出有规律的咔嚓声。这份工作实在是轻松了许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大字不识的母亲很吃力地学了一些必须用到的字，她有时会请教我和姐姐，然后一笔一划地写给我们看，但是她的记性很差，相似的字她会混淆，有的字学了第二天就忘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一看到我们坐在学习桌前就不会打扰我们，她总是跟我的堂弟、表弟们说我们学习是多么用功，起得很早，又睡得很晚，让他们把我们当榜样。在她的意识里面，学习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的偷懒她似乎看不到，上了一个普通大学她也很满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有催促过我们学习，倒是常让我们休息。我们毕业工作以后，她看到我们看杂志还会说：有时间多休息吧！其实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她不知道书也有许多种类，有不同作用，她觉得看书就是学习，学习是很累人的。
母亲退休了，我早已毕业分配在外县工作，对于我的选择，母亲是有想法的，她也曾劝过我，极力想改变那个事实，她就是希望我们都留在她身边，不要走得太远，但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有说得更多。这以后我虽然常打电话，但母亲的生活我了解极少。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令母亲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也只是从姐姐的嘴里知道一些，但从没有正面跟母亲谈过这些事，母亲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对这些事情的烦恼。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没有把握能在我提起这些事之后也能很好地安慰母亲，因此我没有勇气去跟母亲谈心，我假装不知道，而母亲可能也认为我一无所知，在我放假回家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问我想吃什么，问我在异地的生活，有时问得很琐碎，我常常会懒得应话而不理睬，那时丝毫没有体会到母亲的烦恼。
我们家没有男孩，我们姐妹俩生活得一直很幸福，但是在我到外地工作、姐姐出嫁之后，家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幸亏姐姐的夫家只是在百米之内，我也就安心了许多，但即使这样，旧时的一些观念还是冲击着父母的心，考虑再三，在外婆去世之后，父母奔丧回来时，也带回了舅舅的第三个孩子，当作我们家的男孩，他那年五岁，他给家里带来了些快乐，但同时也给已步入老年的父母带来了身体上的负担。作为女孩的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各奔东西，我们没有太多说话的立场，只能说他们觉得可以就好。没有考虑到的是，男孩终究是男孩，顽皮的弟弟总是惹母亲生气，而父母在教育上观点的不一致也总引起争执，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母亲的身体每况日下。
让母亲更加辛苦的是在我女儿出生以后，因为某些原因，母亲执意要把外孙女留在她身边，而且还用她很简朴的理由说服了父亲。女儿在外家的一年零六个月，母亲照顾得细心周到，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母亲享受着当外婆的快乐，同时也在忙忙碌碌中渐渐地力不从心。
2006年9月，我把孩子带回我身边，母亲很是不舍，我安慰她：等您觉得轻松了，我再把孩子带回来。
母亲被查出患肺癌，是大半年以后，这期间母亲把外孙女带回外家一个月，又带回我身边住了一个月，还吃坏了肠胃，吐了三四天，那时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没想到是肺部。
母亲开始住院化疗，但她并不知道她的病情，我们只说是普通的肺病，需要住院输液才能报销，所以母亲坚持每天化疗后回家，就好像得了普通的感冒一样。我第一次到医院看她的时候，父亲在医院大门接应我，叮嘱我不要流露出伤心难过的情绪，我在走上楼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我在想象母亲落发憔悴的样子，快到病房的时候，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我让自己笑着走进去，愉快地叫了母亲，轻松地问她的感觉如何，而母亲也正和邻床的病友谈笑风生，还给那人介绍了我。那时的母亲，身体并没有太明显的病状，她大概认为，进了这大医院没什么治不好的。我女儿还小，中午的时候，母亲就催我回去了。此后每隔两三个星期，我都会去看母亲，这段时间里，母亲照样每天两趟输液然后乘公交回家，父亲则有时候陪她去，有时候送饭，或做好饭在家等着她。炎炎烈日，母亲不知承受着怎样的烦躁，但是她不愿意住院过夜。当做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反应终于来了，母亲感觉到了辛苦，尝试着在医院过夜，有一夜母亲反应得厉害，她几乎要逃出医院，说死也要死在家里。那个疗程是在海南化疗最辛苦的一次，母亲说她将近虚脱，全身无力，精神倦怠，脾气也变得不好，事事都挑剔起来。这一次化疗让母亲心有余悸，熬过来以后，她觉得好像是捡回了一条命，但说什么也不肯再继续第三个疗程。那段时间，母亲的痛苦我们是看不到的，每一次打电话，父亲只说差不多，有时母亲接电话，让我们别费神跑来跑去，而我们好像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关心的方式，去看母亲的时候，她给我们得感觉是：精神挺好的。
九月份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回到原工作的小县城，父亲早已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照顾母亲。整个学期，每天早晚，父亲便会拉上母亲去散步，那段时间，母亲没有吃药，也不做任何处理，医学上称为“姑息疗法”，母亲精神很好，心情也愉快，就是咳嗽的症状并没有缓解。有一回散步，她对父亲说，她小时候曾算过命，说她58岁有一大劫，如果过得去，就可以活到八十岁。那时的母亲也许并不知道她的这一劫竟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横沟！
当新的一年又来的时候，父亲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因为绝症毕竟是绝症，不治疗有可能会好吗？希望有这个奇迹，但又不敢“姑息”下去。父亲观察母亲的咳嗽次数变化和音质变化，决定还是要寻找另外一种治疗方法，这样母亲又开始了反应较小的中医治疗。说是中医，但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也会有一些输液，每天回家来还要熬一大罐的中药，喝四五十包中成药冲剂。也就是那时候，这些药给母亲本来就不太好的胃增加了更多的负担。那段时间，母亲对饮食十分挑剔，稍微有不合意她就会唠叨和生气，我们总是迁就着她，从小到大，都是她迁就着我们和父亲。那时的母亲，身体承受着痛苦，精神承受着压力，我们能够理解。
那段日子里，对于母亲的病情，我们一直瞒得很好，母亲每天张口闭口都是“化疗”两个字，但她没什么文化，也没想过那就是癌症。医院的肿瘤病房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宣传资料，但对母亲来说，那些都是天外的文字。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她跟病友聊天，生怕别人说漏了什么，但一直都没有，包括后来去广州的肿瘤医院，也有惊无险。
其实用母亲的话来说，她并不觉得她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一开始的咳嗽也不影响她的生活，身体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适，所以她有时就会抱怨：没事瞎折腾。但后来咳嗽的次数渐増，肺部积液渐多，她也开始感觉到这些毛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她总是说：怎么咳嗽这点小毛病，越治越糟糕。我们安慰她说：你这种肺病比较难治，不用药岂不是更糟糕。她也很信服地接受，也很配合医生的治疗。母亲就是这么单纯的人，她很相信我们说的话，所以她在精神上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想这也是她能支撑那么久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但每次我带着孩子去看她的时候，她都会在楼下的公交站等我们。看着她在风中单薄的身影，我心中百味杂陈。一开始母亲还能抱着孩子，后来用背的，我总是阻止不了她，再后来就拉着孩子的小手，高兴地小跑。有时我心里会十分自责，也许是我把母亲累成这样，也许是带孩子的辛苦加剧了病情的恶化，一切都无从知道。善良质朴的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常说：我真是不争气，没法带孩子。我不知说啥好。每次要回来上班了母亲都要去买些零食给孩子，虽说带着沉重又麻烦，但我没法拒绝，她做了这些之后，心里才舒坦。有一回不知什么情况，我坚持不带那些橘子，她难过和念叨了好久，我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母亲很是难过，后来我安慰母亲，而且再也不敢拂了她的好意。
五六月的天是炎热的，但母亲仍觉得有些寒意，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从前母亲最怕夏天，父亲戏称她是“火鸡”，但现在她在夏天得穿长袖，早晚还得加一件。六月底，父亲决定带母亲去广州治疗，我和姐姐去飞机场送他们的时候，母亲的精神比较好，但就是显得瘦弱无力，她也说自己感觉虚和怕冷。她满怀希望的说咳嗽这点小毛病，到广州去很快就能治好的。我和姐姐安慰她：放心吧！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在广州，舅妈专程从老家过去照顾母亲，我们时常打电话了解情况，所知道的也不尽人意，但也无能为力。唯一让人觉得安慰的是：那里的医生说控制得挺好。
七月，我们放假了，我和姐姐赶往广州照顾母亲。
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虽然我早已做了无数的想象，也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母亲还是让我心痛不已。坐在病床上准备吃饭的母亲已经收缩成了一个小老太，头发稀落灰白，宽大的病号服遮掩不住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稍盘曲着腿，可能是身体没力坐不住，她的两手撑在床上，垂着头，两眼无神地看着放在床上的一碗粥。听到我们叫她的声音，她缓慢地抬起眼睑扫了我们一眼，神情有些木然，声调凄凉地说：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看到妈妈了。于是落下泪来。我们故作镇定安慰她。我想上前去喂她，她摆摆手，父亲说母亲不让喂，她说她自己才知道吃多少，嚼快慢。母亲每餐只吃一些青菜粥，她怕肉，甚至看到就想呕，父亲每天买一些骨头熬汤来煮粥，医院不让开小灶，舅妈每天想着法子遮遮掩掩地熬汤，母亲总算也摄入了一些营养，但这些远扶不起那被病痛和药物摧残损耗的身体。前段时间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行走都需要人掺扶，现在恢复了一些，但我可以想象母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舅妈也是非常朴实善良的人，她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们来了以后，她才回工厂去工作，毕竟她也有一个家。我和姐姐每天轮流早起到市场去买骨头，学舅妈熬汤煮粥。母亲常不满意我们煮的粥，我们知道，她浑身上下都不对劲，所以对食物是很挑剔的。
晚上帮母亲洗澡的时候，母亲褪去身上的衣服，我看到的是一具皮包骨的微驼着背的躯体，母亲伤感地说：都不成人形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用湿毛巾给母亲擦澡，擦洗她被生活累弯的腰，擦洗她挤尽乳汁后剩下的皮囊一样的乳房，擦洗她瘦若竹竿的腿，三十年前她曾怎样细心地为她的孩子洗澡，没想到有一天，她的孩子会在这种情况下给她洗澡。我感慨万千。
在广州的化疗，完全把母亲打垮了，虽然医生都赞扬说疗效不错，控制得很好，但母亲再也没法恢复过来，她就一直这样虚弱无力，胃也常常难受起来，每次发作，她都像要死去一般的痛苦，出院没多久，她又要求住院调养，输液似乎能缓解一些痛苦，但随着肺部积液的增多，母亲开始睡不踏实，每天晚上睡去后鼻子会流出大量的液体，浸湿了她的袖子和枕头，母亲很是烦躁，我们帮她清洗她也觉得是一种负累。
当我们回海南的时候，母亲还是虚弱无力，开学不久，母亲精神好了一些，堂哥用车把爸妈送回了老家。
其实母亲在广州治疗的时候，大伯母就提议得赶紧回老家，老人的想法就是叶落归根，大伯父在十三年前也是因为癌症从海南回来，一个周以后就去世了。现在母亲病成这样，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熬得太久，还是趁她现在可以坐车，赶紧回家。但我们不想提，因为我们不想这时候放弃治疗，而且这时候回老家等于告诉母亲：你没治了，也许那样，母亲也熬不过一周吧！
后来治疗告一段落，跟母亲提议回老家调养，并且去找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但母亲回老家的时候怎么想，我们无从得知。可能她也意识到些什么，但不说，也可能她心中还尚存一丝希望，因为舅妈去广州照顾她的之前给她求了张符，说是渡过这个农历月就会平安无事。但母亲不知道，舅妈还去了几处给她算命，都说命中有子克子，命中无子克自己。难道真的是如此吗？她是那样爱她的孩子，这是冥冥中的选择？
母亲接下来病情的发展是我们预料中的。一开始母亲还跟我们聊天，说是睡得还可以，吃的也渐多，咳嗽照旧，就是老家的蚊子厉害，他说回家来觉得心情舒畅，但每天也只能在院子里站一会，体力无法恢复。后来大都由父亲讲电话，母亲一说话就要咳和喘。一个月以后，母亲又住进了医院。
在普宁市华侨医院，母亲住院的第二个周，父亲给我们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回去，母亲大概时日无多了。
见到母亲的时候，我觉得她又变了一个人，头发都长出来了，但是很短，贴在脑袋上，人并没有更加的消瘦，但她坐在床上不敢动。我的泪就掉了下来，母亲也落下泪，她说路途遥远，我们的孩子又还小，而且工作也丢下了，实在是不尽人意。
母亲已经不敢下床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她稍稍动一下就会喘得厉害，吃一顿饭也很累，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她每天都会询问医生她的情况，请求医生给她用最好的药，难受的时候她就会埋怨医生没用。她很依赖舅妈，我们去了以后，舅妈想回工厂工作，母亲不同意，她说：她好了，大家都好，万一她好不了，她也会保佑舅妈的。我能感觉到她拼命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绳索。但我们包括医生都无能为力。
十二月六号，母亲去世了。
十二月到来的时候，母亲每天早晨都有一阵喘得透不过气，而医生能做的也只是利尿平喘。十二月四日晚上，母亲觉得无法呼吸，医生给母亲装上喷射呼吸机，机器发出节奏很快声音很大的嘀嗒声，好像在催促着什么，母亲好像慢慢地睡了过去，她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屋子的人，还问大家来干什么。现在想来，那晚她是失去了意识的，她已经给了我们提示。但父亲看出来了，通知两个女婿和一个干儿子立刻从海南启程。
十二月五日，同病房的一个老人去世了，母亲把我和姐姐赶出病房，她担心我们害怕，我不时从窗口看着母亲，她还在输液，很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还摆摆手让我们别看。那晚母亲没有睡，她总是睡不着，精神似乎很充沛，也还微笑着说话。
十二月六日，一个以前同病房的病友要出院了，家属来告别，母亲对她树起大拇指，恭喜她出院，母亲一定觉得，离开这里是最大的幸福。
中午的时候，姐夫他们抵达，母亲有些激动。我拿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她没有笑，神情有些严肃，又若有所思。我有些后悔，我这一举动是不是让她意识到了什么？姐夫他们都觉得母亲看起来情况还不坏，但我们都错了。
傍晚我们在外面吃完饭回到病房的时候，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靠坐着，神情有些茫然，一会儿看看近处，一会儿又看向远处病房的大门，有几次用力地张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和姐姐各拉住她一边手，父亲对她说：你握一下孩子的手啊！母亲没有任何反应，我哭说：“妈，你说句话呀！你看看我啊！”母亲还是很茫然，我知道她已经神志不清了，她的手指指甲是乌黑的，舅妈说是血液不流动了。我们让母亲躺下，她呼吸有些急促，医生给她装上喷射呼吸机和心率监测仪，这时她的心跳已经达到180次/分，医生说过，母亲现在肺功能已经丧失，所以心脏不得不加速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心率衰竭。我好像看到母亲的心脏在拼命地跳动，它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无法停止下来，它渐渐耗尽自己的体力，奔向一个深渊。
180/分——170/分——95/分——70/分——50/分，我看着频幕上的数字不断地下划，我知道那一刻终于就要来了，母亲的心脏已经疲惫不堪，它越跳越慢，它试图休息一下再跳一下，但是它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再也跳不起来了。
当曲线变成直线，一切都归于零。
母亲静静地躺在那儿，爸爸含泪摸着她的额头和眼睛，说：妈妈去天堂了。我们三人抱头痛哭……
后来的一切都按部就班，我们都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母亲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生前很简单，走时也没有任何要求，她很平凡，大概不曾在别人的记忆里留下什么，也没有因为她的离世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什么大风波，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的笑脸，可亲的面容。她曾如何地羡慕那些携手一起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但这一切都成了梦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