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祖师爷芥川龙之介的短小说《鼻子》，有两点感触不得不说，其一是觉得有段话套在他身上非常合适。说世上有两种大师，一种是启发众人的，一种是启发大师的。窃以为像芥川龙之介这类的，显然属于后一种。

他们从来不屑于像个八婆一样去讲什么稀奇古怪，胡编乱造的故事，更不允许自己搞些莫名其妙的噱头去糊弄读者，甚至侮辱读者的智商。相反，他们只对读者当中那些高智商高情商有相当鉴别力的又善于思考的小部分人感兴趣，那，才是他们真正要斩获的知音，他们求质不求量，持众生平等观，视众生为刍狗，这并不矛盾，你懂得。

其二是觉得日本文化终究与中国文化具有同源性，所以他所倡导的这种东方主义的理念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假如放在欧洲文化语境中，则不知道会被解读成什么样子。

《鼻子》讲的是一个很扯淡的故事，平淡无奇到甚至不像一个故事，更不像一篇小说，但这就是日本佛理文化滋养出的那种“禅意小说”或曰“诗小说”，像清茶一杯，慢品方觉回味绵长，有理有趣。相比之下废名写得有些过于虚空杂乱，主题不甚集中，打住，回到正题，不然我也犯了和废名一样的毛病，这就是《圣经》上讲的，“看人眼中有刺，却不知自己眼中有梁木。”

它说的是在日本一个叫池尾的地方寺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长了一个长约五六寸的鼻子，以致于吃饭都得让小沙弥用木板帮他托住放能进食，否则便会耷拉到粥里被烫伤。鼻子异于常人，一是不雅，二是容易被人非议，尤其是作为一个出家人（此处可自行脑补有关鼻子的东方逻辑），因此老和尚终日里为这鼻子所苦。

终有一日，他从震旦（即古中国，窃以为这个名字绝对比现在的叫法酷）觅得一良方，在众沙弥的协力之下，终于将长鼻子变短了。

原本以为从此了了他的一桩心事，可他非但没有因此变得快乐，相反却无时不刻地感受到来自周围汹涌的恶意和种种窃笑。

直到有一天，他的长鼻子在一夜之间又莫名其妙地复原了，他终于心安理得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再也不用担心人们的嘲笑了。

大概还是担心人们读不懂，芥川龙之介忍不住在小说中评论道：

“人们心中有相互矛盾的两种感情。当然，对他人的不幸，人们莫不表示同情。可是一旦那人勉力摆脱了不幸，别人又感到有点索然无味。稍稍夸张一点说，人们甚至会希望那人再次陷入相同的不幸。”

其实，除了解读世相人心，他想说的其实还有佛理，窃以为在他看来，当身为出家人的老和尚因为鼻子烦忧，那就是心不静，即犯了佛家所说的“贪嗔痴”，上天给了你一个长鼻子，欣然接受就好，不接受，想改造，要求甚多，甚至追求完美，那就是犯了“贪”；因为自己的短处而怪罪他人，那就是犯了“嗔”；不顾众人劝阻执意要改变，那就是犯了“痴”。

明白了这一层，就明白了许多时候人们的很多执念，其实都是徒劳，多余，庸人自扰，无风起浪，瞎折腾，到头来依旧是九九归一，狗血剧过后，一切照旧，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说到底，个体只是沧海一粟，轻如鸿毛，真的，你其实没那么重要，没谁会记得你，也没谁会聚焦你的鼻子，所有的行为，只是过分自恋和不够强大，而彪悍的人生，从来无须解释。

就像《立春》里那个抱有歌唱执念的文艺青年王彩玲，她真正存在的意义，不是什么音乐，不是什么艺术，而是那些俗人——小张老师的老婆之流的生活“参照”，因为只要王彩玲一天不结婚，那么张老师的老婆就可以在自己早已名存实亡的狗屎婚姻中“熬”下去，因为——“起码我比她强”，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

所以当小张老师的老婆一朝变成了弃妇，她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从来和王彩玲没有任何来往的她，突然跑来对她哭诉——“我连你都不如了”。

柏拉图有句经典的名言，他说：“幸福只存在于那些哲学家被选出来做国王或国王成了哲学家的国度里。”那么，如果我们不是住在一个理想国，而是住在一个攀比型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指数往往是建立在与周围人比较的基础上的，他们自动形成了一条非常严格的生物鄙视链，而那些处于最底端的人，除了应该首先被驱逐的耻辱之外，其实也还应该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他们承载着所有人的幸福，这是多么伟大的存在！这是何等不可抹杀的功劳！

已故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非常推崇中国人的“老二哲学”，即不当出头鸟，低调做人，只做老二，不做老大。为啥呢？老大要负责任啊，要担风险啊，所以往往是顶缸的，而老二呢，则有可能是揩油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哲学”。

所以，安安静静地回归众生，“低到尘埃里”就对了，一切都毫无违和感。别动不动就跑到韩国，这里割一块，那里补一块，你以为你在追求极致和完美，而当所有人都趋之若鹜的时候，你依然是众生——之一员，毫无二致。

千万别被什么“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之类的所谓正能量，鸡汤给忽悠喽，学当然可以学，但开了也不是牡丹，有可能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况且，为何都要做牡丹呢？为何鼻子不能是五六寸呢？难道不是所有人鼻子都太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