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您看我来找您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书稿，它是当代的《红楼梦》。我朋友们都这样说……”
男人哆哆嗦嗦地站在我面前。尊敬地对我称呼“您”。他捧出一叠打印稿，恭敬地递给我。
他双眼总是红红的，兔子般不安。耳朵也会扑闪。灰色的夹克套在削瘦的身体上，像很多在广州批货的商人。他神态恭敬得可以，可却有种不安从他身上散发出，他似乎时时在偷窥别人的反应，倘若发现人们在注意他，他马上转换若无其事的表情。他身后藏着一个小女孩，年纪约五六岁，躲在男人身后，探出半个头，惊吓过的表情，在脸上久久不能褪去。
书名《青楼惊梦》印得大大的，三号黑体。“这么长。”我掂了掂，“怕有半斤重吧，为什么不拿电子版呢？”后来我受了一个多小时的罪，听了他长篇痛苦创作史与家史。
“是啊，一百万字，我写了整整十年啊。是我的亲身自传。不是有人说，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常是自传体嘛！您看……我不会打字，这还是求别人打的，花了几百块钱。”男人舔着舌头，热切地望着我，他以作家自称了，他希望“可以出版”像炮筒里打出的子弹一样迅速。
认识这个《青楼惊梦》的作者是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广州某文化名人发起的，邀请了他在网站上的各色文友。这个男人在酒桌上异常活泼，不停地穿梭酒席间，散花蝶般专找编辑敬酒。当介绍到我时，他兴奋地拎着酒瓶冲过来，推开其它敬酒者，“大名久仰，一定干了这杯。我先干为敬！”
他极为豪爽地“咕咚”把啤酒畅快喝完，杯底朝天漂亮地四周亮相，似久战沙场的酒场高手。他穿着一双后跟磨平的皮鞋，皮鞋有斑点泥巴，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到了这个都市，这是一只不小心混进沙丁鱼的电鳗。有点恶狠狠地扑向他所需要的猎物。当他很自如地和人谈笑风生时，我忽然感觉到，这不是电鳗，这是一种生存力极强的生物，随处可扎根。
他即兴大声地朗诵了一首诗，大意是“你们是文坛的希望，总是静静的燃烧，守护着自己的缪斯神……”他的诗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我悄悄地问发起人，“从哪来的？你请的吗？”发起人诧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向某个方向扬了扬下巴，是某某带来的，我还真不认识他。又问某某，是你带来的吗？某某说，呀，不是你引进的吗？哈。你真带了个活宝进来啊，我捅了发起人一下。
不可置疑，那天这个男人获得了丰收，他收集了很多编辑的联系方式，在一天傍晚快下班时，他把我堵在了办公室。让我读《青楼惊梦》。一个自称有他前自传体的三部曲，国内唯一可比《红楼梦》的大作。
“编辑，真不容易啊，我为了这部书，我什么都丢了啊。老婆跑了，女儿病了。我找不到她，她把女儿扔给我，这个女娃有绝症啊，看病花了几十万，我写书十年没工作，把企业都卖了啊。”他坐在我对面，眼泪汪汪地诉说着艰辛。
“……真是为难你了，你太执着了。”我听了这个男人的倾诉，精疲力尽了。说真的，他的稿子很一般，内容透着陈旧与霉味，太多愤世嫉俗与仇恨，多角恋纠缠不清，六十年代的语言，几百年前的封建观念，女主角比琼瑶戏里还要肉麻三分。直白的“我爱你”随处可见。
“我就想出版了，把老婆找到，我要她看看，我是不是没出息，还有女儿的医药费，我要她负担，我翻天要把她找出来。编辑，您看，你是不是能预支我稿费，我几天没吃饭了哇……”他的眼泪滚滚而下，似乎压抑着马上要大声哭泣起来。
“我带你去吃饭吧，稿费现在定不了，稿件得让上面审过才知道能不能出。”我被他的泪花与控诉弄得心头一阵跳，仿佛也要跟着抽泣起来。
男人失望地看着我，“今天不能出版吗？您的传真机能不能借我用用，我要传真一份材料给报社，我要把老婆找出来。”他抖动着材料，仔细抚平，说，上面有我娃的病情。
“没事，你用吧，传真机在那边。”我说。他掏出报社的号码，熟练地传真，是早就准备好的吧，我想。他很快处理完了，长吁了一口气。开心地几乎要蹦跳起来：我们去吃饭吧。他领着孩子。于是我请他们吃了晚饭，吃完送上了出租车。
“你住在哪里？”
“在X村，租的房间，三百块，床铺都没有，我睡地上。”
“你不找份工作先做着吗？”
“我不想工作，我就想把书出了，我有钱，有名了……什么也不怕了。”
他打了个哈欠，拉着孩子很快钻进出租车绝尘而去。
挺不容易的作者啊。可是他的稿件，实在太烂……我该怎么和他说呢？后来几天，我寻思着怎么开口，告诉他稿件不能用。没想到第二天他又跑来了。
“编辑，编辑！有人请我上班了！”他兴奋得皮鞋都快跑掉了。
“好事啊，是谁请你？”我也替他高兴。
“是个大老板，昨天日报发了我的消息，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请我工作，我挑选了一家。”他叉着腰，站在那里，似出征前的将军，豪气万丈。
“你有工作就好了啊，可以让女儿先吃上饭了，对了，前几年你怎么过的？你不是一直没工作吗？”我问。
“是我老婆的母亲给钱的。”他说。
“那她们人很好啊。”我惊讶了，“你要告人家女儿，人家还管你生活，不是很善良吗？”
“好什么啊！尽欺负我一人，女儿她有份啊，她家能不管吗？她瞧不起我！”男人现实的回答让我闭嘴了。
他又问了问稿件的事。还要再等等，我说。看他像快失去知觉的鱼用尾巴砸向世界的愤怒，我不忍心泼他的冷水。
随后这男人经常向我汇报他的工作，老板如何器重他了，如何让他好好工作了，薪水三千他还嫌少了云云。“你好好做啊，广州人民对你还是不错的。”我开玩笑。
过了半个月，我在楼下，遇上了他。
“我辞职了！”他背着包，哐啷地响着。
“为什么？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好什么啊，才三千块薪水，还要我写很多东西，我的字是那么贱得吗？我的书只要出了，我受他的气！”
男人细眯着眼，踢开了一只挡在他面前的猫，仿佛这只可怜的猫是阻碍在他生命里叫“命运”的东西。
接触这么久，我对这个男人的才大志疏与不同常人的思维已心有数。不复多言。
后来有个朋友无意中说起他的名字，我跳了起来，“原来那人在你这里上班啊！好心人是你们公司？”
朋友说：“是啊，那人哪像来上班的，是来做老板的，还说我们整天派事儿给他做。”
“他有没有和你们提他写的书？”我问。
“提啊，我才懒得管他的书。”朋友淡漠道。
自从我终于下决心告诉他无法出版大作的消息后，就此打破了我与他之间不算短的愉快而美好的交往。结束了他对我美妙的憧憬。
不久之后，江湖有谣言，说我公司剽窃了他的堪比红楼的小说，现进入书市排行榜的某书其实是他写的。他正准备上诉法院，法院业已受理，而他的第二本要与《百年孤独》一决高下的《公民绝望录》已上市了。如果要买的人去购书中心，他正要开签名会呢。听到他恶毒的谣言后，正遇上一只手上牵着猴子的山民，猴子乖巧地翻跟头，翻到我面前时，猴子伸手抓住我的裙子，骤然间，恬静钻入我这漂泊者的心。“真像个人样哎。”众人喝彩，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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