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美国总统罗斯福
B，英国首相丘吉尔
C，纳粹德国总理希特勒
面对个体外在行为和看不见的心理过程，专业人员如何进行异常心理的评估和诊断？
评估，对症状及其可能诱因的信息收集过程。在评估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包括当前症状和应对压力方式，近期事件和身体状况，药物和酒精使用情况，心理障碍的个人和家族史，认知功能（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注意力等）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评估信息用来对来访者的症状做出恰当的诊断。 诊断是一个标签，用来标识一组共同发生的症状（共同发生的症状组合并不一定是某种障碍）。
针对精神障碍的评估和诊断，美国发展出适应广泛的心理障碍诊断手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把所有心理症状归类为各种各样的障碍综合症，针对每个障碍明确具体的标准。这些标准的形式是人们必须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或必须报告什么样的经历或感受才能得到诊断。开发者在列举各个障碍的标准时尽可能做到理论清晰、描述具体。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表）。一个人必须具备13中可能症状中的四种，并同时符合其他标准，才能被诊断为惊恐障碍。标准反应了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惊恐障碍症状都会出现在每个这类个体身上。对于DSM的诊断信度，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以这些手册为依据，只能在70%的情况下达成一致的诊断。有些诊断，尤其是人格障碍诊断的信度还要低得多。
诊断信度低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需要临床医生对个体的症状进行推断，或依赖于个体报告症状的意愿。
异常心理的评估和诊断，这一章收获有四点。
第一点、评估的工具
对异常行为的评估，可利用的评估工具比较多。所有的评估工具都必须有效、可信和标准化。评估工具比如临床访谈、症状问卷、人格量表、行为观察和自我监控、智力测验、神经心理测验、脑成像技术、心理生理测试、投射测验。以上工具，除了脑成像技术，其他几种评估工具都具有主观性，是来访者可以进行选择或者操控的行为。作为评估工具，其有效性和可信性从效度和信度两方面考量。
对于有自我成长需求的来访者，可以尝试通过自我检测发现“问题”行为。比如：酗酒。记录每天从事酗酒行为的次数以及该行为出现的情境。
第二点、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无法像成人那样轻易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或与这些感受相关的事件
对儿童进行评估，他不能够很好地理解自己产生某种行为或情绪的原因。比如，年幼的儿童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情绪，一般只会说他们感觉“不好”。感到难过时，儿童可能只谈论生理上的疼痛，而不是他们所感受到的情感痛苦。或者有些儿童可能只会用非语言行为表达痛苦，比如，愁眉苦脸、萎靡不振或攻击行为。
何止儿童不会描述自己的感受或与这些感受相关的事件，有多少成年人也不会描述自己的感受呢？用行为表达情绪也是成年人常用的方式之一。
第三点、跨文化评估的影响。
跨文化评估，不止是指中外文化的跨越，还包括家庭文化的跨越。在一个美满幸福家庭长大的咨询师可能并不能真正理解整天生活在家庭冲突中的来访者所遭遇的苦难。咨询师的文化敏感度比治疗形式更重要。
第四点、诊断的社会心理危险。
诊断就像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作用在每个人身上。一个被诊断为“有行为障碍”的个体，他的其他非行为障碍行为也被描述为行为障碍。语言建构了一个“事实”，并蒙蔽了观察者的眼睛，影响着一个个体的可能性或创造性。
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症状产生。在连续谱模型下，个体的症状是异常还是属于正常呢？DSM给出了“标准化”的答案。DSM标准化的操作模板为精神科医师提供了参考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科医师主观的模式规范，这有可能忽略了来访者是“活生生的人”，具有能动性、选择性这一最重要的事实。所以不要随便给他人盖上一个标签，比如：你不招人喜欢，你一点不听话，你有多动症……，你是好人，你是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