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节过后，公司里来了一个实习的小伙子，是一个朋友的弟弟，他来我公司给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做了一个网站。同时还来了一个实习的小姑娘，那小姑娘技术一点都不懂，没过几天就走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开发区来检查我的办公环境，因为前一年我申请了开发区的创业资助。后来，我拿里开发区的创业资助，我想还是挺幸运的。
办公室里那个小伙子，好像喜欢那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后来没有来上班，我觉得那小伙子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么小的公司，总共三个人，发生点办公室恋情，是不是很正常？（请不要介意，我只是八卦一下）。小伙子的办公桌是极其简陋的，那种我们当年用来放台式机的，可以抽拉键盘的小桌子。我从网上买来拼装起来的，现在这个桌子已经找不到了，我估计那时我一个人坐上去都会坐垮的那种。不过那时候的条件已经好了一点，阿但和他的女朋友来帮我做账的时候，大冬天的还没有小太阳的加热器呢。后来小伙子也走了，可能觉得我这里真是太艰苦的了，工资也不高，没有什么前途。
我第一次接的一个项目，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老师，从国外回来，经费和研发费用都比较紧张。需要做一个生物培养皿的发光板，发光板上面一个个的LED灯珠可以有32个等级的光亮调节，给将近100个培养皿的小孔供热。不说技术的细节，那个项目总共四千多吧，我还得给他做好20个板子，是带外壳的那种。最终做好的时候，我还去了一趟他们的学校实验室，调试给他们看，教他们软件的使用。开始的调试并不顺利，他们用一个测光仪检查每个小孔的发光强度，但是发现差异性有点大，他们的意思是产品不合格，需要拿回去检查修改。我觉得挺纳闷的，于是没有立马走，给我同学打电话，我同业余给我做板子，那时候他住在三墩。后来同电话的时候想到，是安装的时候，垫的内籿厚度不同，LED距离培养皿基板的距离不同，所以光强不同。测试顺利，实验室的一个大学姐带我去食堂吃饭，反正很普通，没有什么印象了。我是说吃的饭很普通，不是大学姐，那个大学姐我还是有点印象的。最后我也没有见到那个老师，根据合同，回来后我还给他们开了第一张发票。
我接的第二个项目，那是在新疆，哈密。确切地说也不是一个项目，一个师弟让我帮他打造一个展厅，全景的那种，我就飞了过去，带上我去上海买的设备。后来发现，设备也没有用上，受到展厅的场地限制，最终也没有做成。虽然说项目是没有做好，但是我相信这不意味着在新疆的故事会画上句号。相反，那里的故事才意味着开始。
那个时候我在哈密的时候，公司里阿辉在帮我开发我梦寐以求的一套系统。这是一套BS构架的系统，有我对于传感器、IP网关、通信、加密、数据平台的一个设想，我当时买了一个温室度传感器，叫阿义帮我做了一个串口以太网模块，连到路由器，通过一个加密通信协议，向服务器发送温湿度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阿辉的网站显示这些数据。我那时候的设想是极其庞大的，是一个大平台的梦想，现在想想也极其理想主义。那个系统是做出来，阿辉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跑在我的自己的一台台式机上。这个台式机后来跑废了，那时候还没有阿里云，设想一下，一个BS构架的系统，跑在一台机器普通的机器上，24小时*7天处于工作状态，单个硬盘，能够跑多久？那个机器现在还在公司里，硬盘早坏了，连主板都已经坏了。
那个时候之所以敢下决心做这么一件事情，主要是6月份已经拿到了开发区留学生项目资助的公示，于是飘飘然感觉自己的梦想已经快要实现了，预算了一部分钱用于产品研发。又是预算了一笔钱，去了趟北京，见了一个超牛的老师，见了两个超牛的同学。本来还想写点后海被坑的故事，还是打住往下面走吧，不然写到天亮去了。后来那个钱要到12月底才拿到，可是苦了我了，到处借钱垫进去。
虽然这个项目是没有真正的运作起来，但是让我对于物联网开始有点真正的实践经验，于是在同学阿裕问我会不会一个传感器系统搭建的时候，我就是接下了这个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的主力就是我和阿辉，阿辉那时候已经是大四了。我先在对方公司做完了大部分嵌入式软件的工作，然后就叫上阿辉。最后一次完成项目是通宵，在完工之前还有过一次通宵，第二次通宵的时候，实在是时间紧迫，我叫阿辉打车从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到西溪浙大科技园，估计那是阿辉打得最远的一次车了吧。年轻技术男和老辣的产品经理谈判价钱的事情，注定一波三折，中间有一次吵得凶，就差打起来了，最后1万多的项目给我加了1千块钱。从此，我就有个阴影，软件部分报价这件事情在没有确切需求之前不能轻易报价。后来有几个项目有涉及网站部分的报价，我就特别谨慎。
阿辉是实习生中，第一个让我感激的人，小小的个头做事情能量大大的。在我出差去新疆的时候，一个人在我孵化器的办公室里，用着二手空调制造的一丝丝的凉风，实践着我的梦想。话说那个时候，我买了两张二手的办公桌和二手的空调，一张办公桌可以坐两个人，办公条件略微有所改善。
2012年春节刚过，阿浩过来帮我，依旧是两台电脑，三张桌子，一个空调，一个柜子。其实来帮我创业的那些朋友，我都有一些愧疚，因为他们把最为宝贵的时间和情谊投资到我公司，我却没法产出，没法去回馈他们。对此，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在和我创业的这一段日子里，产生新的思路和想法，然后回归到属于他们的真正的道路上。而我这里，刚好是一个驿站，一个加油站，我满怀希望地迎接他们来，也满怀感激地送他们走，一切都是缘分。这种缘分，我更珍惜，就像一棵种子埋藏在心底。
早在2011年春节之前的一段日子里，阿卓和阿淘在我这里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公司刚开张，我还在孵化器小楼的一楼苦逼地写创业计划书。大学里申请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的经历，给了我一些底气，我居然敢写自己不是很懂的3D立体视频的研究课题，当然这个项目真正实施的指导来自我姐。那时候，阿卓和阿淘都刚回国，玩的兴致还很高，或者说要正儿八经地做事业，还没有很好的思路。他们两个开个车，停在我公司旁边，我估计园区的领导肯定惊讶：“谁说现在的年轻人不靠普，你看这小伙子就是开100多万跑车，租一个40平米的场地，大冬天的连空调都没有，就一张办公桌，还三个人用，不靠普吗？”
阿浩走后，我在孵化器待不下去了，因为我想着招个实习生在孵化器不容易，学生要来实习还得骑自行车从杭电、或者工商大学过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实力招全职的学生，我杭电毕业的嘛，又在学校不远的地方，于是我就回学校去找老师，招学生。我原先读书的两个辅导员，都已经工作调动去其他的部门了，于是我就直接去找其他的老师。我原先读书的时候，在无线电协会，协会就在学工办的旁边，老师们或多或少还对我有点印象，再说毕业时间也不长，才三年。我一进去，就发现我同级毕业读研究生的隔壁班的同学有在那边帮忙，所以办公室里好像就熟悉起来。
我给老师递了一张名片，还有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我有去国外念书，所以老师看我名片上印的“Norra Technologies”还是以为是外资公司呢。从创业到现在，我有好多的名片，起码有5张了吧。每张名片都大不相同，有我自己设计的，也有师妹帮我设计的，我自己设计的都很简单，就连职位都没有，光公司名称和姓名，后来慢慢正规起来，最后一张名片是在猪八戒威客网上设计的，好像花了我150块钱。其实，我很多的想法是非主流的，创新嘛，处处需要挑战正统的思想。说起这个校友师妹也是很有意思，后面我们还见过两次，每次她都非常地豪爽，要争着付吃饭的钱。
师弟，师妹们都很支持我啊，来我公司应聘，那个时候办公设备还是刚才写的四大件，但是我还有一项软实力是，已经拿到了开发区的留创资助。于是，我就讲，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也是似懂非懂，似信非信的。那时候，我还幻想能有师弟师妹有勇气和我创业阿，但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有个小伙子挺实在的，试着要加入实习，第二天就被我的哥们给吓跑了。阿能来公司一堆乱扯，当然是吹吹牛，侃侃大山，人家小伙子没见过世面阿，以为进入黑帮团伙了，怎么尽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迫于无奈，我打算搬公司了。后来就去了杭电旁边的福雷德，那天我拿到钥匙好像是4月1号，具体不记得。不过，那天瑞典的同学们来下沙烧烤，我记得很清楚。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了阿峰和阿彦，他们是我杭电的师兄，阿彦还是我瑞典HKR的师兄。福雷德时代的到来，意味在孵化器的前福雷德时代结束了。
在福雷德的时候，我那些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们已经毕业了，我后来又去过一次学工办，学工办多了一名我大学隔壁班的同学，她已经是辅导员了。聊多了，仗着是同学嘛，我就提了去无线电协会和学生交流的想法。那个协会我在本科的时候待了三年，我从英语协会叛逃加入无线电协会，原因是我辅导员圈圈老师叫我去。“一入电子深似海，从此苦海无头路”，再也不贴切不过了。圈圈老师叫我去的原因是我C语言考了98分，甚觉我有电子的慧根，同样原因被发现有电子情缘的隔壁班同学阿虎更牛逼，三门功课98，当然我也就记得很牢。
和无线电协会的同学交流当然很愉快，同学们又是听了我是似非深，似浅非浅的侃侃而谈，不知道是否有没有领会我关于“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中心思想。不管有没有懂吧，学弟学妹们很给我的面子，一大帮人在会长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我福雷德不到40平米的办公室参观。那个时候已经有些东西了，于是我就给他们介绍我的中心思想的同时，还给他们展示做的一些硬件设备。最后，为了感谢学弟学妹们给予我的信心上无与伦比的支持，我送了一台打印机和两大片PCB附铜板和借给他们一个ARM9的开发板。
来到福雷德，我去参加英语协会的口语角次数就多了起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被大家转载很多关于电子学院小情侣学霸的故事，故事的男女主角我也见过几次，印象很深刻，因为好像是无线电的协会成员吧。我的创业能力，从英语协会搞口语角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开始积累了。在提前举办的口语角上公开招募新一届成员这样的事情，是不被学校管理众多协会的“社联”所允许。当然我没有听从约束，我当然觉得这是我们这样新成立社团在老牌社团面前出奇招的唯一机会，就这样招募到了后来一届强悍的团队。
我在红色家园论坛上发的消息起了作用，阿楠来福雷德找我。那个时候，宁波的项目已经开始调试程序了，第一个电路板是老杨帮我设计的。老杨住在滨江，那个时候从下沙过去滨江还不是很容易，不像现在有地铁，不知道那个班次文津路到南环路的公交车还有没有在运行。那次调试程序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虽然自己写嵌入式的程序有了一些经验，但是从选型和电路设计我还没有从无到有的开始过。Micro2440的核心板放在开发板上跑起来相当顺畅，但是放到自己的板子上就是死活不行，中途歇菜。老杨是业余时间帮我搞这个项目，他第二天还要上班，就当大家都快决定第二天再查的时候，无意间烧写了一个简易的Bootloader，居然可以了。好像很多的事情，常常是在不经意间会有转折，带来惊喜。
老杨帮我完成第一个版本的电路过后，我调试程序的进度就开始跟上来了，于是又开发第二个版本。老杨终究是在上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阿楠的出现刚好缓解了我的难处。阿楠在我那里实习没有多久，好像也就一个月不到的样子，可惜他毕业了又要出国。他留学去南丹麦大学，说来很巧，我还认识他的一个师兄阿喜，也是去南丹麦大学。印象当中，只见过阿喜一次，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在上海，在武林广场旁边民航售票处那边的肯德基和他聊过一次，就是聊创业啊，聊出国啊，我本来想让他加入和我一起创业，记得还让他帮我写了一个创业计划书之类的东西。
我有个特点，不管是学弟还是其他的人和我聊是否要出国读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大力推荐他们出国，因为那样可以长些见识，给不确定的现在创造更多的可能。即便是在毕业有稳定工作和出国留学二选一的时候，我同样建议他们出国，年轻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可以拓展更多可能的机会，放在一眼可以看到退休的、所谓稳定的工作上，让所谓的领导和改革的大潮左右你本该自己掌舵的航船。同样，别人每每和我谈起是否要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极力鼓励他们创业。人生总归会有风浪，或是兴风作浪，或是随波逐流。
如果说阿仁是实习生中第一个帮我解决服务器网站编程的干将，那么阿楠就是帮我开启了公司硬件新景象的第一人。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是做硬件的，但是那个时候老杨和阿勇他们都忙于上班，没有也没法向阿楠一样在我公司里面，面对面地交流。我只要提一个我的想法，阿楠就可以及时地反馈给我，并且达成一致的硬件改进方案。对于一个软件工程师，有硬件工程师的及时支援，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
可惜的是，阿楠要出国读书了，我让他帮忙推荐一个学生，于是阿存就来了。阿存我见过，就是那次无线电协会的会员来我公司参观，他高高瘦瘦的，懂得挺多的，所以我印象很深。果然，阿存也是高手，我第一批100个设备的板子就是和他改进定型的。阿存7月初的时候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他大四之前的那个暑假了，所以我就想让他在我公司实习。可惜造化弄人，他那个时候还被抓去电子设计竞赛集训，他的指导老师就就是我之前讲的圈圈老师。既然是圈圈老师，我也不好意思和自己的老师抢学生，于是我就暗度陈仓，让阿存偷偷摸摸地帮我设计硬件电路。不过现在回头想想，我还是要感谢圈圈老师的，没有她帮我圈住阿存在集训队，我想花花世界中，杭州如此之多的科技公司也不可能让我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话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可是不轻松。我自从2005年在无线电协会做一个USB转串口的51调试器的时候，自己用三氯化铁腐蚀敷铜板，焊接芯片失败后，就心灰意冷，没有专研过硬件电路设计和焊接技能。因为阿存在集训，老师抓得紧，就不能出来。虽然偶尔晚上加班帮我把电路焊接好，但是调试中间有个问题，需要焊接的话就需要我亲自出马了。我比较不喜欢硬件的调试，或许是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掌握硬件原理和经验技巧，所以一直有阴影，无型中给我增添很多的压力。项目催得紧，我也就不能放松，但是速度很慢。要解决硬件电路、嵌入式程序、通信协议、服务器程序库、外壳、包装，资金，全部的事情都是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真是没法想象，那个时候是怎么抗过来的。
我记得有好几个夜晚，通宵调试程序，早上没有睡觉就匆匆赶去九堡客运中心，坐最早的汽车去宁波。那个时候，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到宁波一般中午的时间，宁波站那个时候还在修，打车去客户要排挺久的队，有时候这忙下来30几个小时没有睡觉。
往返于宁波杭州，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两个礼拜就要去一趟。随着项目的进行，我开始慢慢接触到DFM（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面向制造的设计），而这个词我是最近才学习到的。自叹知识浅薄，没有掌握DFM的技能，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开发的这个设备，先后选了三个不同的外壳，每个外壳基本找不到之前一个版本的影子。每套外壳平均修改过3次电路板，总计有10来次不同层次的修改，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到目前为止，外观、结构设计依旧是我最难把控的问题。
我第一批产品的外壳是在宁波慈溪做的，杭州电子市场里很多做外壳的是慈溪人。除了这个项目，我总共定制过三个外壳，但是没有一个是满意的。我们的订单量小，他们一般连打样都不愿意做。第一次的产品，指示灯的位子偏移了没有对上，我没办法，只好将原本的电源指示灯移掉，用其他的灯代替。第一批100个电路板焊接已经完成，就等装配了，但是都要改。修改已经焊接好的直插LED灯，得防止焊盘脱落，不然电路板就报废了。第二次的外壳，我把电路板给对方，让他按葫芦画瓢做。因为上下两片电路板分别需要固定，所以总共有8个铆钉，但是他却只做了4个。原本答应如果产品不合格，重新再做，也终究没有按承诺兑现。第三次的外壳，放置电路板的插槽太小塞不进去，不仅如此还各种拖延产品交付，手段和借口多种多样，让人张了见识。
当然，所有一切原本还可以有更简单的方式，花钱定制开发。我曾经找过一个下沙的工业设计公司，他们也是大学生创业，给我报价4000元。这个当然是给我报价最低的公司了，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做。微信上有人讲富士康可以做好Iphone 6，却做不好锤子，很大程度上是DFM给老罗制造了麻烦。DFM同样，也给我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在12年7月底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出国留学人员来杭创业资助”的通知，胆子开始大起来。开始进一步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想法，打算分一部份精力做留学咨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两个师兄也有这方面的想法。阿斌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但是后来种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想想也是必然。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商业竞争如此激烈的战场上，要想开辟新的战线，必须要集中优势兵力做最大的努力才有机会成功。
忙完了外壳的事情，接下去就是装配、贴膜。阿斌我是研究生的同学，重要级别不需多讲，但是项目忙不过来，主要的力量就我们两个人，装配的活基本都是阿斌干的。大材小用，其中的无奈苦楚也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条件是艰苦一点，但相比较前福雷德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不仅办公场已经升级，就连出门办事的交通工具也已经换成了阿斌的SUV。那个时候，感觉就快要成功了，杭州市的创业资助资金指日可待，手上还有一个前景光明的项目。我曾经还拿这个项目，去找投资人，朋友们也给我介绍过几个重量级的人物。
现实总归是残酷的，项目在没有盈利之前，要想拿到投资谈何容易。政府的创业资助也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我在2013年的时候还申请过杭州市雏鹰计划，为了更容易地拿到创业资助，我还特意找了一家专门申报项目的咨询公司。最终，项目没有申请成功，而且前期投入的咨询费还打了水漂。到那时为止，真正想要投资我公司的人，加起来就只有3个人。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确切地讲，是投资我这个人，而不是公司。虽然最终没有拿他们的投资，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感激他们慷慨把钱借我周转。
时间到了2012年底的时候，项目交付了。宁波的项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设备在野外24小时工作不能掉线，不然会影响单位的业绩考核。2013年4月批量上线运行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很害怕接到对方单位的电话，人家没事的时候肯定不会联系你，但是联系你的时候，你就得远程联机去查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因为误操作，设备死机，对方单位就要派人到现场去。有一次为了排查问题，我和阿勇还赶到宁海去，现场调试。
宁波真是一个让人劳心，又是一个让人奋进的地方。我那个时候去宁波，都是在阿峰那里落脚，项目在宁波的事情也是阿峰负责打理。阿峰那时候住在天一广场、宁波电信那边，阿彦又在附近上班，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师兄，所以常常在一起吃饭，还记得常在贴阁碧和意卡菲。每次都是为项目匆匆忙忙，又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其它的事情就显得特别稀松平常。偶尔出门玩玩，也陆陆续续见过很多宁波的朋友。
2013年注定是个悲催的年份。4月份的某一天，我在公司里调试宁波项目的第二代产品，老妈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一下，电话里她就说可能需要去一趟医院。那个时候还没有滴滴打车，一面我往家里赶，一面我联系阿能开车来小区帮我一下。赶到家里，老妈讲话有点大舌头，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中风一开始的表现，并且也不知道治疗一刻都耽搁不得。还好这时候阿能开车就到了，我也没有犹豫，就带着老娘去急症。到了医院医生开了CT检查，在等结果的过程中明显感觉老妈的讲话变得更加有些吃力，于是我就去催医生，医生根据情况建议马上住院。那个时候我还有些犹豫不定，觉得可以用每天来医院吊水的方式治疗，还好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姐姐的一个医生同学，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于是马上安排住院，我妈是躺在急症的推车上被推到住院部，那个车子的滚轮有些问题，推车显得有些颠簸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去住院部的路上我还怀疑车子的震动是否加剧了老妈的病情。于是住院治疗，那天晚上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我只得叫上在上海的表哥过来帮我一起处理，后来我姐知道后也从挪威赶回来。
说回到创业，我妈住院让我有些力不从心，没法专心做第二代产品的验证测试。那个时候我妈在家康复，虽然能够下床活动活动，但还不能自己做饭，我一般中午做完饭后去公司，傍晚再回来做晚饭，晚饭后还去公司加班，这样持续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样子，直到我妈能够生活自理。在这期间，第二代产品被拿去宁波测试，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从方案的选型上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并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个时候我还和我表哥讨论过这个事情，他给出的建议是考虑可以用第一代产品把第二代产品替换回来，因为第一代产品的运行比较稳定。一方面因为第二代产品已经出了一些货，另一方面还没有认识到第二代产品在方案方面的缺陷，以为是软件的bug，所以产品还是按照第二代的设计继续修补软件，期望能够最终解决。
产品虽然是出了一些货，但是项目利润的一半给了处理商务的合作伙伴，我这里有研发人员的薪水支出，项目并没有赚钱。等到年底的时候，借了两个朋友的钱，才把工资和年终奖发了。这是第一年正式雇人，后面几年每年都是如此，过年是一个难过的坎。过年之前发工资、发奖金，休息十来天回来上班，没有任何的收入，接着要发下个月的薪水。现在回想起来，雇人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在没有产品和固定收入的情况下，期望于雇人会立马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异想天开。在有充足的前期投入的情况下管理好员工，才能慢慢扭亏为盈。显然从开始创业到现在，我没有掌握管理的技能。那个时候发工资有困难，和两个朋友谈过入股的事情。当时一个朋友提出他可以兼职做一部分管理的工作，而我那个时候觉得增加销售端的人才是关键，所以就没有要他的投资。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师弟阿刚，他有一定的销售能力，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讨论的是关于做一个类似快递柜的产品。两年后快递柜迅猛发展，验证了他的眼光。不过阿刚不甘于入股并加入到我的公司做一个销售人员，他和我一样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实现，所以至今他也还在自己创业的路上。
时间到了2014年的春天，应外事处的老师的邀请，我去给软件工程学院的学生做了一个关于HKR留学的分享。认识了阿涛，阿涛在我的建议下去了瑞典HKR留学。同时在阿涛的推荐下，他的一个同学阿瑞加入了我的公司。阿瑞毕业之前在恒生电子实习，不过他不能接受公司给他安排的做Delphi开发，所以就想着换一个工作。因为签了三方协议，我还帮他付了4000多的违约金，才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我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把自己从研发的角色中脱离出来，专门做销售的工作，阿勇做硬件，阿瑞做软件，我做销售，算是比较理想的组合。那个时候还想另外在海创园成立一个公司，我都已经拿到了B类项目支持。可是就在我逐渐有些上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天我和朋友去为新公司应酬，喝完酒回来在公司通宵了一个晚上。这天晚上由于纠结程序的bug，没有喝一口水，早上6点多回家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又走路去公司，感觉特别的热，走几步路就好像累得不行。在公司交代了阿瑞的工作，我就又回家继续休息。记得那几天晚上特别不容易睡着，要到凌晨二、三点钟才能入睡。我以为是中暑了，特意在有天晚上洗了个热水澡排汗。第二天我躺在靠近门边的折叠床上，觉得心跳特别的快，自己都能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于是自己测了一下心率，好像九十几的样子。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数字，正常人躺在床上也就60几、70几的心率，这样的情况下就抓紧去东方医院门诊，医生先是让我去检查心电图，然后告诉我有心肌炎的可能性，让我回去吃点药把心率降下来。我从小免疫系统好像不太好，小学开始就有鼻炎，上高中的时候还有胆囊炎，大学四年才把胆囊炎调理好，鼻炎也有改善。听到有可能是心肌炎，我很紧张，觉得又是一个很难调理的炎症疾病。医生给我开了一点降心率的药倍他乐克，让我做了一个心肌酶谱，回家后我没有吃这个药，觉得要先找到病因才能吃，看药理倍他乐克只有降低心率的作用，而且怕吃这个药干扰进一步的检查。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朋友建议的浙二医院，从来没有办过医保卡的我觉得这次可能要花一些医药费，就在门诊排队的时候去了一趟离浙二不远的医保办证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天气特别的炎热，我坐在车上的心跳有120的样子，一路上我都在担心会不会心跳太快出现意外，而且那时我是一个人去的，出现意外都没有人可以照应。还算是幸运没有出意外，办完医保卡回来到医院继续排队，因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试着问护士能不能给我插个队。护士在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测量我的血压和心率，我记得那天的血压是132/69，心率是146。心率高得离谱，护士马上给我开通了VIP通道，医生见我是一个人来，叮嘱我有心率衰竭的风险，还一本正经地和我说说这种情况可以叫救护车。后来医生给我开了急症通道，缴费、化验、取药可以插队，这在排队极其普遍的大医院是非常照顾和人性化的措施。最后检查的结果是甲亢，来势非常凶猛，还好发病期间没有出现意外，捡回了一条命。
阿瑞来公司，我原本打算让他做一个另外的项目，这个项目由我的一个朋友主导，他代理了一个国外的康复标准，需要做一套软件系统帮助医院完成康复标准建设。因为一个非主业的项目，招进了一个人。或者说主营项目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为了养活团队去做了非主营的项目，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生病的原因，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我在家休息了3个月。这期间我偶尔会去一趟公司，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看书。这时候公司已经进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表哥知道我生病这个事情后来我家里看我，和我聊起关于公司的事情。他问我唯一的问题是是否还想把公司做下去？得到的回答非常肯定，于是在不久之后表哥就给我打了一笔钱，好让我有机会继续做下去。这个时候我姐还给我安排一个面试的机会，想让我去她所在的公司做中国地区的技术支持，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丝的犹豫，但是总还是觉得想继续做下去，所以在回答表哥的问题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犹豫。给我投资的人，我都把资金转换成了股权，即便是一开始就投入的我姐、姐夫和表哥，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糊涂账的尴尬。因为钱的纠葛造成兄弟反目的故事很多，所以我一直都在尽力避免。在表哥入股的同时，我还预留出来一部分公司的股份用于未来的融资。
刚开始创业的人，总是不知道如何合理利用投入的资金。我的一个高中的同届校友阿东这时候从云南回老家发展，因为我这时候不方便出去谈业务，所以就想着让他过来帮我做销售。有了一点点表哥投入的钱，又迈出了招人的一步，后面也没有做好管理，其实现在想起来，应该在那个时候把所有的人都辞退了再谋发展。公司在一个不盈利的境况下，很多时候并没有选择和思考的空间，总是一个项目来了就上，根本不考虑成本和盈利。回想起来，这个时候是公司人最多的时候，阿勇、阿国、阿琴、阿东加上我自己有5个人。初创公司真的不能轻易招人，要多招合伙人，一个顶几个的合伙人，只有把公司带入到有技术、有产品、有客户、有盈利的地步，才能考虑雇人。虽然有投资人投我钱，但是在公司里全职工作的合伙人只有我一个，现在真是意识到独木难支的困难。
公司里有5个人之后，为了有个宽敞的办公环境，我们搬到了小区的民房里。搬过去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帮助宁波的客户设计一个语音玩具，没有核心技术的结果就是到处找低回报的产品来做。这个项目因为要用到低功耗的wifi芯片，选用了一个芯片代理商建议的三星芯片，这个芯片在市场上并不主流，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调试。这个芯片生产加工的要求比普通的芯片要高很多，以为做好了这个产品后能够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在把握技术方案和产品方面，我总是过于乐观，认为这个东西做好之后可以衍生到其他的很多的相关应用上。其实做一个产品，能够做成极致和深度是竞争最为重要的点，而不是发散式地衍生开，应该是收缩再收缩，在极其细分的一个点上做到业内第一。
这个语音玩具项目耗费了相当的精力，而且又不是主营的业务，造成2015年5月份的时候，阿瑞提出辞职。那个时候我很希望阿瑞能够留下来，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准备在温湿度采集器上多做些努力。阿勇负责硬件，阿瑞负责软件平台，阿东负责销售，阿情负责生产，我做总负责。温湿度采集器这是在前一年暑假的时候帮西安的一个客户定制开发的产品，它其实实现了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传感器到平台，再到手机应用的想法。阿勇来公司之后，我们两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做通信DTU，还没有涉及到传感器。平台这样的一种想法在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一种设想，阿仁帮我实现过，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阿里云服务器。做温湿度采集器的时候已经有阿里云服务器了，所以我们相对容易地构建了应用，毕竟我们没有精力自己去维护服务器。
这段时间我和阿勇对于产品的价格其实有过一定的争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很清晰的理论支撑各自的观点。出于增加客户的目的，我把价格定在一个偏低的区间，并放在淘宝和阿里巴巴上进行销售。至今为止，基本上所有的客户我都通过淘宝和阿里巴巴建立起来。虽然这些散户并没有完全改善我们的收入和盈利，但是产品还是在一步步地根据客户的需求完善起来，平台也有了一些起色，客户也有一些积累。2015年底的时候，公司还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时候两个人向我伸出了援手。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吴哥，而这个朋友我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不过这个并不影响我和吴哥建立起信任。我忘记了我们见面的具体的时间，不过清晰地记得那天我们约在文一物美的地方见面吃饭。吴哥一家都来了，包括小朱姐和他们的宝贝女儿。就是在这次见面开始起，我创业向投资人有了一个人承诺，就是说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能够保证公司的运行和发展，我会继续干下去。后来在吴哥的办公室里我们签订了合同，小朱姐作为律师帮我把关，后面的融资我都用了这个股权转让合同。在这之后不久，琅哥来我公司，想必那时候万众创业的风潮下琅哥也想做点自己的事情，他也很快决定投一点钱到我们的公司。
阿瑞走后，我并没有很急着招人。说来也是巧，介绍阿瑞给我认识的阿涛从瑞典留学回国，因为我也算得上是HKR校友当中比较活跃的份子，所以我和他还保持一定的联系。阿瑞和阿涛在大学里是同班同学，所以阿涛很快能够接手阿瑞的工作内容，于是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阿涛来公司继续帮我完善平台。在小区办公的这段时间，有四个学生来实习过，其中三个是研发，另外一个是销售。其中一个研发的同学现在海康工作，偶尔还能在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另外一个销售的小兄弟是我的高中校友，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公司试试看，不过我没有直接带他，后来由于在公司和同事有些不愉快的经历，我至今还有些歉意，不过我相信他能够理解我。另外有个项目包给一个研究生来做，他觉得我给的报酬低了和我争辩。通常来讲我给的实习报酬比一般的公司要略微高一点，这也是每年都有实习生愿意来我这里实习或者是帮我做项目的一个缘由。
这一说到实习，帮我做过事情的小学弟和小学妹还真有不少。有帮我做文案，帮我组装、测试产品，有帮我做前端的开发，有帮我拍产品的照片，有帮我设计电路和制作pcb，帮我开发程序等等。我和他们结算报酬的方式也很灵活，常常按小时来计算。我能够感觉到由于某种缘分来帮我做事的他们都非常地有想法，是非常优秀的一拨人。现在他们有的出国去了法国和澳洲，有的读研深造，也有进大公司工作，总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很好的规划。还有一个同学，他不仅参加案例分析大赛用我们公司的例子，而且他本人毕业设计也用我们的案例。虽然我们公司不大，但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作用到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宁波的项目由于技术方案的原因已经进行不下去，虽然我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更新软件，但是还是有很小比例的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于是我有了把项目终止掉的想法。因为原先有商务合作伙伴的参与，他们负责维护关系，所以我提出了结束合作，由我们直接负责和客户联系，接着就慢慢停止了相关产品的出货。在产品的质保期后逐步停止维保，那是在我2016年暑假出国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公司的人基本都走光了，从人手、资金、产品的各个角度，我实在是没有能力继续维护下去了。
时间到2016年的时候，正是大学60周年校庆的年份，我认识了在学校门口经营共创空间的校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几个人做出搬到学校门口的决定。可是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搬到新的办公室的时间，因为搬到新办公室没几天，我就出国去了一趟挪威。后来回想起来，搬公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偏偏要在我出国之前办了，搬了之后的一些情况我并不能及时掌握，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在挪威的那几天，和我创业三年的阿勇提出了辞职。我并不能挽留他，甚至没有等到我回国，我们就基本已经谈好了收尾的事情。阿勇的离职有多方面的原因，办公环境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的办公室因为新家具的原因有很重的甲醛，加上原本不高的薪水，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很能理解。因为硬件研发人员走了，于是辞退了负责生产的阿琴，加上销售也没有很好的起色，我给阿东发了离职补偿后也劝他走了。公司就剩下阿涛和我，说不上为什么我没有辞退阿涛，可能从感情上讲我不能够接受公司一下只剩下我自己了。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就是做硬件真是一件苦逼的活，对资金、供应链有比较高的要求，做出来的东西看似可以赚钱，其实常常由于品质和后续维保而变得没有钱赚。这和软件截然不同，软件的维护成本比硬件低很多，赚到手的钱一般也就是利润，风险也会小很多。软件开发人员就是生产人员，软件产品的品质更容易把控，而硬件的研发人员并不是生产人员，生产过程和产品品质的把控是另外一门很深的学问。显然我们这个草台班子的人员在研发和生产这件事情的经验不够，于是我就有了出售硬件业务的想法，可是谁会来接收这个盘子呢？
平时母校组织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也积极参与组织，这样我和张总长期保持着一个联系。我也有时候表露过需要资金的一些想法，也参加过张总推荐的一些创业的活动，但是说真正和张总谈钱还是在一六年回国后的某一天。说来也是巧合，和张总见面是在文一物美的星巴克，而楼上就是我之前和吴哥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已经忘了我们谈的一些细节，但是最终张总给了我一笔钱，这笔钱至今没有签任何协议。我心里面清楚，他们给我钱是相信我这个人，而不是那些我曾经看似可以赚钱的业务。由于一些原因，这段时间是我最为痛苦的一段时间，还好慢慢扛过来了。至今我还是在践行和吴总、及其他投资人的承诺，就是哪怕公司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继续下去。我从一个人创业开始，我又会惧怕什么？
在出国之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到学校附近办点事情过来看我，我们聊得非常愉快。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有想要投一点的想法，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公司那个时候做一个温控器的产品已经进入试用的阶段。公司憋着想要抱住这个大客户，虽然是已经签订了双向独家的协议，但是还没有进入采购的流程。所以在服务大客户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什么收入，特别是在春节过后到5月份的这段时间，常常是青黄不接。在龙湖的星巴克，我和同学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因为没有能力接触社会资本，所以所有的投资都是基于对我的信任，而不是企业盈利能力和短期的回报。即便是经过了8年多的失败考验，迈了无数的坑，我还是坚信这条物联网创新之路还有机会，我还在坚持努力，失败是成功之母，总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很多的时候我总是天真地相信“关系”能够让困难的事情迎刃而解，可是这个“关系”的点我没有把握得很好，确切地说是和客户的“关系”，而不是和供应商的“关系”。为什么要说着这个事情呢？因为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我接触到一家挪威的公司在生产一个非接触式呼吸监测模块，我姐夫认识他们公司的创始人。我有个师兄想和我一起做点和健康有关的创新产品，所以想着说可以代理他们的模块在中国销售，赚分销的钱。当然也考虑自己做一款产品，师兄帮我去融资，我们公司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还让我姐从他们公司买了两个模块寄给我测试，信心满满觉得有一定的机会。在4、5月份的时候，那家挪威公司亚太的销售负责人还来我们公司和我们对接。项目断断续续持续了有2年的时间，期间他们还出了同时监测呼吸和心率的第二代产品，觉得有一定的市场。我严重搞错了一点，我们只是有和这家供应商的关系，而不是有和客户有关系。如果我们和潜在的客户有一定的关系的话，那样的项目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项目。
16年快年底的时候，情况比往年要好很多。那个时候的策略就是阿涛继续做平台，我负责硬件相关的生产、销售和维护。如果有外包的项目进来的话，再去找兼职的人做，我起到方案设计和整体把关的作用。这时候的风口是共享单车，我的一个师弟阿毅找到我想把他接手的一个非主营项目车锁转包给我做。这显然是符合我那个时候的策略，于是我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可以到外面实习的研究生，技术的整体方案我来把关。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研发资金首付款也打了过来，同时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项目的需求方由于没有拿到后续的融资，所以我们的研发计划也是不了了之，这就意味着我拿到预付款只是做了一个项目预研，这算是成立公司以来赚的最容易的一笔意外之财。另外杭州有个做供暖的新三板挂牌的公司一下子从公司采购了500台温湿度采集器，给我带来了不小的信心。
时间迈入17年，和往年一样上半年没有什么生意，我主要是折腾了三个项目。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呼吸监测产品，另一个是智能种植柜，还有一个是青岛某所的招标项目。16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代表公司和阿帆在瑞典成立了一家公司，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由阿帆出资，我口头承诺出资一半，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支付。在有新公司的情况下，阿帆可以获得在瑞典免费读研究生的福利，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出资就获得了口头承诺的一半股份(并没有写入企业的股东名单里)，但是同时我也承诺他个人省下来的学费他可以独享。有次阿帆去参加一个创业展览认识一个瑞典人，他在做一个智能种植贵的项目，项目还停留在有想法没有实际样品的阶段。巧的是瑞典人Anders和阿帆住的地方不算太远，所有就有了后续的多次头脑风暴。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北欧的气候决定了在室外无法种出绿叶蔬菜，基本上所有的蔬菜水果都从中欧南欧进口进来。如果可以依靠新能源在室内种出蔬菜，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而且瑞典人也比较乐意消费本国生产的产品。项目好不好，最终看是不是能够打动客户。好在这个项目在阿帆的主导下我们没有花很多自己的钱，因为并没有找到为此买单的客户，所以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放弃了。Anders在这个项目失败后回到了学校读书，在18年春节的时候我去瑞典见过他。
朋友总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生意也是如此。14年到15年的一段时间，我认识还未毕业的校友阿伟，他也算得上是学校里面有创业项目的风云人物。就像我建议阿涛去瑞典留学一样，阿伟也被我说动心去瑞典留学。因为一年就可以毕业拿到硕士学位，而且投入也不大，所以是一个比较优质的留学项目。加上我把实际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告诉他们，打消了他们所有的顾虑。阿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了瑞典留学，并住在阿帆的整租下来的一个房间里。16年6月底我去HKR休假，阿伟已经回国工作，但是他的那个房间还没有转租给其他人，于是我就住了将近一个礼拜。这样有了机会认识阿帆，当我认识阿帆的时候，他已经本科HKR毕业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读了一年硕士。阿帆一直有想法在瑞典做点事情，却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和项目。在HKR的这一个礼拜，我们讨论了很多。有一天和另外一个定居瑞典的华人小兄弟校友，我们三个去哥本哈根找阿楠玩。阿楠就是12年在我公司实习的同学，这时他已经毕业在丹麦工作。在哥本哈根郊区的天地间，我们吃了一点在哥哈买的面包，徜徉在和风暖阳的空气中，我们约定后面有机会一定要一起做点事情。
通过朋友阿乔的介绍，阿帆接洽上了一个做机器人的公司，我们负责给他们在给中国做一些模块定制和采购。第二次去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KTH学校和了一个影。阿乔是我姐夫的朋友，他帮忙开发了公司的第一个IOS版APP。原本有计划在挪威推广温湿度采集器的产品，也有客户测试使用过，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全职的人跟进项目，且产品并不完善，所以项目就在客户的拖延下没有了下文。现在总结起来说，产品的细节往往决定了产品的成败。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充足的人员和资金，不断打磨完善产品，才能最终打动客户。
青岛的项目在收到招标公告的时候，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去投过标，还好我的一个同学阿明有比较多的经验，在他和阿勇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投标的所有准备。因为我们的通信模组有低功耗的设计，所以顺利得到了这个标。那次去青岛，同行的还有两个我的师弟，我们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早餐吃了在青岛车站外面的小笼包，食物中毒造成中途在青州下车去医院急症。我们三个人在医院的急症病房里相互安慰，这次痛苦的经历可能这辈子也无法忘怀。招标成功后，于是就开始设计产品，断断续续到临近1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终于完成了整套样品的开发。目前这套样品在客户的实验场地上运行，没有发生过什么异常的情况。
搬到这个新场地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人来探讨过合作。大学同届校友阿良帮我做个一个板子，就是那个种植柜的电路板。那个时候他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还没有自己出来创业，他的淘宝店主要是嫂夫人在负责。不过因为我们在某些观点上有差异，后来的合作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而且种植柜的项目也放弃了，因此更加没有具体的点可以支撑合作。这个场地一直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气，后来要于另外的用途，所以我们就从那里搬了出来。我把硬件的很多东西直接搬到了工厂，我和阿涛就去了一个在金沙湖的众创空间，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2018年9月30日，长假之后我们就去那儿办公。众创空间总归在各个方面都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所以在2017年12月31日我们又搬到了位于中自科技园的独立办公室，如出一辙在元旦放假之后新场地办公。办公场地好像真的是会影响一个公司的发展，就像我们生活的房子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楼下的车间生产会产生噪音，到18年6月份时候，差不多是阿涛到公司的整3年后，他提出了辞职，办公的环境好像真的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阿涛的离职，也是多方面因素产生的结果。那个时候他在杭州买的房子要入住了，因为是在城西，所以到下沙来工作不方便。还有就是这几年公司的发展总是在危险的边缘，所以薪水也没有怎么涨，看不到前景。另外在平台的发展方向上，他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我以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把用户的需求反馈回来的时候，他不能理解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觉得这个需求有困难，那个需求太离谱，渐渐产生了分歧。特别是从他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他更希望做后台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客户量和在线设备的数量不大，即便是做到了极致，他个人的价值也无法发挥。可是这个时候，很多的客户需求是在更好的用户体验上，所以更偏向于前端的开发，所以个人的发展和公司的需要发生了偏差。
2018春节和10月份的时候，我分别去了两次挪威和瑞典。在阿帆和Anders的跟进和推动下，我们的另外一个项目在瑞典进入实测和试运行的阶段，不久应该会批量部署。2018年春节后从挪威回来，阿洁那时候在找一些项目投资。第一次见面谈这个事情，阿洁就打了一部分资金，正经的协议后面才补签。其实我内心清楚的很，公司所有的投资人都是把钱投给了我个人，把它看作是一项长期的投入。虽然公司长期处于困难的状态，而且时而有一些机会引诱我放弃创业的公司，但是我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过。虽然也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公司和我个人也算是在波折中成长。深处这个物联网的时代，已经有些积累的我相信这个公司还有很多的机会，虽然有极大的挑战，但是谁说不是呢？所有的成功都是克服了极大的挑战，经历了无数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