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歌苓的小说需要预先做一些提防，因为她的文字绝不像她的形象那般单纯。她善于排兵布阵，暗设机关，每页纸上都有可能藏有陷阱。她以笔为刀，从各个角度拆解着人类世界，直至人性深处那一点点美好或晦暗全部呈现在纸页之上。她是个称职的小说家，她有本事让读者打开自己的每一部小说，都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床畔》让我有一些失望。
这次她切中的是一个关于“信仰”的主题，力图通过一个年轻护士对英雄伤员势单力薄的保护，展现时代的无情和坚守的崇高。这并不是一次容易的写作，一个青年女子，要让她放弃爱情，把青春奉献给一个不会说不会动，被医学判定为植物人的人，连作者自己都承认难圆其说。好在“人性”帮了严歌苓的忙，或者说，作者的经验和技巧帮了小说的忙。她把时间从物欲泛滥的今天倒退回去，回到崇拜英雄的旧时光里，回到荣誉至上的七十年代，这样，当十九岁的护士万红走过小城的“人民大街”，走进陆军第56野战医院，走向她命运的拐角，一切才变得顺理成章。
但我还是看出了心虚气短。
当小说素材不足以承托既定主题时，貌似镇定的叙述里，就会出现一厢情愿，似是而非，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一些关键性节点上，《床畔》恰恰出现了类似的拼凑和游离。尽管严歌苓把擅长的招数一一用上——长镜头般的描述，心理的细致探微，女子无知无觉的美好，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中的颠沛沉浮……《床畔》最后呈现的，仍然只能算是技巧性圆满——貌似什么都不缺，但一层一层剥掉热闹的外衣，却找不到那颗激活全书的情感内核。相反，读者在阅读中不断遭遇到停顿、支岔、遮遮掩掩。这让整部小说像一条临时修复的旧船，空自轰鸣却前进乏力、方向不定。
作者在后记中称，这“是一 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奇特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小说始终都没点明三个人的爱情根源。万红和吴医生、张谷雨之间的感情一直模糊不清。在他们身上，读者看不到那种自然生发的非此不可的爱情。更多的，只是欣赏，是怜惜，是尊重，是依靠。由于故事缺少发自本性的推动力量，当严歌苓试图在有限条件下实现一个宏大主题，读者看到的，就只能是一次勉为其难的精神构建。因为力不从心，这场构建甚至出现了致命的模式化和脸谱化，让好端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有了一种人造美女般的失真感。
比如为了突出万红的坚守，玉芝成了一个背叛者。我更愿意将此看成一个例外。因为玉芝的背叛没有必然性，如果不是衬托万红，她也完全可以是一个守护在丈夫身边的忠贞女子；
比如吴医生的移情太过突然，重庆相会时还郎情妾意，分别后的第一个电话竟已另属他人。而之所以如此牵强安排，只是为了让万红可以趴在张谷雨的肩膀上痛哭一次；
比如万红过于万能。一个19岁从护校毕业的女子，因为希望她护理的病人听一次云南花灯，竟能独自拖着500米电缆爬到树上架设高音喇叭；在洪水淹没药品器械时，又能潜入水中摸到瓶装葡萄糖和生理盐水；
比如，胡护士被脸谱化了。这是一种省事的写法，通常笔力不济想象贫乏的人才会使用各种脸谱。严歌苓这次落入俗套，只能说明她没有足够素材来支撑一个更加丰满、独具特点的胡护士。其实严歌苓塑造的世俗化女人不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的劳拉，一个生活不富裕，却总能在比较中获得满足感的女华人；《少女小渔》里的瑞塔，暴烈、随便，内心满是人生的绝望和忧伤；《小姨多鹤》里的朱小环，嘴不饶人，却有温暖宽大的女性胸怀……这些小人物都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亮点，让人过目不忘，反复思量。胡护士显然没有自己的特质，她模式化的言行，同样可以按给一个工人、主妇或者无业游民。她像一个现成的模板，面目清晰却内里不明，明显是为衬托万红量身定做，只在陪衬的时候才仓促上场。
万红和严歌苓塑造的系列女子一样，都对男性有着一种原始的雌性的保护本能。按照常理，这些本能会成为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进而成为整部小说最为耀眼的人性光芒。但也许因为素材有限，万红的形象却远没有严歌苓的其他女主人公那么打动人心。直到最后一页，小说都没给出一个合理的点睛之笔，或者破幕而出的有力一击，为这个熬白了头发的女子做出行为和感情的准确解释。
作者大概也不自信吧，因此才破天荒用大篇幅的后记来强调说明，以免读者没了她的“正确引导”，会在自由阅读中，离她的初衷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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