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路》的悲剧意义:你需独自上路,方能抵达彼岸!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


一、

看完萨姆·门德斯执导的《革命之路》后,我对这部影片最直观的印象便是:这是一部非常克制却又细思极恐的希腊式悲剧。

确实,《革命之路》取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完全没有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等希腊悲剧应有的外在形式,但它却精准地把握住了希腊悲剧的精神内核:主人公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以及注定要遭遇的失败。而这明知“失败”,却依然抗争的勇气和决心,却能洗涤观众心灵,获得悲剧力量!

《革命之路》讲述的便是对命运的反抗!

二、

《革命之路》的剧情并不复杂,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弗兰克和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爱普黎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两人在“革命路”的住宅小区过着看似幸福美满的中产阶级生活: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妻子则当起了家庭主妇,只需负责貌美如花和家庭事务,孩子也健康快乐地成长……

然而,这种看似美满的生活,却因其波澜不惊和平庸乏味而让这对生性浪漫的夫妇难以忍受。于是,在爱普莉当舞台演员的尝试失败后,她提出让丈夫辞职,两人卖掉在美国家业,全家一起逃往法国巴黎,过一种沉醉于“诗和远方”的艺术生活——当初两人在恋爱时,爱普莉能对弗兰克动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弗兰克身上潜藏的“巴黎梦”。

起初,弗兰克被爱普莉的提议说服,决定实施这一“逃跑计划”。但几经波折后,弗兰克实施这一计划决心被一步步瓦解,甚至想方设法阻止妻子。但爱普莉的意志却日益坚定,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最后,爱普莉为了实现“巴黎梦”,成全自己的命运,她亲自给肚子里的孩子引产,自己也险些丧命。

中产阶级婚姻生活的困境!

三、

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诉求和克服生命平庸的冲动,这也是弗兰克和爱普莉这对夫妇起初决定摆脱现实枷锁,奔向自由浪漫的巴黎的内在动力。但是,即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社会属性和内在本性的差异,也使得这对夫妇在面对同一议题时作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抗的反应。

男主角弗兰克和女主角爱普莉一样,也忍受着中产阶级生活的枯燥和乏味。但是,弗兰克却很快就找到了几条途径重塑生命价值。

一开始,他们一直站在一起!

首先,他和公司的年轻女职员发生婚外情,以此摆脱日常生活的无聊,同事们知情后,不但没有道德谴责,反而投来了羡慕和嘉许的眼光。然后,他原本觉得枯燥的、无人理睬的工作,却因一个偶然事件被上司重视,委以重任,他又重新在工作中找到了价值。是的,他对生命平庸的反抗,就这样被命运之神轻而易举地消融了。

反观女主角爱普莉,在拥有中产阶级理想的物质生活之后,为摆脱平庸、重塑生命价值,她的抗争之路则坎坷波折了许多。首先,她尝试当舞台剧演员,但因为基础太差,她的艺术天分得不到很好的发挥。于是,她和丈夫商议去巴黎。当她为实现这一梦想决定靠自己的工作养活孩子和丈夫时,首先遭到的是社会对她的质疑。虽然有无数深陷婚姻牢笼的妇女或许也萌生了“逃离”的想法,但始终极少有人敢踏出这一步——毕竟门外的世界血雨腥风,太过残酷。因此,她的大胆和离经叛道,甚至还遭到处于同一处境和命运的女性群体的嫉妒和中伤。而新的阻碍又接踵而至:她怀孕了——女性作为生殖工具的天然使命成了阻碍她实现这一梦想的又一道屏障。而恰在此时,她的盟友——丈夫弗兰克也用各种手段,想要阻止她飞奔去“诗和远方”,把她囚禁在自己的牢笼里,好让自己获得一份可怜的价值依存。至此,爱普莉的革命之路,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与此同时,男女主角面对同一命题作出不同反应的强烈对比,也从慢慢剥离“反抗生命平庸”这一表层动机,一步步揭示影片更深层的主题。这也正是同时代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中所要揭示的: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是男权主宰的社会,女人并不生就的,而是根据男性的意识被塑造成的,她一直屈居“第二性”的地位。换言之,在人类历史的两性关系中,男人通过将自己定义为自我,将女人定义为他者而确立男性的本体地位。而这本体地位的确立,使得女人一直以来处在从属地位,限制了女性的超越性。

在被异化的过程中,人会想方设法回避或逃离!

在影片中,爱普莉对这一本质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起初,她把丈夫视为自己的盟友,欲与之同行,一起私奔至“诗和远方”。而后,她看到了弗兰克作为生命个体(特例、个案)的虚伪和自私,但即使如此,她仍心存幻想。再之后,她和同样在家庭生活中无法获得价值依存的邻居薛普发生婚外性关系,而这位去过巴黎、唯一有可能理解她的这份渴望的男人,却劝她留在美国。最终,当她面临着弗兰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欲望像个孩子一样歇斯底里时,她终于认清了真相:这个牢笼是一个个弗兰克组合成的男权社会和现代文明与命运之神共同创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人即地狱!”。即使逃离了美国,来到巴黎,只要象征着男权压迫的弗兰克还在身边,只要这种两性关系和意识形态还在奴役着弗兰克,她就将永远置身于牢笼和地狱中。

但是,现实的枷锁有多沉重,逃离一切飞奔而去的渴望就有多强烈!甚至,每一次借助外力的尝试和失败,都在推动着她更彻底地认清关系的本质,在心中燃气更强烈的渴望,完成个人主体的建构。

于是,在影片的最后,孤立无援、身处绝境的爱普莉,终于决定摆脱一切,独自上路。至此,她义无反顾地做了一名决绝的娜拉!

想要出逃的女人们~

四、

事实上,她也只有独自上路,才能抵达彼岸。

但从个体命运来看,爱普莉做了一回娜拉,却依然是一出悲剧。

首先,她的反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家中独自实施堕胎引流,不仅失去了孩子,也让她自己生死未卜。

其次,她的反抗并没有成全她的渴望。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去成巴黎。

最后,她的反抗所能影响的人非常有限。唯一可能理解她的“真正的”盟友——邻居薛普,会在悲剧发生后,偶尔站在后院凝视他们住过的房子。而至于其他人,则是在事过境迁后轻描淡写地描述这个家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像极了鲁迅的杂文中反复描绘的那些场景。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把一出悲剧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来看,却又有不一样的发现和结论!

“大工业+冷战”环境下,死气沉沉的男人们!

五、

现在,让我们从电影文本中抽离出来,察看影片所处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边是战后经济复苏,一边是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

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始终有一支主要力量——由白人职业女性和中产阶级妇女组成的主流社会边缘群体,她们在运动中主张社会和法律要给予妇女平等的劳动权,让女性可以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同时在社会劳动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和人格尊重。

当我查阅资料,第一次了解到当时美国的女权运动时,对这群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的主张很不能理解。要知道,同时期的亚非拉国家,甚至是美国的黑人社会底层,都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有些刚获得了民族的独立,有些尚在炮火连天的困难中。这些地区和领域的女性,最普遍的诉求便是:社会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保护,让她们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美国的职业女性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却要主动拥抱这一“酷刑”,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那些年,美国女权运动!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妇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要求

看完电影《革命之路》后,我理解了以爱普莉为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这些抗争背后的根源。

其实,从一开始,影片就用无数的细节呈现以爱普莉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如何被男性囚禁在内在性中:为孩子做早餐,洗餐桌布和床单被罩,接待和参加社区家庭走访……日复一日,平庸而琐碎!这些家庭主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点点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摆脱生命平庸的表面诉求背后,是传统婚姻家庭、男权社会形态对妇女价值的漠视与残害。若不反抗,若不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她们的命运也将永远困在这牢笼里(婚姻是无形的牢,房子是有形的笼。)

她用堕胎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带出家门,加入到当时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大队伍中。

她的一次次反抗,是对命运一次次的逼近。她在自己身上,克服着那个时代。她独自上路,越过荒野,来到一片人多喧闹的地方,融入到新的时代洪流中……

只知道无声控诉的男人!

六、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男女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正是《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与露丝,《革命之路》是他们分别多年后首次再度合作。

做一个简单的联想:《泰坦尼克号》曾经生死相依的浪漫情侣杰克与露丝,如果在海难中双双幸存,两人的爱情“修成正果”——结为夫妻,那么多年以后,等待杰克与露丝的,很有可能就是《革命之路》中弗兰克与爱普莉的处境和命运。

“我心永恒”?

或许,电影世界中塑造欢喜和团聚终究是暂时的,叔本华所说的离别和悲剧,才是人生的常态!无论如何,但凡心中有欲望,我们都逃不出悲剧的命运。这份欲望越强烈,生命的悲剧色彩就越浓重。从这个角度看,生命的平庸反倒显得弥足珍贵。

但问题来了:到底因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悲剧重演呢?

这便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四个字——“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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