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笔记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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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 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

首先,在知 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 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 坏处却被高估了。其次,即使知识层面的问题解 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 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 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 说便是,就算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 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结果就是对 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能被实施。其 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 建设用地指标,想要中央给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政 策扶持,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 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 为永久市民。说得再通俗一点儿,中国当前在制 定经济政策时的问题就是两种:不明白,或者装 糊涂。

地方政府是不允许直接借债的,因此,各 个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作为融资平 台,以银行贷款、企业债、信托等各种形式借 债。其中,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被叫做“城 投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的形式进行融资,这 种债叫做“城投债”。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在空间上 更集聚?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 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 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现代服务业大 量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产业 更加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就导致了 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这样的现象。事实 上,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 和地区,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这与其 产业结构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有关,与 知识、信息和技术越来越重要有关。相反,在欠 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农业的比重更高,而农业 的主要投入品是土地,天然是分散分布的,在这 样的国家,人口当然分散程度更高

事实 上,一个国家的集聚程度有多高,是由集聚带来 的好处和集聚带来的坏处相权衡决定的。集聚会 带来好处,但是集聚也的确会带来坏处,比如说 拥挤、污染和犯罪。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 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集聚的水平就相应地稳定 下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 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地价、房价和劳 动力工资上。 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 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 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 平衡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 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即均匀分 布)。把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 大,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同时这也违反经济 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水平 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

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 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 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 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 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人多的问题还绝不只是增加协调成本。农业 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 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 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 卓玛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 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大家虽然 都3点出门,非常辛苦,但给定总的松茸量和人 口,人均收入根本不会因为大家都半夜上山而增 加。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 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 人口。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 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 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 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 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 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 径。

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 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 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 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

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 对于有些产业来说,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有 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集聚反而伴随着更高的人 均GDP;而对于有些产业来说,它的产出受到某 种难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约,比如农业受到土地 的制约、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数量的制约、 旅游业受到景区面积的制约,像这样的产业,如 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就必须减少人口。一个地方 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取决于它的比较优势,有 的地方发展需要人口数量较大的产业,有的地方 发展人少一些的产业,相互分工,便能够共同富 裕。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 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 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 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 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 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 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 济效应。 进一步地,报告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报告用 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 Division(分割)——来构建自身的整个分析框 架。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 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 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 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的重 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 低贸易成本。

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 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 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 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 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 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 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 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 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 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 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 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 少量农民的收入。

大家现在看到的往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怎么 进行的?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选择转移到中 西部省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一点,我们到后 面再说。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的产业转移大 部分是行政推动和扭曲市场的结果。行政干预经 济发展的结果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 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产业园。大量中西部省份的产 业园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同 时,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 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 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 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 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 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 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 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 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 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 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 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 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 它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 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的发展 中国家还要低。18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 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三个D里。第 一个D叫Density,即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 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 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 ——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 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 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 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分 享,比如说在餐馆吃饭,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 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 (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 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 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 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 到专业匹配的工作。温州的企业做大后,常常会 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 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比如设计师)和生 产型服务业,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 (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 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 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 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

第二个D叫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 会有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每个地方距离 经济的中心城市不同,其发展的潜力就不一样。 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距离是 可以缩小的,虽然物理距离不能缩小,但是经济 的距离(运输成本)和时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 的。在一定条件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 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 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

在地区之间要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 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 人口的均匀分布。不同的地区之间要减少交通成 本,兴建基础设施,增加互联互通,促进市场整 合。当然,不是说财政转移就不要做了。对于人 口流出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公共服务 的供给,因为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有规模经济的, 如果人口流出,那么,就会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供 给。这时,就需要通过财政转移帮人口流出地区 发展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不要通过财政转移 去搞当地缺乏比较优势的工业,因为如果没有足 够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可能造成的都是资源浪 费。与其如此,不如将钱投在人力资本上,在短 期内,这可以有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 量,从长期来看,教育和健康都可以跟人走,可 以在劳动力流动中最大化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 报。 与教育和医疗投资不同,生 产性投资一旦形成固定投入,在物理意义上是很 难移动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 就会成为鸡肋;相反,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 形成的人力资本却是可以随着人的迁移而流动 的。就像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向更加 有利于提高自己收入和找到更好工作机会的地方 迁移,这个过程就是在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 益。

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训 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兼并,以及产生大 量失地农民。这种看似深谙国情的观点完全不合 时宜,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农业占GDP的比 重已经降到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 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 市,失业率更低。

正常的经济会逐步出现产业升级,其前提是 劳动技能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请 读者注意,我特别使用了“由此带来的”这几个 字,是要排除劳动技能提高之外导致劳动成本上 升的一切原因。 正常的经济成长路径是,在发展的早期阶 段,劳动便宜,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老百姓富 了之后,不甘于挣辛苦钱,于是,他们会投资于 教育和技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能干——注意, 不是变懒了——然后问企业要更多的工资。而企 业面对工资上涨的趋势,使用资本——劳动比率 更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比原来更高端的产品。 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国家越来越富,在国 际分工链条中,逐渐往上爬升。 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 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是我说的“好 的”产业升级。与此相对的是“坏的”产业升级,是 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之下的 产业升级。

近来,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 企业用机器替代人。这些都是在改变资本和劳动 的相对价格,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变得更便宜 了。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出现了产业升级,但这种产业升级主要不是 因为劳动者变得更聪明了,劳动者也不可能在短 时间里突然长了智慧。事实上,不管是东部由于 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还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资抬 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 率,从而不利于企业保持竞争力。说得再具体一 些,在我调研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出现产 品的升级换代,而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 密集型了。

简单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产业升级, 劳动生产率在投资推动下上升得比工资更快,企 业还能够赢利,但其前提是,产品能够卖得出 去。麻烦的是,如果生产成本上升了,但劳动力 的技能水平却没有同步提高,那么,企业的利润 空间就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没有产品上的实际创 新,产品需求一旦下滑,企业的生存就会出问 题。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 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 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入 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普遍是这 种类型的, 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 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但恰恰 相反,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 利率。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 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是国民 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 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却总 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于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 是,收入提高速度跑不赢GDP增长速度。比如 说,在一个我调研过的县级市,地方政府把发展 汽车和装备制造作为主导方向,当地的GDP增长 和政府税收都非常可观,但居民收入增长并不 快,城市化水平也并不高,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并 没有充分创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需要人变得更能干,这 样,企业去创新,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正好让 广大劳动者去生产。我不敢低估中国企业的创新 能力,但我能确定地说,与劳动成本上升的步伐 相比,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提升令人忧虑。从 数据上来看,最近10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水平虽然仍然在上升,但与1980年代、1990年 代相比,上升的速度却更慢了。更令人担忧的 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的差距经过20世纪后20年的缩小之后,又重新出 现了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农村 居民在家乡接受的教育能够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 趋势吗?

地方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上级主要就看两个 指标,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财政税收,本质 上,两个指标都和经济增长有关。在三大产业 中,产业链较长、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 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地方政府当 然就会主要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 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特别是小型 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也对地方经济没什 么直接的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 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 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 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 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

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同 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和市场分割。我在2009年的 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从短期来讲,地方政府用 市场分割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似乎的确对本地 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却陷 入了一个“囚徒困境”——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 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巨大的集体非理 性,那就是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和产业小 规模化的各种效率损失。 过度资本密集化的产业发展路径导致工业化 的速度远远快于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工业化的进 程也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这在收入分配 上的体现,则是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造成劳动收 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而劳动收入增长不够快 又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反过来,使得既有的资本 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出现产能过剩。由于地方政府 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很多都是通过借债来实现的, 这样的投入多产出少的发展模式就进一步体现为 政府负债的上升。前面展现的数据显示,地方政 府负债占GDP的比重比较高的省份,恰恰是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省份,也就是那些更为积 极地由政府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省份。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 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 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 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 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 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 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 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都足够多。这 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 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 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 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国家庭 收入调查(CHIPS)2002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 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 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万人,个人的就业概 率平均提高0.66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 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 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万 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至6.61 个百分点。 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 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 数小于等于9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 业生数量每增加100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 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年之间的 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个百分点。 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 2.12个百分点。

而 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 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 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这 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受到制度制 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 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 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 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 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 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 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 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 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 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 更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 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 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服务其实是 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 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 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 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正如我反 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政 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 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 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 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 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 动力前去工作。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 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其一,在最近10多年的时 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 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 本,鼓励了投资,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 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 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 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 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 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 检讨,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 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 多年。

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高密 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 人口就更多,通过城市发展中的分享效应,这 个“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 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比上海和北 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 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但 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 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 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 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 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 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 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 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 勤压力。 城市规划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 样,似乎把路建得越宽越易于行车,城市拥堵就 减少了;恰恰相反,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 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 行需求的减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车。在 欧洲城市,步行和骑车又重新开始取代原先开车 的需求。从法国开始,城市建设起了公共自行车 租用系统,鼓励人们少开车。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 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 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另一方面,低 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 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 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反过来,本 社区的服务消费受到制约,生活在这样的社区, 生活变得更像是“活着”。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 型)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 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 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 活型服务业。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 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 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 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在制造 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 教育年限是10.8年。

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 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 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 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 求,那么他们就找不到工作,也就不来了。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升级了,不就不需要低 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 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真实的情况 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 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我在上文就曾提到 过,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劳动者 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陆家嘴的金融 街,除了需要高级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 卫。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 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在餐馆里吃饭或者请 家政人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 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社会就产生分 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 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不要觉得只 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 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 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就会说 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这与我讲的劳 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 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 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 造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 很多服务业的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 度。美国的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 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 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 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 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 大致就是1:1的关系。51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 相对较弱,但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能 够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人们往往 容易看到城市扩张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 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 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 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对 于城市化的忧虑,在中国,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 观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但根据亚洲开 发银行万广华教授的研究,比较人类历史上不同 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越晚进行城市化的 国家,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所以,不能把中国 今天城市化的速度和100年前的西欧国家进行比 较。

曾有学者提供这样的数据:在上海,居 民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人数占总人 口的25%左右。在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伦敦,轨 道交通占65%的客流;在纽约,轨道交通占61% 的客流;在东京,轨道交通占80%的客流。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1年底,全市户籍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47.76万,占总人口的24.5%。 到2015年末,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430 万,比例突破户籍人口总数的30%。在上海这样 的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不只是计划生育的结果, 事实上,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育成本和 抚养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人们不愿多生孩子的重 要原因。收入水平高伴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这 是世界普遍趋势。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健康水平 也不断提高,到2014年末,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 已经达到82.29岁。63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 面,一部分高收入的上海市民甚至还在向外移 民,未来谁为上海人养老?出租车司机反问我,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个人账户里交养老金了吗? 我向他解释,是的,你是有个养老金的个人账 户,但你的养老金账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记账的账 户,里面的数字作为个人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水 平的计算依据,而实际上,账户里的钱已经被用 来支付给当下的老年人了。当今天工作的一代退 休后,他们的养老将要靠那时候工作的一代。几 年前,在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之下,上海的养老金 常常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财政大量补贴。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正的市场经 济也是有利于效率的。中国今天面临两个方面的 效率损失:第一是全局的效率——每个人都想自 己,每个地方都想维护本地的利益,结果却损失 了中国作为大国本应有的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 率;第二是长期的效率——百姓往往短视,政府 官员的任期也短,更加强了政策的短期化。公共 政策如果导致了效率损失,结果可能导致经济的 竞争力下降,而这在全球化的时代是非常危险 的。同时,制定公共政策如果不讲效率的话,实 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是对纳税人的钱的浪 费,而这种浪费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比腐败更 为严重。

对于外来人口的 社会分割并不见得对本地居民就有好处。一方 面,外来人口大量从事的是消费型服务业,如果 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 动供给,结果就是服务业的价格更高,最后的成 本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同时,如果外来人口的 消费受到制约,那么,他们节省的开支里有一大 块就是消费型的服务业,而此类消费需求的减少 最后会“外溢”到从事本地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 民那里。上海交大梁文泉的一项研究显示,外来 人口汇款回家越多,他们所在城市中从事消费型 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工资越低。通俗来说,限制外 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他们就将减少消费(特 别是服务消费),结果,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 受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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