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晋文公即位之后，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经济制度。
西周时期，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自己不保留私有土地，即便是王畿之内的土地，也都由公爵王臣领有，天子衣食住行，征战所需完全来自于诸侯国的贡赋。
诸侯国内，大夫的势力较小，一国之内的土地，大多数都归国君所有，分封给大夫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国君和大夫一样，都有自己的私有土地。国君和贵族的私有土地采用井田制，一块平整的土地平均分为九份，中央的一块土地归领主所有，四周的八块归领主属下的士所有。无论是领主，还是底层贵族士都不需要亲自劳作，而是由附属于自己的平民来耕种，只是在耕种时，要首先耕种中央的公田。
国君经营国家和衣食所需大都来源于自己的公田，大夫的贡赋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贡赋制度在晋国建立时就有，因为晋国采用夏政，对于怀姓九宗以及国内的其他部族控制力较弱，因此国内的部族通常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定期向公室缴纳固定的贡赋即可。到晋献公时期，经过曲沃代翼的多年内战，晋国国内的社会结构被打散，在一定程度上贡赋制度也面临瓦解。
晋惠公兵败韩原，被迫开始作爰田，将部分公田分配给大夫，以换取贵族的支持。这大大激发了贵族的经济活力，使得全民的经济储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这种制度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国君的利益遭到蚕食，大夫实力得到扩充，很容易就出现了民富国穷尾大不掉的局面，从而制约国君的权力。
晋文公即位之后，其权力就受到了国内贵族的牵制，因此不得不与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妥协，跟随自己流亡的异姓功臣难以得到封赏。但是晋国自献公以来的几任国君，都奉行君主集权制，晋文公也是如此。君权受到制约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君主集权，因此这种局面必须要得以改观。
但要充实国库集中权力，就必然要触动贵族的利益，遭致其一致的反对。土地已经分配给了贵族，想要收回就很难，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国内缺乏根基，这样的工作就更难以执行。因此，如何跳出这样的两难困境，就成了摆在晋文公面前的一道巨大的课题。这个课题就交给了郭偃，郭偃采取的方式是效仿王室恢复晋国早期的贡赋制度，也就是左传所说的“公食贡”。
在郭偃的主持之下，君臣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国君分出更多的公田，原则上不再保留或只保留礼制意义上的一小部分公田，剩余的公田都分封给贵族或者任命县宰由贵族代管。而领有土地的贵族也需要做出让步，将原来向国君象征性缴纳的贡赋，转变成制度性的常规性的税赋。
领有封邑的贵族则转化成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君一样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国君不能随意地褫夺封地领主的财产。封地贵族将封地内的土地赏给士，士再役使庶民耕作，中央公田所得要上缴给县邑的领主，也就是所谓的“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这种做法虽然为晋国建立了新的秩序，但是却蚕食了国君对于封地进行管制的权力。原本贵族领有封地只有财政权，土地的产权仍然归国君所有，国君对于已经分封的土地城邑有自由裁量权。但是新的经济制度确立之后，私有产权得到了确认，国君不仅无法褫夺大夫的封邑，就连所剩不多的那些由县宰代管的公田实际上也无法自由控制，只能靠着封君的贡赋过活。
这种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君的经济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封君的贡赋。当国君尚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封君还会自觉的纳贡，可一旦国君失势，封君不愿纳贡，君主的经济来源就会遭到威胁。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这已经是晋文公与贵族进行博弈所能取得的最优成果了。
君权旁落
国君与贵族的利益争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同样也暗藏玄机，而揭开君臣权力争夺内幕的是发生在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的被庐之蒐（sou）。被庐之蒐一直都被认为是晋国为了整顿军队，以准备与楚国的决战争霸中原而举行的典礼。但若要细细品察就会发现，这其中权力争夺的刀光剑影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搏斗。
这一次大蒐之礼，晋国建立了中、上、下三军的建制。每军大约12500人，设立军队统帅和副帅，统帅曰将，副帅曰佐。中军的地位最高，以中军统帅上军，上军统帅下军，中军将也就是全军统帅。晋国实行军政一体，因此三军将佐也一律称为卿，其中中军将为正卿，出征在外是为三军统帅，征战归来就是一国的执政，集军政大权于一体。
这种体制历来被认为是晋国的制度创新，是晋文公有意而为之的，实则不然。春秋时期的制度，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国君本身就是军队统帅。晋献公出征时，往往自任上军统帅，让太子将上军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晋惠公在韩之战时也是自任上军统帅的。
而被庐之蒐则完全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场景，晋文公在国内的行政权力，甚至统帅三军的权力竟然被贵族完全剥夺了！军权与君权本身就是一体共生的，军权是国君权力的象征，晋文公怎么可能轻易地让步。不仅如此，除了中军将的人选，六卿其他将佐的人选也都是由贵族内部定夺，国君只有协调贵族利益和任命将佐的象征性的权力，也即是说国内重要职务的人事任免，实际上国君说了也是不算的。
左传中记述这件事情只用了几个字：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看似轻描淡写，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的暗潮汹涌。被庐大会的关键就在“谋元帅”这三个字上，也就是说人们在被庐大会之时，人们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让晋文公统帅三军，而是到底让谁来统帅三军了，晋文公的军权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而由谁来主掌三军，这才是君臣之间争执的重点。晋文公自己的愿望，当然是由自己的心腹狐偃和赵衰来做，但是居守国内的贵族自然不会答应，为此流亡派和居守派争执不下陷入了僵局。为了打破僵局，还是赵衰提议，建议让郤毂担任中军将。
一方面固然是郤氏的势力强盛，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按照赵衰的说法，郤毂年届五十，平日里喜爱礼乐诗书，谨守道德礼义，为人敦厚。其暗中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郤毂是一个庸人，便于操控。对于居守派的贵族来说，这样一个敦厚长者担任中军将，也符合各方的利益。
因此在各方的博弈之下，一个并不怎么出彩的郤毂就成了晋国史上的第一任执政官，担任中军将，并由郤溱担任中军佐，上军则分别由狐毛和狐偃担任将佐。到此为止，随同晋文公流亡的众人之中，只有狐偃入选，且名列第四位。在确定下军将佐的人选时，晋文公希望把赵衰安插进去，但是赵衰担心遭到排挤，不愿争夺，最后下军将佐又落到了居守派的栾枝和先轸的头上。
这样就形成了晋国三军六卿制度确立以来的第一批内阁，居守派以五比一的优势在三军六卿之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晋文公的军政权力被完全架空。晋文公在位九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为集权做着不懈的努力，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跟国内居守派的贵族作斗争。到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为了壮大流亡派的实力，晋文公又把军队扩充到五军的规模，硬是把赵衰和胥臣的儿子胥婴塞进了十卿的队伍。
但是晋国当时的人口，据现代的学者考证，估计还不到二百万人，难以支撑五军的军队规模。要知道齐国在齐桓公时期，人口二百五十万，保有的军队规模也才只有四军合计五万人。因此晋文公死后不久，晋国再次举行大蒐时，不得不裁撤了两军。
由此可见，晋文公霸主的光环背后有着多少的辛酸。贵族的强盛固然能够激发贵族的活力，使得晋国能够击败楚国称霸中原，却也为后来的六卿专权乃至三家分晋埋下了祸根。可以说，晋国的兴盛是伴随着卿权崛起同时萌芽的，晋文公霸业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君权的旁落，而这一切的种子恐怕与晋献公的国无公族政策脱不了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