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美国大学的标准,那我们从来没有“人文教育”

徐贲是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的教授。二十余年来,他为本科生开设“经典阅读课”,积累了丰富的人文教育经验,也对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

为了向国内介绍这种教育,他撰写了《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书,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徐贲用他从事人文教育的亲身经验,深入剖析了美国人文教育的特点。对比之下,我惊讶地发现:当我们一听到“人文教育”就联想到“文科”、“文史哲”、“国学”等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种教育毫无认识。若按美国大学的标准,那我们从来没有“人文教育”。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徐贲在书里介绍了他的一堂人文课——阅读和讨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在阅读这部经典之前,学生们往往已经知道阿基米德、亚历山大、凯撒、克莱奥帕特拉等人的故事。这相当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中国人,也会知道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学生们会随时将自己头脑里的历史人物形象和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纠正一些既往的印象。他们认为,普鲁塔克的叙述要比大众文化里的故事更真实。

但这只是最粗浅的收获。更重要的收获是,他们可以获得“对人的善与恶的最清晰的洞察”(普鲁塔克语)。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所说:

“孩子们阅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怎能不大有裨益呢?但是,为师者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不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老师不光要教学生历史故事,更要教会他如何判断。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大脑需要特别专注的内容……普鲁塔克宁愿我们颂扬他洞察是非,而不是学识渊博。”

可见,老师指导学生阅读这部经典的目的,不在于知道多少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而在于“提高判断力,使自己对事物洞若观火”(蒙田语)。


在理解历史人物的人生遭际和个体选择的基础上,学生会对这些人物形成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无需统一)。但这还远远不够,老师会把讨论引向更深的层面,比如:

一、《名人传》是一本可以归入“道德教谕”的书,还有哪些以道德教谕为目的的写作样式?传记的道德教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老师会引导学生去对比不同种类的道德教谕,如:柏拉图的演讲、对话形式的道德教谕,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形式的道德教谕,亚里士多德的论说形式的道德教谕,蒙田的随笔形式的道德教谕……而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内容是具体的人和事,本身并不提出道德原则,但对道德原则有说明作用。它似乎特别适宜于用例子来进行道德教诲。

二、普鲁塔克是传记作家,那他是否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呢?传记更接近于文学还是历史?

老师会启发学生去进一步探究“传记”和“历史”的定义,了解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和传记作家有何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是叙述已发生的事,而文学则描绘可能发生的事;文学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老师引导学生去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普鲁塔克的传记应该归入历史还是文学(不必形成统一看法)。

三、普鲁塔克在传记中经常运用人物比较的方式来刻画人物。他所比较的人物,如亚历山大和凯撒有哪些相似之处?

老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他们越是能详细数说相似之处,就越是能增进关于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感性认知。而这种感性认知,对于他们将来去了解和评价其他军事家和政治家,是有帮助的。

……

阅读和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老师和学生之间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师生界限,都是这场讨论的平等参与者。他们没有统一看法,也没有形成固定答案,但却各自深化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这是徐贲在《阅读经典》一书里介绍的一堂人文课的实例。像这样的人文课,在我的受教育经历里确实没有过,而直到今天也没见到哪所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徐贲介绍说,人文教育开设两门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阅读、讨论和写作。而这三种教育内容,在我们的教育里似乎是有,但又不实在、不独立、不深入。

阅读

我们一直没有独立的阅读课。

语文课承担了阅读课的部分功能,但受其学科所限,始终倾向于文学性的阅读。而且,这种阅读都是筛选了的、截断了的,选一本文集里的一篇,或选一部长篇里的一小节,学生没有机会获得关于如何阅读整本书的指导。学科课程排得如此之满,语文老师们即使有心,也根本不可能一周挤出几个小时,来指导学生阅读。

课外阅读则更虚。教育部规定几十上百本必读书,老师从中选几本作为假期阅读作业,学生抄抄腾腾地交上去几篇读书报告,就算完事了。没有人关心:学生真读了多少,理解深入到了何种程度,独立形成了哪些看法,读完之后还有哪些困惑……

我们常常拿中国人的阅读量去和世界各国比较,却往往忽视了:比阅读数量更重要的,是阅读的质量和深度。一流大学的学生喜欢读《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儿》等,都是在补中学的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在吹嘘自己读了多少故事类读物、成功学书籍,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讨论

我们没有讨论课。这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限制:

一是班额。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班额大多数时候是50人,70人,上百人……老师的精力有限,面对这么大的班额,他们只能进行“管理”,而很难进行“引导”和“启发”。课堂上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让每个学生都发表看法。所以,中国学生表达的意愿和能力都远逊于美国学生。甚至有美国教授笑称,中国学生招多了,讨论课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有一半学生保持沉默。

别说班额大是中国国情,因为人太多了。关键不在人多,而在于对教育的投入太少了。如果多建学校,多招老师,班额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二大限制是教育观念。老师的注意力还聚焦于传授知识,而不是增进学生的智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受鼓励,平等的对话也就不可能展开。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得出“正确答案”、“统一观点”,而不是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是缺少人文精神的,他们仿佛知道很多知识,喜欢炫耀词汇和引用名人名言,但却很难说出自己的见解并言之成理。

写作

关于中国式写作,我在《为什么写作是一门必修课?》一文里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赘言。


总之,以徐贲介绍的美国大学的标准来看,我们的人文教育是极度稀缺的。

如今,许多中国大学都热衷于开设通识课,给理科生普及文科知识,给文科生普及理科知识。好的中学也开设了不少选修课。但那充其量只是拓宽知识面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不是关注人的智识增长的人文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推荐阅读:

细数那些关于“人文教育”的误解

从“人文教育”中,我们能得到些什么?

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