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给予那些刚直敢言的直臣以肯定的评价，忠莫过于比干，直莫过于魏征，刚正莫过于包拯。历来史家往往给予这些人物以彪炳的功用，以敬往者，以启来人。这是用儒学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历史价值判断进行的评判和思考，是“施仁政”的重要表现。而往往，诸如此类的人物往往处于历史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或者已经进入静止而颓败的状态过程中，因此他们对于历史的感知更加敏感，而对于这种感知的放大也往往更加激烈。他们传承着传统儒学的士大夫精神，用儒学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作为行为和言止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思想来约束统治者并捍卫历史的正直。

       儒学思想自从西汉被确定为统治思潮的主流之后便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由于其强大的规则和秩序有效性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在传统的政治机制中，有着“家天下”和“公天下”两套统治工具，“家天下”指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皇室如何经营和统治家族江山，“公天下”则指的是围绕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具体决策执行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执行体制。“家天下”依靠着家族的秩序维持并以微观经济主体运行，“公天下”则在儒学意识形态下沉淀并依靠各种“法制”和“制度”运行，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制”和“制度”需要服从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

       “家天下”和“公天下”有着两套完全不同的运行和规制机制，但二者之间同时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互牵制性，这表现在民意的反应和统治阶级对于民意的反应，因此二者之间的交流实际上由于特权和各种礼制的存在而变得十分艰难。所以言官作为向皇帝箴言的重要渠道，也是民意上达的重要机制。中国古代的官宦都有着相当大的士大夫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思虑，这也是传统儒学教育使然，因此言官们在百姓心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代表民意。

       问题就在于言官的双重身份，言官往往以御史的身份供职于朝廷，这个官职既有进言的便利，也有约束百官的权利。而往往因为双重的责任就导致了言官往往在官场上表现的相当的孤立，很难获得同僚的亲近，这就使得言官在进言的过程中缺乏抱团式支持，其个人境遇也因为官职的原因变得十分窘迫。而往往言官担任着“家天下”和“公天下”之间重要的沟通职能，却由于这种势单力薄的存在往往使得言不得用，官不得升，始终处于官场的边缘。

       所以，言官往往就面临着孤身一人去与一个庞大的党派进行施政方略斗争的孤立现实，而往往还需要面临与皇帝关系处不好时不得不以死相要的悲壮故事。那么其他的官员和皇帝的想法就一定是不对的吗？言官的主张和想法一定就是正确的吗？翻看史实，往往不是这样的，好多情况下是言官往往以民众的意愿作为幌子而宣传自己的施政方略，尽管很可能站在了民众的立场上，但往往缺乏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大局思考和实力协调。

       言官的结局很多情况下是悲壮的，但不是说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思考都是明智的和正确的。其实对于政治而言，往往不存在正误之分，只要大的方向是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都不会犯错，原因在于政治的对象是人民，是社会，这种对象是没有试验并进行比较的机会的。所以，很可以这样讲，在不发生大的方向性错误下，只要实行了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所以，言官的命运往往是一种书生意气和士子情怀在作祟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仅仅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

       这种书生意气和士子情怀往往是很具煽动性的，但又是缺乏实效的，这不能为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实质性的提高。这种感性的认知往往只能成为统治者宣扬道德的口号和标准，成为百姓的情感宣泄的重要渠道。而言官的存在应当是在制度层面上切实地改进政治的现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为国家政策提供重要的标鉴。而这往往是历史上的言官很难做到的，原因在于言官制度的不健全和“人治”的不确定性。

       封建时代的言官们要真正的实现其职能就要充分地理解政治，并且明了政治斗争过程中各个势力的实力。在各个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充分利用斗争的过程实现百姓的意志维护百姓的追求，这应当是言官们积极从事和准备的，然而历史上政治斗争动辄丧生，这使得言官功能的发挥需要有极大的代价。所以归根到底，对于言路的畅通应当又一个制度性的约束，比如，在《乾隆王朝》中当乾隆皇帝要杀犯颜直谏的左都御史钱峰时，和亲王与一些军机大臣在皇史城寻找到康熙帝的一句遗训“不杀言官”是的钱峰暂免一死。这说明了沿袭下来的制度的有效性，但也是“人治”的悲哀。

       好多人对于言官的评价是政治不成熟和贪图虚名。这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言官往往以死而成就一生，彪炳史册，为后人所敬仰，这是言官的理想，也是别人所称的虚名。好多的言官为了这个“虚名”而备下棺材、以头抢柱，成为史学家笔下所津津乐道的故事，这是一种文学性的美，却是政治上的缺憾。我想这不是什么虚名，只有你不断地脱离儒学道德标准体系之后才会发现这种虚名，而处于体系内的则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事，绝无欺世盗名之心，这也就是我一直赞赏言官们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