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同情心、同理心这两个词。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也把是否具有同理心、同理心有多强视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做互联网产品方面，在产品经理界名望很高的产品经理，现任滴滴副总裁俞军就说过，他在看产品新人时，会认为同理心是最关键的，“产品经理必须有同理心”。
那么，同理心究竟指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同理心就更强？同理心可以培养吗？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教授黄亚生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同情、同理心和同理圈的概念 ，理解了这几个概念，就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是同情（Sympathy）和同理（Empathy）的差异。黄亚生引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说，同理不仅仅是对他人的不幸产生怜悯、感到悲哀，而是把自己和他人换位，用他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人的处境。通过这种换位思维的能力，一个人就能够让自己感受到他人的感觉和感情。而同情，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指对他人的不幸感到怜悯和悲哀，但并没有通过换位思考去感受他人的感受。
人为什么会换位思维？或者说，一个人为什么要主动站在其他人角度来看问题？答案是，具备换位思维的人往往也具有一种时空概念，也就是，我会从你今天的处境，推导出我明天可能的处境。因此，人的同理心并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考虑到自己的代入行为。这就可以推导出，人的自私和人具备同理心是没有本质矛盾的。亚当·斯密说：“啊，人是自私的，但其实人也不是那么自私，人也是具有同情心的。”这句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概念是同理圈（circle of empathy）。同理心的作用和影响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阶层限制的，并不存在广泛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同理心。同理圈可以理解为同理心发生作用的范围。
黄亚生教授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中国地震假说”。亚当·斯密写道：“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道德情操论》出版于1759年，当时中国和欧洲的通讯还没有那么发达，距离感因此也更强。
18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用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来表达同理圈的概念。同心圆的中间是自己，往外依次是家人、亲密朋友、普通朋友、同阶层群体、同国家群体、同人种群体、其他人、甚至延伸到其他生物。一个人的同理心随着同心圆的向外扩展而逐渐减少。拿地震来比喻的话，中间最强烈，越往外力量越小。
黄亚生提出，影响同理圈的，除了血缘、民族等之外，还有人的认知和理智能力。同理有理智、推理和道理的成分在其中，因此，即使一个人的同情程度是给定的，同理程度也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被后天培训的。黄亚生教授说：“人类文明就是一段从一个小的同理圈向一个大的同理圈演化的历史。”
黄亚生用同理圈的概念来解释一些恶性社会新闻。比如一个抱着孩子的女性，因为没有配合警察执法，被警察摔倒在地，孩子也摔在地上，这是一个很多人讨论的社会新闻。这名警察肯定不会愿意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被人这么对待。他这样对别人，说明他的同理圈只覆盖到了自己的家人。但是他缺乏时空思维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某种意义上默认，如果未来发生同样情况，另一位警察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置抱着孩子的他自己的妻子。因此，其实是理智和认知能力缺失导致了他的同理圈范围局限以及缺乏同理心。
以上就是经济学家黄亚生对同情、同理心和同理圈概念的解释，希望对你理解同理心这个生活中经常提到的词语有帮助。
